我叫赵德明，今年七十二了。

我哥赵德厚，大我三岁，今年整七十五。我们俩住同一个小区，隔着一栋楼。他住五楼，没有电梯，每天爬楼梯上下。我住在三楼，有电梯，因为他当年把有电梯的那套让给了我，说“你膝盖不好，我腿脚还行”。他腿脚其实也不好，前年查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走路的时候左腿有点拖，但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疼。

今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你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我放下手里的茶杯就过去了。他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面前摆着一杯凉透的茶，旁边放着一个布包，是他平时放重要东西的那个。我记得那个布包是他退休那年单位发的纪念品，藏蓝色的棉布，边角磨得起了毛，抽绳的头上系着一颗旧珠子，颜色已经褪了大半。他见我来，拍了拍沙发旁边的位置，说“坐”。

我坐下来。他把布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和几张大额存单，放在茶几上，用手掌压平了，然后推到我面前。“这是你哥这些年攒的，你看看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注意到他推存折的时候手指微微地蜷了一下，像是在递出什么他很舍不得又不得不放手的东西。

我翻开存折，余额那栏的数字让我眼皮跳了一下。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儿，总共一百八十六万多。我抬起头看他，他靠在沙发背上，双手搭在膝盖上，嘴角微微往下撇着，像在笑又不像在笑。窗外午后的光从阳台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把他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照得有些透，能看见里面那件旧背心的轮廓。他花白的头发在光里显得更白了，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脱口而出。

他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又放回去。“攒的。我跟你嫂子过了一辈子，她走得早，我一个人的花销有限。退休金加以前的工资，每个月省一点，年底凑一凑，有合适的理财就买一点，三十多年了，加上利息，就这么多了。”他说话的语气还是那样淡淡的，好像他放在茶几上的不是一百八十多万，而是一袋刚买回来的面粉。他说“你嫂子走得早”的时候顿了一下，很短，像一颗石子沉进水里的速度那么快，我还没来得及接住那个停顿，他已经继续说下去了。

我嫂子是十年前走的，胰腺癌，从确诊到离开不到四个月。那年我哥六十五，刚退休没多久。那四个月他天天在医院守着，我让他回家睡他都不肯，就在病房的折叠椅上靠一靠，天亮的时候腰直不起来，要用手撑着椅子扶手才能站起来。嫂子走的那天晚上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背靠着墙，眼睛看着对面那扇关着的门，一句话没说。我坐在他旁边陪了他很久，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很轻，像那些话已经在他胸腔里闷了很久：“你嫂子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福，她走的也快，没遭太多罪。”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这一句更轻了：“她把存折放在枕头底下，上面压着咱妈的遗像，等我回家的时候才翻到。”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本存折，阳光照在封皮上，把那个银行的烫金字照出一点细碎的反光。“这些钱你留着吧，你一个人住，以后养老、看病、请护工都用得上。”我说。

他摇了摇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还能动几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喊你过来不是给你看这个数的。”他把存折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行手写的字让我看。那行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有些抖，但一笔一划都用力写着：“赵德厚与赵德明兄弟共有。”下面签了他的名字和日期，日期是上周的。

我的视线在那行字上停了很久。窗外的风把阳台上的晾衣架吹得轻轻响了一下，铁质的衣架碰撞出叮的一声，又安静了。我张了张嘴，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了一下才出声：“哥，你这是干吗。”

“我走了以后，你拿一半，给咱侄女留一半。”他说的“咱侄女”是我女儿，他唯一的亲侄女。“你嫂子走的时候交代过，说咱家就这一个闺女，得给她留一份。我这些年攒的东西，一半是你的，一半是她的。”他说完这句话就把存折合上了，重新放回布包里，抽绳拉紧，那颗褪色的珠子在绳子末端轻轻晃了两下。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我的视线从布包移到他脸上，他正侧着头看窗外，阳台外面的梧桐树叶子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油亮的绿光。他的侧脸线条比以前松弛了许多，下颌的轮廓不像年轻时那么分明了，嘴角微微耷拉着，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透过老花镜片的边缘，看着那棵他看了二十年的树。

“哥，”我说，“你今年才七十五，说这些还早。”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目光是那种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之后的坦然。“不早了。我这辈子该办的事都办了，就剩下这一件——把钱交到你手里，我就踏实了。”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你拿着，别推。”

那天下午我在他家里坐了很久，茶几上的茶彻底凉透了，他也没续水。我们聊了一些别的，聊楼下那个新来的门卫老是记不住人脸，聊菜市场的菜价又涨了，聊我女儿寄回来的明信片到了没有。那些话都是平常的话，像两个老邻居坐在楼道口晒太阳时说的那些不轻不重的话。但他把那本存折放进布包的时候，他的动作比平时慢了半拍，像是把一件很重的东西安放在了一个很稳的位置上，确认它不会滑落，才慢慢松开了手。我帮他把茶几上凉透的那杯茶端走，倒掉，洗了杯子，放回碗架里。他靠在沙发背上没有动，闭着眼，像是忽然卸掉了一副担子，终于能安心地歇一歇了。

我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扶着门框看着我下楼梯，就像他以前每次送我走时那样。但这一次我走到转弯处回头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关门，而是站在门口，一只手搭在门框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侧，目光落在我身上，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只是抬了一下手，像赶一只不肯进窝的鸽子一样，在我背后把那扇门缓缓地合上了。

那一百八十六万现在还在他手里。他每天带着那本存折去买菜、去公园下棋、去社区医院量血压，据他说现在连睡觉都把它搁在枕头底下。我倒希望他带着它去，带着它走过秋天的落叶、冬天的薄冰、春天的花瓣和夏夜的凉风。这样我跟他之间还有一百八十六万可以分，也有一百八十六万可以不分。那本存折里的数字还在安静地往上涨着，每月多一点，每月多一点，像一口耐心的水井，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慢慢地蓄着。他把那口井指给我看了，井口磨得光滑，很深，很稳，足够我们两个人坐在旁边，看很久很久的水光，而不必急着把它舀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