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姐姐被抬进镇医院那天，天阴得像要塌。父亲沈大川蹲在走廊尽头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全烧在手指上也没吭声。护士催他缴费，他掐了烟，走到小卖部公用电话前，拨了一个很久不打的号码。电话通了，他只说了一句：“青禾让人打了，在镇医院。”那头沉默几秒，挂了。

第二天清早，一个穿黑夹克的高个男人走进医院，满走廊人自动让开。他推开病房门，姐姐正挂着水，脸色白纸一样。男人没说话，转身下楼。村口，周大魁正带着两个人晃悠，远远看见男人，脚下一绊，扑通跪在泥地里，嘴里喊：“燎哥，我错了。”

第一章

那天是七月十七，我高考完没几天，整日在镇上姐姐的小卖部帮忙。姐姐叫沈青禾，比我大四岁，高中没读完就回家开了这间铺子。铺子不大，卖些油盐酱醋、香烟啤酒、学生用的铅笔橡皮，门口支着一块木板，摆着几把青菜和半筐土豆。

我蹲在门口择韭菜，抬头看见天阴得厉害，云层压着苦竹坳后面的山头，像浸了水的棉絮。姐姐在柜台后给一个老头找零钱，零钱里夹着几张皱巴巴的一角两角。老头走后，姐姐从抽屉里摸出两个硬糖，一个给我，一个剥开塞进自己嘴里。糖是水果味的，便宜，一块钱能买一把。

“豆包，一会儿去把外头的土豆收进来，怕下雨。”姐姐说。她叫我小名，家里人都这么叫，因为小时候长得圆，像豆包。

我刚要起身，听见街面上有人笑。笑声很大，带着酒气。我抬头，看见周大魁带着两个跟班从街东头晃过来。周大魁是村主任的儿子，比我大八岁，长得横，脖子粗，胳膊上有条疤。他在镇上开着一家砂石场，平时没人敢惹。跟班一个叫刘三，一个叫陈四，都是游手好闲的人。

姐姐没抬头，继续理货。周大魁走到铺子前，一巴掌拍在柜台上，玻璃板震得响。他说：“沈青禾，晚上去镇东头唱歌，给哥几个倒酒。”

姐姐说：“我不去。”

周大魁笑：“不去？你男人都没有，装什么正经。我告诉你，我看上你是给你脸。”

我站起来，手里还攥着那把韭菜。姐姐从柜台后走出来，把我往身后拨。她个子比周大魁矮一个头，但腰挺得直。她说：“周大魁，你有事说事，没事别在我门口耍酒疯。”

周大魁脸一沉，伸手就去拽姐姐胳膊。姐姐甩开，往后退一步，后腰撞在冰柜角上。她疼得皱了下眉，没吭声。刘三和陈四在旁边起哄，说“嫂子别犟”之类的话。周大魁觉着丢了面子，抬手就是一巴掌，落在姐姐左脸上。声音脆，像谁往地上摔了个熟透的柿子。

我冲上去，被周大魁当胸推了一把，后脑勺磕在门框上，眼前发黑。姐姐急了，抄起柜台上的秤砣砸过去。秤砣没砸到周大魁，落在地上滚了两圈。周大魁骂了一声，抬脚踹在姐姐肚子上。姐姐往后倒，脑袋撞在货架角，血当时就下来了，顺着脖子往下淌。周大魁还不解气，又补了一脚，踢在姐姐腰上。姐姐蜷在地上，哼了一声，再没动静。

有人喊“打人了”，周大魁才带着人走。我爬过去，姐姐脸色白得吓人，额头上一道口子，血把衣领都染了。我抱着她喊，她眼睛闭着，手冰凉。

镇医院离铺子不远，我和几个邻居把姐姐抬上板车，一路小跑。天阴得更沉了，半路上雷响了一声，雨没下来。到医院，护士把姐姐推进急诊室，医生说要拍片子，可能要缝针。我在走廊里站着，腿发软，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

父亲赶到的时候，我已经在急诊室门口坐了好一会儿。他穿一件灰布衫，裤腿卷到膝盖，脚上一双黄胶鞋，鞋帮沾着泥。他一句话没问，先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到急诊室门边，从门缝往里看。里头灯亮着，医生护士围成一团。他站了一会儿，退回来，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

护士出来催缴费，说先交五百。父亲把手伸进裤兜，摸出几张叠成方块的钱，数了数，不够。他又从另一个兜里翻出一把零票，凑上，还差一百多。他抬头看护士，说：“先交这些，剩下的我明天补上。”护士点头，拿着钱走了。

父亲走到走廊尽头，蹲下来，从裤兜里摸出烟盒。烟盒是软壳的，被汗浸得皱巴巴。他抽出一根烟，叼在嘴上，摸出火柴，划了两下才点着。烟头一亮一暗，他蹲在那儿，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灰落在地上。抽到后来，烟头烫到手指，他也没动，像没知觉。

我走过去，叫了声“爸”。他没抬头，只“嗯”了一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他旁边蹲下。走廊里消毒水味很重，头顶灯管嗡嗡响。外头雨终于下来了，雨点打在窗户玻璃上，啪啪响。

过了很久，医生出来，说姐姐脑震荡，额头缝了四针，腰上有挫伤，需要住院观察。我松了口气，父亲站起来，把烟头扔进垃圾桶。他看了眼急救室方向，又看看我，说：“你守着你姐，我出去一趟。”

我说：“爸，你去哪？”

他没答，转身朝医院门口走。我追到门口，看见他冒雨走进夜色里。雨很大，他的灰布衫很快贴在身上，背影越来越小。

那一夜，我坐在姐姐病床边，她额头上包着纱布，脸色白得像纸，手背上扎着针，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我握着她的另一只手，她的手心很凉。外头雨下了一夜，我打了几个盹，每次惊醒都去看她的脸。

第二天天没亮，雨停了，天还是阴的。护士来查房，说姐姐还没醒，但生命体征稳定。我又困又饿，趴在床边眯着。迷迷糊糊中，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皮鞋底敲着水泥地，一下一下，很沉。

我睁开眼，看见病房门口站着一个男人。高个子，黑夹克，肩膀很宽，头发剃得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站在那儿，挡住从走廊透进来的光。我想起昨天父亲打电话时说的那句话，心里一紧。男人没说话，推开病房门走了进来。他的眼睛在姐姐脸上停住，嘴角动了动，没出声。然后他转身，走出病房，皮鞋声沿着走廊往楼下去了。

我站起来追出去，只看见他黑夹克的背影在楼梯转角消失。

他就是陆燎。

第二章

我追到医院门口，陆燎已经走远了。街上湿漉漉的，积水映着灰蒙蒙的天。几个早起的摊贩在支棚子，看见他，都停下手里的活，眼睛跟着他走。陆燎像没看见，步子很稳，顺着镇街往村口方向去。

我犹豫了一下，没再追。回到病房，姐姐还是没醒。护士进来换药，说病人需要安静，让我别乱跑。我坐在床边，脑子里乱糟糟的。陆燎回来，我不知道是好是坏。

陆燎是我继兄。我亲妈在我五岁时病故，父亲沈大川第二年娶了陆燎的妈王秀兰。王秀兰带着陆燎来我家，陆燎那时十岁，我六岁，姐姐八岁。王秀兰是个矮胖的女人，脸上总带着笑，对我和姐姐不错。可陆燎不一样，他从小就野，在苦竹坳读小学时就跟人打架，身上总带伤。父亲管他，他不听，后来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再后来，他跟镇上的周大魁混在一起，成了别人嘴里的小混混。

五年前，陆燎十八岁，因为一桩故意伤害案被判了刑，具体什么事，家里从没跟我细说。我那时十四岁，只记得父亲接到法院通知那天，在院子里坐了一整夜。王秀兰哭得眼睛红肿，陆燎被带走时，没回头。王秀兰在陆燎入狱的第二年病逝，走的时候瘦成一把骨头。从那以后，父亲更沉默了，家里就剩我们三个。姐姐小卖部开起来后，日子才慢慢好过些。

陆燎出狱是去年秋天的事。父亲没去接，陆燎也没回家，听说直接去了省城，在工地干活。我们和他几乎断了联系。我没想到，父亲会给他打电话。

中午，姐姐醒了。她睁开眼，先看屋顶，又看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豆包，我没事。”

我鼻子一酸，说：“姐，你吓死我了。”姐姐抬手摸摸额头，碰到纱布，疼得抽了口气。她想坐起来，腰上没力，又躺回去。我拿水给她喝，她喝了两口，说：“周大魁呢？”

我说：“还在村里，没人管他。”姐姐没说话，眼睛看向窗外。雨又下起来了，细细密密的。

下午，父亲来了。他换了身干衣服，手里提着一个保温壶，壶里是小米粥。他进来先看姐姐，姐姐叫了声“爸”。父亲点点头，把保温壶放在床头柜上，说：“医生咋说？”姐姐说：“观察几天。”父亲“嗯”一声，在床尾坐下，没再说话。

我忍不住问：“爸，你昨天给谁打电话了？”父亲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你燎哥。”我虽然猜到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姐姐皱了皱眉，说：“找他做什么？”父亲没答，从兜里掏出烟盒，又塞回去，像想起这是医院。

我说：“他今天早上来过了，穿了件黑夹克，看了一眼就走了。”父亲眼皮抬了抬，似乎并不意外。姐姐转过来看我，说：“陆燎回来了？”我点头。姐姐没说话，手指在被单上轻轻划了一下。

傍晚，我出去打水，在走廊里听见两个护士小声议论，说镇上那个周大魁今天在村口被人堵了，跪在泥地里喊“燎哥”。我端着水壶，站在拐角听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说：“就那个坐过牢的陆燎，回来了，周大魁以前跟他混，现在怕得要死。”另一个说：“该，欺软怕硬的东西。”

我回到病房，没告诉姐姐，也没跟父亲说。陆燎早上从医院走后去了村口，然后周大魁下跪。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周大魁喊“燎哥，我错了”，到底错在哪？如果只是因为打了姐姐，不至于下跪。这里头有我不知道的事。

晚上，姐姐又睡了。父亲让我回家休息，他守在病房。我坐末班三轮车回苦竹坳。雨后的土路坑坑洼洼，三轮车颠得厉害。村口的路灯坏了一盏，光线昏暗。经过周大魁家那栋三层小楼时，我看见他家的铁门紧闭，楼里黑着灯。以往这时候，周大魁常和人在门口喝酒划拳，今天静得吓人。

到家后，我烧了水洗澡，躺在自己床上。雨又下起来，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浮现姐姐倒在货架角下的样子，还有陆燎站在病房门口的背影。他比五年前高了不少，也更壮了，肩膀像一堵墙。可他没跟我和父亲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爬起来，去父亲屋里找电话本。父亲在床头柜里放着一个旧电话本，用挂历纸包的皮。我翻到一页，上面写着一个手机号，后面用铅笔写了“燎”字。字是父亲的，歪歪扭扭。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第二天清早，我搭第一班三轮车去镇上。路过村口时，看见一棵老槐树下围着一圈人。我让司机停车，挤进去。周大魁不在，只有刘三和陈四蹲在树根边，脸色发青。地上有一片泥水，被踩得乱七八糟。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说：“昨早陆燎从镇上回来，周大魁正好在村口晃，看见他，腿一软就跪了，喊燎哥我错了。陆燎站那儿，没说话，等周大魁喊了三遍，才让他起来。”我问：“后来呢？”老头说：“后来陆燎走了，周大魁在泥里跪着，好半天才爬起来，脸白得跟纸一样。”

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周大魁打了我姐，我恨他，巴不得有人收拾他。可陆燎什么也没做，只站在那里，就把周大魁吓成那样。他身上到底带着什么？是那五年牢，还是别的东西？

我到医院时，父亲在门口抽烟。他看见我，把烟灭了。我说：“爸，我听说陆燎在村口把周大魁吓跪了。”父亲没说话，眼睛看向远处。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燎哥心里有数。”

我去病房看姐姐。姐姐已经能坐起来了，靠在床头喝粥。她看见我，说：“豆包，你来。”我走过去。她压低声音：“陆燎什么时候来，你别让他进我病房。”我说：“为什么？”姐姐说：“不为什么，不想见他。”她语气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有疙瘩。陆燎当年跟着周大魁混，姐姐最恨周大魁，连带着也怨陆燎。而且陆燎入狱那几年，王秀兰病重，姐姐一个小姑娘既要照顾家里又要看铺子，吃了很多苦。她可能觉得陆燎欠这个家。

可父亲把陆燎叫回来，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正想说话，病房门被推开。陆燎站在门口，还是那件黑夹克，手里提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苹果和两瓶水。他站在那儿，没往里走，眼睛看着姐姐。

姐姐也看见了他，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然后扭过头去，看向窗外。

陆燎没说话，把塑料袋放在门边的地上，转身走了。皮鞋声一下一下，下了楼梯。

我追出去，在走廊里叫：“燎哥！”他停住，没回头。我跑到他面前，仰头看他。他比我高出一个半头，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很深。我说：“你……不进去看看姐？”他说：“她不想见我。”声音很低，像砂纸擦在木头上。我说：“那你回来干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说：“回来办点事。”然后他绕过我，下了楼。

我站在走廊里，心里堵得慌。

第三章

那天中午，我去医院食堂打饭，碰见了镇上的老裁缝赵婶。赵婶拉着我，小声问：“豆包，你燎哥回来啦？”我点头。赵婶说：“你燎哥是个狠人，你可别惹他。五年前那事，他一个人把周大魁的事全扛了，周大魁倒好，拍拍屁股走了，连个证都不作。你燎哥坐了五年，出来没找周大魁算账，这回是为了你姐吧？”

我愣了。五年前的事，我一直不清楚，听赵婶这话，似乎是周大魁犯了事，陆燎替他顶了罪？可陆燎为什么要替周大魁顶罪？

赵婶见我发愣，又说：“你不知道？当年周大魁在镇上跟人争砂石生意，把对方一个人打瘫了。本来周大魁是主犯，陆燎帮着拦了对方的人，后来跑了。警察来抓，周大魁躲了，陆燎自己去的派出所，说人是自己打的。后来法院判了五年。周大魁家里使了钱，没追究他。”赵婶叹气，“你燎哥傻啊，替那种人背锅。”

我端着饭菜回病房，心里翻江倒海。陆燎不是跟着周大魁混吗？怎么会替周大魁顶罪？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交易？父亲知不知道？

姐姐吃完饭，说要下床活动。我扶着她慢慢走了几圈。她走累了，坐在窗边。外头雨已经停了，天还是灰的。姐姐看着窗外，说：“豆包，你见到陆燎，让他回家住吧。”我奇怪：“你不是不见他吗？”姐姐说：“他总在镇上晃，别人看着像什么。家里有地方，让他回去。”我点头。

下午，我回村去找陆燎。村里人都说，陆燎在河边那间老瓦房里。那房子是王秀兰留下的，就在我家老屋后头，已经空了好几年。我走到河边，看见瓦房门口蹲着一个人，正在劈柴。斧头起落，木柴裂成两半，声音清脆。

我走过去，叫：“燎哥。”他抬头，看我一眼，把斧头插进树墩里，站起来。他手上没戴手套，虎口有血泡，已经磨破了。我说：“姐让你回家住。”他转身把劈好的柴码在墙边，说：“不用。”我说：“那房子是爸的，你回来住怎么了？”他停下手里的活，说：“豆包，你回去看着你姐，不用管我。”

我急了：“你回来到底是要干什么？周大魁看见你就下跪，是不是因为五年前那事？你替他顶了罪，对不对？”陆燎没说话，又拿起一块木柴，一斧子劈下去。木柴裂成两半，飞溅出来的木屑落在我脚边。他的动作顿了一下，说：“不是替他顶罪。”我说：“那是什么？”他把斧头扔在地上，直起身，看着我。他的眼神很重，像压着什么东西。他说：“人本来就是我打的。”

我愣住了。赵婶说的版本里，陆燎是顶罪。陆燎自己却说是他打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陆燎见我发怔，说：“当年周大魁跟一个砂石贩子起了冲突，喊我去帮忙。那贩子带了五六个人，把我们堵在砂石场。周大魁先动的手，捅了贩子一刀。贩子倒下，周大魁吓跑了。我拿着棍子拦住其他人，混乱中把一个人打瘫了。后来警察来，周大魁躲到亲戚家，我去了派出所。没人让我顶罪。”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问：“那你为什么说是自己打的？周大魁先动刀，主犯是他。”陆燎说：“刀伤了人，周大魁脱不了干系。可躺下的那个，是我打的。法院判我五年，不冤。”我看着他，觉得他变了，又好像没变。他以前从不解释这些。

“你恨周大魁吗？”我问。

陆燎没回答。他弯下腰，捡起斧头，继续劈柴。木柴一堆一堆码好，像一堵矮墙。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陆燎说的和周大魁下跪有什么关系。如果陆燎不恨周大魁，周大魁为什么怕成那样？还是说，周大魁怕的是陆燎这个人——一个坐了五年牢、出来后浑身煞气的人，站在他面前，不用动手，就足够让他崩溃。

晚上，父亲从医院回来，我在院里洗菜。父亲走过来，问：“你燎哥呢？”我说：“在河边老屋。”父亲“嗯”一声，进了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一双旧胶鞋，说：“给你燎哥送去，他穿皮鞋劈柴不行。”我接过胶鞋，往河边走。父亲站在院门口，叫住我：“豆包，别跟你燎哥提以前的事。”我回头：“为什么？”父亲说：“他心里有伤。”我点头。

到了河边老屋，陆燎不在劈柴。门半掩着，我推开门进去。屋里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床上放着他那件黑夹克，旁边有一个旧挎包。我把胶鞋放在门边，喊了一声，没人应。我走到门口，看见陆燎在河边洗脸。他光着膀子，背上好几道旧疤，像蜈蚣爬在皮肤上。我赶紧别开眼。他听到动静，回头看见我，抹了把脸，穿上衣服走过来。

“爸让我给你送双胶鞋。”我说。他看了一眼，说了声“谢了”。我犹豫了一下，说：“燎哥，周大魁今天在村口跪你，你打算怎么办？”他穿上胶鞋，系紧鞋带，站起来踩了踩。说：“他该去自首。”我说：“自首什么？当年的事？”陆燎说：“打你姐的事。”我这才明白，他是要让周大魁为打伤姐姐的事负责。

“他会去吗？”我问。陆燎看了我一眼，说：“会。”语气笃定，没有第二个字。

第四章

第二天清早，陆燎果然去了周大魁家。

我原本在医院，是刘三跑到医院找到我，说“你燎哥要出事了”。我吓一跳，赶紧跟着刘三往村里跑。路上刘三喘着气说：“陆燎一大早就去了周大魁家，把周大魁从被窝里拎出来，让他去派出所自首。周大魁不肯，陆燎就把他家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把手掰断了。周大魁的爹周主任出来，说陆燎私闯民宅，要报警。陆燎说，你报，正好把五年前的事一起说说。周主任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我跑到周大魁家时，院门外围了不少人。陆燎站在院子里，周大魁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站在堂屋门口，头发乱糟糟的。周主任坐在堂屋里的太师椅上，脸色铁青。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把手确实断了，断口扭曲。陆燎手里什么也没拿，就站在那儿，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

周大魁看见我，像看见救星，喊：“豆包，豆包，你跟你燎哥说，我赔，我赔医药费，多少都行。”陆燎没回头，说：“赔钱？你把我妹打住院，赔钱就完了？”周大魁“扑通”跪下，这次不是村口泥地，是自家水泥地。他跪在那儿，说：“燎哥，我错了，我该死，我不该打青禾。你饶了我，我明天就去给她道歉。”陆燎说：“不是道歉的事。你打人，该拘留拘留，该判判。”周大魁哭丧着脸：“燎哥，我这回进去了，出来还怎么活？我砂石场怎么办？”陆燎说：“你打人的时候，想过别人怎么活吗？”

周主任站起来，走到门口，说：“陆燎，我儿子打人是不对，可你也没权力私闯民宅、毁坏财物。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你有案底，这回跑不掉。”陆燎看了他一眼，说：“周主任，你儿子五年前捅了人，你花多少钱把事抹了？你要报警，正好，我这里有当时的证人名单，一个不落。”周主任脸色白了。

警察来得快。镇派出所的两个民警走进院子，先把围观的人劝散。一个老民警认识陆燎，也认识周大魁。他看看地上的断把手，又看看周大魁跪着的腿，说：“都别闹了，有什么事回所里说。”陆燎没动，说：“周大魁打伤沈青禾，脑震荡，缝了四针，医院有记录。我要求他自首。”老民警点头，对周大魁说：“周大魁，你打人的事我们接到报案了，跟我们走一趟。”周大魁慌了，喊：“爸，救我！”周主任上来拉老民警的胳膊，说：“孩子打架，赔点钱就完了，闹到所里干什么。”老民警说：“周主任，你要阻碍执法吗？”周主任手松了。

周大魁被带上警车时，回头喊：“陆燎，你等着，我跟你没完！”陆燎没理他，转身走出院子。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我跟着他，走出好远才问：“燎哥，你没事吧？”他说：“能有什么事。”我说：“周主任会不会报复？”陆燎说：“他不敢。”我看着他背上的汗，把衣服湿了一片。他走路时右腿有点瘸，不明显，但我看出来了。是五年前的旧伤，还是刚才弄的？

回到医院，姐姐已经知道周大魁被警察带走的事。她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把橘子，慢慢剥。我进去，她抬头：“你燎哥呢？”我说：“在楼下，没上来。”姐姐没说话，把橘子递给我一瓣。我接过来吃了，说：“姐，周大魁被抓了，你不高兴吗？”姐姐说：“高兴不起来。周大魁进去，他爸还在村里当主任。”我说：“燎哥说了，周主任不敢报复。”姐姐苦笑：“他拿什么保证？他一个人，周主任有钱有势。”我说：“那也总比你白挨打强。”姐姐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壶，和昨天一样的小米粥。姐姐说：“爸，陆燎回来了，你知道？”父亲点头。姐姐说：“他要去惹周家，你不拦着？”父亲把保温壶放在柜子上，说：“他没惹，他让周大魁自首，是对的。”姐姐说：“可周主任不会放过他。”父亲说：“青禾，有些事，躲不过。”姐姐说：“你叫他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父亲没答，走出病房。我追出去，父亲站在走廊窗边，看着窗外。外头又开始下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玻璃上。

父亲说：“豆包，你去把你燎哥叫来。”我下楼，在医院门口的雨棚下找到陆燎。他靠在一根柱子上，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我叫他，他回头。我说：“爸让你上去。”他犹豫了一下，把烟塞回口袋，跟我上了楼。

病房里，姐姐已经坐起来了。父亲站在床尾。陆燎进去，站在门口。父亲说：“燎子，过来。”陆燎走过去，站在父亲面前，比父亲高半个头。父亲抬头看他，说：“回来就好。”陆燎“嗯”了一声。父亲又说：“你妹住院这几天，你帮豆包看着铺子。”陆燎说：“好。”姐姐突然开口：“我不需要他看铺子，我自己能行。”父亲说：“你先养伤。”姐姐说：“爸，你让陆燎回来，我管不了。但他跟我没关系，我的事不用他管。”父亲没说话，转身出了病房。陆燎站了一会儿，也出去了。病房里就剩我和姐姐。

我说：“姐，你别这样说。”姐姐说：“豆包，你不懂。他跟周大魁以前是一伙的。现在周大魁打了我，他回来做好人，可我过不去。”我说：“我问了燎哥，五年前不是他捅的人，是周大魁捅的，他打了别人，坐了五年牢。他没替谁顶罪。”姐姐看着我，说：“你信他？”我说：“我信。”姐姐别过脸去，手指揪着被单。外头雨声大了，打在窗上，像谁在敲。

第五章

周大魁被拘留的第三天，周主任果然有了动作。

他托人带话给父亲，说愿意出医药费，再加两万块钱，条件是让沈青禾写谅解书。父亲在小卖部接到电话，说：“不写。”对方说：“沈大川，你闺女被打，钱不要，要什么？陆燎早晚要走的，他走了，你一家子在苦竹坳还怎么过？”父亲说：“怎么过是我家的事。”挂了电话。

那天下午，周主任亲自来了医院。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皮鞋擦得亮，手里提着一个黑袋子。我守在病房门口，看他走过来，心里发紧。周主任看见我，笑着说：“沈青团是吧？你姐好点没有？我来看看她。”我说：“我姐睡了。”周主任说：“那我不进去，就在这儿说两句。”他看看四周，压低声音：“你爸呢？”我说：“出去了。”周主任把黑袋子往我手里塞，说：“这是三万块钱，给你姐买点营养品。你跟你爸说，周大魁不懂事，你们家抬抬手，谅解书写一下，出来我好好管他。”我推开袋子，说：“我姐不写。”周主任脸色沉下来，说：“沈青团，你可想好了。你燎哥一个人能护你们多久？我周家在苦竹坳三十年了。”我说：“你儿子打人，警察抓他天经地义。”周主任冷笑一声，提着袋子走了。

他走后，我心跳得厉害。晚上父亲来，我把事情说了。父亲听完，没说话，只坐在床边削苹果。他削苹果很慢，皮薄薄的一圈，没断。削完把苹果递给姐姐，说：“吃。”姐姐接了，咬一口。父亲说：“豆包，明天把铺子门开半天，别荒了。”我应着。

第二天，我去铺子开门。门口的木板上还摆着几把蔫了的青菜，柜台上的玻璃裂了一道，是周大魁那天砸的。姐姐没在，我一个人理货、扫地、卖东西。中午，陆燎来了。他穿着父亲给的胶鞋，黑夹克没穿，换了件旧蓝布衫。他走进铺子，看了看货架，说：“玻璃该换了。”我说：“嗯，等姐出院再换。”他走到货架前，把几包落灰的盐擦干净。我看着他，说：“燎哥，周主任昨天来了，要我们写谅解书。”陆燎手停了一下，说：“不写。”我说：“爸也是这么说的。”他没再说话，从柜台后拿出账本，翻了翻。

下午，一个陌生人来找陆燎。那人在门口喊：“燎哥！”陆燎抬头，走出来。我站在柜台后，看见那人跟陆燎在路边说话，手里拿着一叠纸。陆燎看了一会儿，点点头。那人走后，陆燎回来，把纸折好塞进裤兜。我问：“谁啊？”他说：“以前一个朋友。”我没多问。

傍晚，我去医院送饭，顺便告诉姐姐铺子有人管。姐姐说：“你让陆燎别在铺子里抽烟。”我说：“他没抽。”姐姐不再说话。

又过了一天，姐姐出院。父亲办完手续，陆燎也来了。他站在医院门口，等我们出来。姐姐被父亲扶着，看见陆燎，脚步顿了一下。陆燎没上前，只跟在我们后面。回到家，父亲把姐姐安排在她自己房间。陆燎没进屋，在院子里修那扇坏了的院门。他拿着锤子和钉子，一下一下敲。我在屋里帮姐姐收拾，说：“姐，你别总给燎哥脸色看，他真没替周大魁顶罪。”姐姐说：“豆包，我不是不信。我是气他自己扛了五年，出来不告诉我们。妈走的时候，他都不在。”我明白了，姐姐心里最过不去的，是王秀兰走时陆燎没能回来。

可陆燎当时在牢里，他回不来。这账，该算在周大魁头上。姐姐心里也清楚，只是她需要一个出口，而陆燎刚好是那个出口。

晚上，父亲在灶屋做饭。我去帮忙，看见父亲往锅里多下了半碗米。我说：“爸，燎哥在家吃饭吗？”父亲说：“在。”我笑了一下。父亲看我，说：“笑什么？”我说：“没什么。”父亲把灶火烧旺，锅里水咕嘟咕嘟响。陆燎从院门口进来，手里拿着刨子，对父亲说：“院门修好了。”父亲说：“洗手吃饭。”陆燎应一声，去井边洗手。

那顿饭，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得安静。姐姐不说话，陆燎也不说。父亲给我夹菜，又给姐姐夹。我扒着饭，心想，这大概是我们家最齐的一顿饭了。虽然空气里还绷着，但人总算坐在一起。

吃完，陆燎去厨房洗碗。姐姐坐在堂屋里，看着门外的天。我走过去，说：“姐，你早点睡。”她“嗯”一声，忽然说：“豆包，你把那个旧电话本拿来。”我回屋拿了父亲的电话本递给她。她翻到写着“燎”字的那一页，看了一会儿，手指在号码上描了一遍，又合上。她说：“你去叫他过来。”我走到厨房，陆燎正把碗一只只擦干。我说：“燎哥，姐叫你。”他愣了一下，把碗放下，擦了擦手，走到堂屋。

姐姐坐在藤椅上，指指对面的板凳。陆燎坐下。我在旁边站着。姐姐说：“豆包，你回屋去。”我看看他们，转身回屋。关门时，我听见姐姐说：“陆燎，五年前的事，我要你亲口跟我说。”门关上了，后面的话听不清。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雨停了好几天了，月亮从云后露出来，清亮清亮。院子里，父亲在劈竹片，准备编两个箩筐。他的影子被月亮拉得老长。

第六章

那一晚，姐姐和陆燎在堂屋说到很晚。

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半夜醒来，听见院子里有说话声。我爬起来，从窗子往外看。月光下，父亲和陆燎坐在院里的石桌旁，一人一杯茶，声音压得低。

父亲说：“周大魁的事，你打算怎么收场？”

陆燎说：“警察已经在查了。我明天去派出所做笔录，把当年那个被打瘫的人的情况也说清楚。周主任想用钱压，压不住。”

父亲说：“你自己呢？你身份特殊，警察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陆燎说：“不会。当年我已经服完刑，该赔偿的也赔了。现在是周大魁的事，跟我没关系。”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燎子，你妈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你。”

陆燎没说话。我听见茶杯放在石桌上的声音，轻轻的。

第二天早上，陆燎果然去了镇派出所。我和父亲在家，姐姐在院里慢慢走，做恢复。我悄悄问父亲：“燎哥去派出所，会不会有事？”父亲说：“他做的事，他自己有数。”

中午，陆燎回来，脸色平静。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周大魁的案子已经转给县里了，他以前那些事，会一起查。”我说：“周主任呢？”陆燎说：“周主任在县里有些关系，但这次压不住。我给了警察一个名单，有当年砂石场的工人，有被打瘫那家的家属，还有一个愿意作证的司机。”我松了口气。

果然，没过几天，村里就传出消息：周大魁不止打人这一桩，还有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伤害，数罪并罚，可能要判好几年。周主任到处活动，但效果不大。周大魁的砂石场被关了，周家的三层小楼也冷清下来。

村里人开始议论纷纷。有的说陆燎厉害，一回来就把周家扳倒了；有的说沈大川家这回扬眉吐气了；也有的说，周主任不会善罢甘休，小心狗急跳墙。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担心。

姐姐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她额头上的纱布拆了，留下一道淡红的疤，像条细细的月牙。她照镜子时，我用手指在那道疤上碰了碰。姐姐说：“丑不丑？”我说：“不丑，像画上去的。”她笑了一下，拍我的头。

陆燎在家的这些天，一直忙里忙外。他把小卖部的玻璃换了，又把货架重新钉了一遍。院子里的地不平，他挑了几担土来填。父亲砍回来的竹子，他一根根破成篾条，编了七八个箩筐、五六个竹篮，整整齐齐码在屋檐下。邻居来了，说：“燎子手艺不错。”父亲在旁边笑，没说话。

姐姐对陆燎的态度，也慢慢软了。有一次，陆燎从镇上回来，给姐姐带了一包话梅。姐姐正在灶屋烧水，看见话梅，说：“买这个做什么，浪费钱。”陆燎说：“你嘴里没味，吃这个开胃。”姐姐接过去，拆开一颗放进嘴里，没再说什么。我站在旁边，看见陆燎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了。

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周主任虽然不敢明着来，但暗地里使绊子怎么办？陆燎迟早要回省城，他走了，这个家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把担心跟陆燎说了。他正坐在灯下磨一把砍柴刀，磨刀石上沙沙响。他听完，说：“我暂时不走。”我惊喜：“真的？”他“嗯”一声，低头磨刀。我说：“那工地上的活呢？”他说：“辞了。”我说：“那你以后干什么？”他说：“我在镇上看看，能不能找点活。”我心想，他回来这些天，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一直穿着旧衣服。他坐过牢，虽然周大魁的事是他自己扛的，但村里人多少会有些看法。找工作，怕是不容易。

果然，陆燎去镇上问了几个工地和店面，人家一听他的名字，就含糊其辞。他回来也不说，每天还是劈柴、编筐、修房子。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天，我偷偷去问赵婶。赵婶说：“你燎哥有手艺，会木工，还会开货车。不如让你爸跟镇上的木器厂说说。”我回去跟父亲提。父亲说：“明天我去问问。”

父亲第二天去了木器厂。木器厂的厂长姓孙，是父亲当年的老相识。孙厂长听说陆燎是沈大川的继子，有些犹豫。父亲说：“他手艺比我好，人也踏实。你让他先试一个月，不行再走。”孙厂长答应了。

陆燎知道后，没说话，只把磨好的砍柴刀别在腰上，上山砍了几捆柴。回来时，他浑身是汗，肩上勒出一道红印。我给他倒水，他咕咚咕咚喝完，说：“豆包，谢谢你。”我说：“谢爸。”他点头。

陆燎去木器厂上班的第一天，我早早起来给他热了饭。他穿了一件父亲当年穿的旧工装，裤脚扎进袜子里，背上工具袋。出门时，父亲站在门口，说：“好好干。”陆燎回头，说：“知道了。”他走出院门，步子很稳。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日子好像真的要往好里走了。

第七章

陆燎在木器厂干了大半个月，老板孙叔对他很满意。他话不多，手上的活却精细，别人做不好的榫卯，他不用尺子就能画出来。月底发工资，他给家里买了两斤肉、一袋苹果，还给姐姐买了一双软底布鞋。

姐姐嘴上说“买这些做什么”，第二天就穿上了。她走路还是慢，腰上偶尔会疼，但精神好了很多。小卖部重新开门，姐姐坐镇柜台，我和陆燎轮流去帮忙。

周大魁的案子在县里开庭前，周主任又来了一次。这次他一个人，没带东西，脸上也没了笑容。他站在我家院门外，喊父亲的名字。父亲出去，两人站在门口说话。

周主任说：“沈大川，我儿子这回要是判重了，我家就完了。你抬抬手，让沈青禾出个谅解书，别的我不求。”父亲说：“他打我闺女的时候，怎么不抬手？”周主任说：“我赔，我赔钱，多少都行。”父亲说：“你的钱，留着自己花。我闺女不和解。”周主任咬了咬牙，说：“沈大川，你就不怕以后？”父亲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周主任转身走了。

姐姐在屋里听见了，出来说：“爸，我们这样会不会招祸？”父亲说：“天塌不下来。”

过了几天，法院开庭。我和父亲、姐姐都去了。陆燎作为证人出庭，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理得整齐。他在庭上把五年前的事说了一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旁听席上，周主任低着头，手里的烟没点。周大魁站在被告席上，瘦了一圈，眼神躲闪。

庭审结束后，周大魁被法警带下去。他经过陆燎身边时，停了一下，没敢抬头。陆燎看着他，没说话。

回家的路上，姐姐说：“他早该有这一天。”父亲说：“嗯。”

案子判下来那天，我们全家正在吃晚饭。收音机里播着县里的新闻，说周大魁因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赔偿各受害人损失。父亲听完，把收音机关了。姐姐低头扒饭，筷子在碗里顿了一下。陆燎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说：“吃。”那一刻，我们谁都没提周大魁的名字。

周大魁进去后，周主任在村里低调了不少，见人也不再趾高气扬。刘三和陈四夹着尾巴走了，砂石场关门，镇上安静了许多。

可有些事，还是像雨后的草，慢慢长出来。

村里开始有人说陆燎的闲话，说他坐过牢，现在回来捡便宜，把周家整倒了，自己倒成了好人。还有人说，沈大川让继子回来，就是为了吞周家的生意。姐姐听到这些，气得在铺子里拍柜台。我劝她：“别听，嘴长在别人身上。”姐姐说：“我就是气。”陆燎倒是无所谓，每天照常上下班。

有一天，我经过村口，听见几个妇女在议论：“陆燎那小子，以前就跟着周大魁混，现在倒打一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站住，想上去理论。陆燎不知从哪冒出来，拉住我胳膊，说：“回家。”我说：“她们说瞎话。”陆燎说：“让她们说。”我憋着一口气，跟他回了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陆燎为什么不辩解？五年前的事，他本来可以说清楚，但他从来不多说。他好像习惯了把什么都咽下去。

第二天，我去木器厂给陆燎送饭。他正在刨一根方木，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我坐在旁边的木墩上，说：“燎哥，村里人说你，你不生气？”他放下刨子，擦了把汗，说：“生什么气。以前我确实跟周大魁混过，他们没说错。”我说：“可你后来坐牢，是你自己扛的，周大魁才是主犯。”陆燎说：“主犯也好，从犯也罢，我都动了手。别人怎么看，我管不了。”我看着他，觉得他像个闷葫芦，里面装着很多话，但倒不出来。

午饭时，陆燎打开饭盒，里面是姐姐做的米饭和炒青菜。他吃得很慢，嚼了很久。我问他：“木器厂累不累？”他说：“不累。”我说：“你以后打算一直在这干？”他停了筷子，说：“等把家里的房修一修，你姐嫁了人，你上了大学，我再走。”我鼻子一酸，说：“你走哪去？”他说：“去哪都行，只要你们好好的。”我没再说话。

第八章

秋天来的时候，姐姐的伤完全好了。她开始像以前一样进货、理货、算账。小卖部的生意也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周大魁倒了，沈家出了个陆燎，没人再来找麻烦。

我高考成绩出来，过了省城一所大专的线。父亲很高兴，在院子里摆了一桌，请了几个亲戚。陆燎那天没上班，帮忙杀鸡、择菜。姐姐在灶屋掌勺，炒了七八个菜。吃饭时，亲戚们夸我有出息，又夸陆燎能干。陆燎只是笑，不说话。

父亲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他站起来，举着杯子，说：“豆包去省城读书，家里的事有燎子，我放心。”陆燎站起来，跟父亲碰杯，说：“爸，你少喝点。”父亲拍拍他的肩，说：“好。”那一刻，我看见父亲眼角湿了，灯光下亮晶晶的。

酒席散后，我在院里扫地。陆燎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有零有整。他说：“给你交学费。”我推回去：“燎哥，你工资不高，我不能要。”他说：“收着。你姐出了一些，我出一些。”我说：“你呢？你身上总得留点。”他说：“我在家吃在家住，用不着钱。”我捏着信封，心里又暖又酸。

第二天，我去镇上看志愿。姐姐说：“你选个近点的学校，省城就好。”我说：“嗯。”陆燎说：“省城我熟，开学我送你去。”我点头。

日子过得快。入学前，我每天帮姐姐看铺子，跟陆燎上山砍柴、下河摸鱼。他教我编筐，我笨手笨脚，篾条划破手指，他找了草药嚼碎给我敷上。夜里，我们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看星星。苦竹坳的天很黑，星星特别亮。陆燎说：“城里看不到这么多星星。”我说：“那你以后也去省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再说吧。”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可有些事，总会在最平静的时候出现。

那天是八月末，我从镇上领了录取通知书回来。经过村口时，看见周主任站在他家院门口，正跟一个陌生男人说话。那男人穿一件黑皮衣，头发中分，嘴上叼着烟。我多看了一眼，没在意。回到家，我把通知书给父亲看。父亲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笑得合不拢嘴。姐姐也在，她抢过去看，说：“豆包，你真行。”我笑。

陆燎还没下班。我兴奋地跑去木器厂找他。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陆燎站在门外，对面站着那个穿黑皮衣的男人。两人在说话，声音不大。陆燎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黑皮衣男人歪着头，笑着说：“燎哥，好久不见。听说你把周大魁送进去了，有你的。”

陆燎说：“你来干什么？”男人说：“我不干什么，就是来告诉你，周大魁的砂石场，现在有人接手了。想请你一起干，有钱赚。”陆燎说：“我没兴趣。”男人说：“别急着拒绝。你一身本事，在木器厂刨木头可惜了。”陆燎说：“你走吧。”男人笑了笑，拍拍陆燎的肩，转身走了。他走了几步，回头说：“你好好想想。”

我走过去，叫：“燎哥，那人是谁？”陆燎说：“一个以前认识的。”我说：“他让你干什么？”陆燎说：“别管他，回家。”我跟他往回走，心里忽然不安起来。

那天晚上，陆燎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他刚回来那晚父亲的样子。我端了杯水过去，说：“燎哥，那人是不是以前和周大魁一起的？”陆燎接过水，说：“嗯，砂石场的合伙人，叫马六。”我说：“他让你去砂石场干活？”陆燎说：“不是好活。”我看着他，说：“你别去。”他点头。

可马六没死心。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带了一帮人，在木器厂门口堵陆燎。陆燎没怕，出来说：“马六，我说了不干。”马六说：“燎哥，你这是不给面子。周大魁倒了，砂石场不能白关着。你在里面待过，镇上的路数你清楚。你入一股，不用出钱，当个管事，我给你分三成。”陆燎说：“我要上班。”马六笑：“上什么班，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什么？你出来，咱们一起发财。”陆燎没说话，转身往厂里走。马六在后头喊：“陆燎，你好好想想，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这件事很快传到父亲耳朵里。父亲晚上把陆燎叫到院里，说：“马六那帮人，沾不得。”陆燎说：“我知道。”父亲说：“你别走邪路。”陆燎说：“不会。”父亲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

我躺在床上，听见陆燎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声一下一下，直到深夜。

第九章

马六的出现，像一片阴影，罩在刚有起色的生活上。

陆燎虽然拒绝了，但马六隔三差五来一次。他有时带两瓶酒，有时带条烟，在木器厂门口等陆燎下班。陆燎不接，他就笑，也不生气。村里人见了，议论纷纷，说陆燎要跟马六干了，说沈大川家又要沾上砂石场的边。

姐姐沉不住气，在铺子里骂：“这马六比周大魁还不要脸。”我劝她：“燎哥不会答应的。”姐姐说：“他是不答应，可马六天天来，别人怎么想？木器厂老板还怎么留他？”我这才明白，马六这招是软刀子，陆燎不走，就把他的工作搅黄。

果然，孙叔找陆燎谈话了。孙叔说：“燎子，你干活没得说，但马六天天来厂门口堵你，厂里有意见。你还是先把外头的事处理好。”陆燎没解释，只点头。他辞了木器厂的活，回家帮父亲编筐。

我知道后，心里憋得难受。我跑去找马六，在砂石场旧址看见他。那地方已经长满野草，铁门锈迹斑斑。马六正指挥人收拾。我喊他：“马六！”他回头，看见是我，笑了：“这不是沈家小子吗？来找我什么事？”我说：“你离我燎哥远点。”马六说：“小兄弟，这话说的。我是请你燎哥一起赚钱，是好事。”我说：“他不干，你别再来了。”马六笑得更厉害：“你说了不算。你燎哥心里有本账，他早晚会想通。”我气得脸发白，但没话反驳。马六走过来，拍拍我的脸：“回去告诉你姐，砂石场开了，你们家小卖部的生意，我照应着。”我打开他的手，转身跑了。

回到家，陆燎在院里劈竹子。我把事情一说，他放下刀，说：“你去找他干什么？”我说：“他天天来，害你丢了工作。”陆燎说：“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你别跟他沾边。”我说：“那你就任他天天来？”陆燎没说话，抬头看天。天色灰蓝，远处山脊上停着几朵云。

第二天，陆燎去了趟镇上。他回来时，手里提着一条烟，不是自己抽，是给孙叔的。他去了木器厂，把工钱结清，又跟孙叔道了歉。孙叔说：“燎子，不是你的错。马六那帮人，你躲着点。”陆燎说：“孙叔，给你添麻烦了。”孙叔摆手。

陆燎回家后，开始修家里的院墙。他说：“趁我在家，把墙加高，修结实。”父亲没问，只帮他搬砖。姐姐也来搭手。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三个在院墙边忙碌，忽然觉得，马六也好，周大魁也好，都像外面的风雨。我们一家人在墙内，虽然不富裕，却紧紧挨着。

可马六不肯罢休。他这次换了个法子，让人在村里传话，说砂石场要招工，工资比木器厂高。几个游手好闲的后生去了，马六还专门给他们买了烟。村里人开始说马六仗义，比周大魁会做人。我听了，只在心里冷笑。

有一天傍晚，马六亲自提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来到我家。他站在院门外，喊：“燎哥！沈叔！我来看看青禾。”父亲走到门口，说：“你来干什么？”马六笑：“沈叔，我跟燎哥是老相识。青禾住院那阵，我不在家，没来得及看。今天补上。”父亲说：“东西拿回去，我们受不起。”马六说：“沈叔，您这就见外了。我马六在苦竹坳也待了几年，跟周大魁不是一路人。他打人，我早看不惯。现在他进去了，砂石场不能荒着，我就想正正经经搞点事，带村里人一起挣钱。”他一边说一边往里走。

陆燎从屋里出来，挡在门口：“马六，有事说事，别惊动老人。”马六说：“好，我就说事。砂石场下个月重新开工，我想请你当安全员，一个月五千，包吃住。”陆燎说：“我不干。”马六说：“五千不够？八千。”陆燎说：“你走吧。”马六脸上的笑收了：“陆燎，你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在苦竹坳待着，早晚得讨生活。木器厂不要你了，你别的地谁要你？你坐过牢，哪个单位敢用你？”姐姐从屋里冲出来，说：“马六，你嘴里放干净点！我家不欢迎你！”马六看了姐姐一眼，说：“沈青禾，你脑袋上的疤还没消呢，就敢跟我大呼小叫？周大魁打你，是他活该。你要再管闲事，比他打得更狠的还有。”姐姐气得发抖，我一把扶住她。

父亲站出来，把姐姐挡在身后，对马六说：“马六，你在苦竹坳要搞砂石场，我管不着。但你要再来我家闹，我就报警。”马六冷笑：“报警？沈大川，你闺女被人打的时候，警察管用吗？陆燎回来才管用。可陆燎能护你们一辈子吗？”他说完，把东西放在院门口，转身走了。

那晚，家里没人说话。姐姐坐在灶前，火光映着她的脸，她眼睛里有泪光。陆燎在院子里，把马六留下的牛奶水果扔进了垃圾堆。父亲坐在堂屋，一根接一根抽烟。我站在天井里，抬头看天。星星被云遮住了，一颗也看不见。

第十章

马六说到做到。他开始真正下手。

先是小卖部的进货渠道出了麻烦。原来给姐姐送货的那个批发商老黄，突然说以后不送了，让姐姐自己去找别人。姐姐打电话问，老黄支支吾吾，最后说：“马六跟我打了招呼，你家的事，以后别找我。”姐姐气得摔了电话。

然后是父亲接的编筐订单。镇上一家山货店原本订了两百个竹筐，说好下月交货。这天老板打来电话，说货不要了。父亲问为什么，老板说：“你们家得罪了人，我不敢要。”父亲没说什么，挂了电话。院墙修了一半，父亲坐在砖堆上，手里拿着没编完的筐，眼睛望向远处。

陆燎去镇上找马六。我跟着。马六在砂石场旧址搭了几间工棚，正在指挥人清理场地。看见陆燎，他笑着走过来，说：“燎哥，想通了？”陆燎说：“马六，你有什么冲我来，别为难我家里人。”马六说：“我为难他们了吗？我马六不做那种事。老黄不送货，是他自己的主意；山货店不要筐，是人家老板的生意。你找我兴师问罪，没道理。”陆燎说：“你要怎么样？”马六说：“我就要你一句话，来不来。”陆燎没说话，转身走了。我追上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回家后，姐姐在屋里偷偷抹眼泪。父亲说：“不送就不送，筐我自己挑到镇上卖。”姐姐说：“爸，马六不会放过我们。”父亲说：“总有办法。”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镇上卖筐。我们在菜市场门口支了摊，十几个竹筐摆开。可一上午只卖出两个。一个卖菜的大婶说：“沈木匠，你的筐是好，可有人打了招呼，谁买你家东西，马六就找谁麻烦。”父亲说：“谢谢大婶提醒。”他收起筐，背在身上，往家走。我跟着，看见他背上的汗湿透了衣服。

我心里发紧。马六这是要把我们家逼上绝路。陆燎在家也没活干，每天除了修院墙，就是上山砍柴。我知道他憋屈，可他不说。

那天夜里，我起床上厕所，听见陆燎房间里有轻微的响动。我凑近，门缝里透出一点光。我轻轻推开门，看见陆燎坐在床边，正在往一个旧挎包里塞东西。包里有一把匕首，还有一卷绳子。我吓了一跳，推门进去，喊：“燎哥，你干什么？”他抬头看见我，眼神暗了一下，说：“不干什么。”我说：“你要去找马六拼命？”他站起来，把挎包拉上拉链，说：“豆包，你别管。”我抓住他的胳膊：“你疯了？你去找他，你自己也完了！”他看着我，说：“我不能让他再祸害这个家。”我说：“那也不能用这个法子。我们报警，我们去县里告他。”他说：“没用的。马六比周大魁精，他没留把柄。”我说：“那也不能杀人。”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挎包扔在地上，说：“你回屋睡吧。”

我回屋后，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天刚亮，我听见院门响。我起来一看，陆燎不在了。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挎包也不见了。我心里一沉，赶紧去叫父亲。父亲正在穿鞋，听我说完，脸色变了。他穿上外套，说：“豆包，你去找你姐，我去镇上。”我点头，跑到姐姐房间，叫醒她。姐姐听说后，脸色发白，说：“快，我们也去。”

我们跑到镇上，到处找陆燎。菜市场、木器厂、砂石场旧址，都不见人。最后在镇西头的一个小旅馆门口，我看见马六从里面出来，身边跟着几个人。我冲上去问：“马六，陆燎呢？”马六愣了一下，说：“陆燎？没见着。”我说：“你骗人！”马六不耐烦：“没见就没见，滚。”姐姐拉住我，说：“豆包，别冲动。”

我们继续找。直到中午，有人跑来说，在河边老屋后面的山坡上，看见陆燎一个人坐着。我跑过去，果然见他坐在一棵老松树底下，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是一块木牌。木牌上刻着两个字：清明。

我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说：“燎哥，你吓死我们了。”他抬头，神情平静。他说：“我来给我妈上坟。”我这才想起，王秀兰就葬在这山坡上。今天是她的忌日。我看着陆燎，他眼窝深陷，脸上有泪痕。我蹲下来，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们一起来。”他没说话，把木牌插在坟头，用手把周围的草拔了。

父亲和姐姐也赶到了。父亲看见王秀兰的坟，嘴唇哆嗦了一下，走过去，在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姐姐也跪下了。陆燎站在一旁，眼睛看着远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马六的逼迫、村里的风言风语，都比不上这一家人重新站在这里重要。

下山时，陆燎走在最后。父亲回头喊他：“燎子，回家。”陆燎“嗯”了一声，跟上来。我们一前一后走着，谁都没提马六。

第十一章

从山上回来，陆燎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整日阴沉，也不再提马六。他开始帮父亲挑粪、挖地，把院墙修完，又上山砍了几担柴，码得整整齐齐。他还去镇上买了几包菜种，在院子里翻了一块地，撒了萝卜和白菜。

我和姐姐看在眼里，心里却更加不安。陆燎越是这样平静，我越觉得他在憋什么主意。

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院子里，从兜里掏出一张折着的纸。我打开，是一份省城某建筑公司的招工简章。他说：“豆包，你过几天去省城报到，我送你去。”我说：“你呢？”他说：“我也去，找活干。”我愣了一下：“你决定走了？”他说：“嗯。”我说：“那马六呢？他还会找爸妈麻烦。”陆燎说：“我走了，他就消停了。”我急了：“你走，他更会欺负家里。”陆燎拍拍我的肩，说：“你放心，他不敢。”我说：“凭什么？”他望着远处的山，说：“凭我留了东西。”

我追问是什么，他不说。那一夜，我又失眠了。

去省城的前一天，家里包了饺子。姐姐在灶上煮，我和面，父亲擀皮，陆燎负责包。他包的饺子比我的好看，一个个像小船。姐姐笑他：“坐过牢的人，饺子倒包得好。”陆燎说：“里头不也天天包。”话说出来，大家都愣了一下。那是陆燎第一次主动提起坐牢的事。父亲说：“出来了就好好过。”陆燎“嗯”一声，继续包。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姐姐送我们到村口。陆燎背着一个旧蛇皮袋，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我背着一个新书包，是姐姐给我买的。村口的老槐树叶子黄了，风吹过来，落了一地。父亲站在树下，说：“豆包，到学校给家里打电话。”我说：“爸，我知道。”姐姐说：“燎子，豆包就交给你了。”陆燎说：“放心。”我们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开动时，我回头，看见父亲和姐姐还站在村口，越来越小，像两个点。

到县城后，我们转乘大巴去省城。路上六个小时，陆燎一直看着窗外。我靠在他肩上睡觉，睡得迷迷糊糊，嘴里嘟囔：“燎哥，你别不要我们。”他没说话，只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到了省城，他把我送到学校，帮我办完入学手续，又陪我去宿舍铺好床。同宿舍的人见陆燎高高壮壮，问：“这是你哥？”我点头。陆燎说：“我弟刚来，请多照顾。”室友们都说好。临走前，他塞给我一张电话卡和一个信封。信封里是五百块钱。我说：“燎哥，你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上个月工资加上以前攒的。你留着花。”说完，他背起蛇皮袋，转身走了。我追到宿舍楼下，看见他汇入人流，背影挺拔，像一棵移动的树。

那天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接的，说家里都好。姐姐在旁说：“豆包，天冷了，多穿衣服。”我说：“燎哥走了，马六有没有再来？”姐姐说：“没有。你燎哥走之前去找过他。”我心里一紧，问：“他干什么了？”姐姐说：“不知道。反正马六后来把老黄的送货恢复了，山货店的订单也回来了。他还让人传话，说以后不再为难咱家。”我握着电话，愣了好一会儿。

挂了电话，我站在宿舍阳台上，看着省城的灯火。陆燎到底跟马六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才让马六收手？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知道，陆燎用他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家换来了安宁。

第十二章

我在省城上学，陆燎也在省城打工。他隔一两个星期来学校看我，带我去吃一碗面，或者在小饭馆炒两个菜。他话还是不多，但每次来都问我钱够不够，学习紧不紧。

我问他：“燎哥，你现在在哪上班？”他说：“工地上。”我说：“累不累？”他说：“还行。”我说：“你回省城，马六的人会不会来找你？”他说：“不会。”我看他不想说，也就不再问。

入冬后，省城下了一场雪。那天陆燎来学校，穿了一件旧军大衣，领子竖起来，肩膀上有没化的雪。他给我带了一双棉鞋，说：“你姐寄来的，让我带给你。”我接过，鞋里还塞着两双厚袜子。我说：“姐怎么不直接寄？”陆燎说：“她说省城我熟。”我让他进屋坐，他摆手，说：“工地上还有事，我走了。”我送他到校门口，他踩在雪地上，鞋底咯吱咯吱响。雪花落在他头发上，他也没拍。

看着他走远，我心里酸酸的。他总是一个人，来来回回，像不属于任何地方。

学校放寒假前，我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她说：“豆包，家里出事了。”我心里一紧，忙问什么事。姐姐说：“马六死了。”我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没拿住手机。姐姐说：“马六在砂石场喝酒，晚上一个人开车回家，车翻到山沟里，人没救过来。”我半天说不出话。姐姐说：“警察来查了，说是单方事故，没别的。”我“嗯”了一声，心里却翻江倒海。

挂了电话，我立马打给陆燎。电话通了，那头很嘈杂，有机器声。我说：“燎哥，马六死了。”陆燎说：“我知道。”我说：“是不是你……”他说：“不是我。”我松了口气，又问：“那怎么会翻车？”他说：“他自己酒驾，路滑，天冷。”我“哦”了一声。陆燎说：“豆包，别瞎想。好好读书。”我说：“知道了。”

可我心里总不踏实。马六死得突然，虽然警察说意外，但周主任那边会不会借机生事？果然，第二天，姐姐又打来电话，说周主任在村里到处说，马六的死跟陆燎有关，说陆燎威胁过马六，还留了东西。警察来找父亲和姐姐问了话。我急了，要回家。陆燎不让我回，他说：“你回来也帮不上忙。我回去处理。”他说完就买了当天的车票回县里。

我人在学校，心早就飞回了家。每天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说没事，让我别耽误学习。陆燎也回了苦竹坳，在镇上配合调查。好在警察最后认定马六之死与陆燎无关。周主任的造谣没掀起大浪。

但那段时间，我常在夜里惊醒。我梦见陆燎站在雪地里，身后是翻到山沟里的车，他回头看我，满脸是血。醒来后，浑身冷汗。

寒假回家，陆燎站在村口接我。他穿着那件旧军大衣，胡子拉碴，眼窝深陷。我跑过去，他伸手拍拍我的头，说：“长高了。”我看着他，说：“燎哥，你瘦了。”他笑了一下，接过我的包。我们走在村路上，雪还没化，脚下一滑一滑的。村里人都出来扫雪，看见我们，打招呼：“豆包回来啦，燎子也在。”陆燎点头。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像已经融进了这个村子的日常。

第十三章

那个冬天，家里气氛比往年暖和。

父亲在堂屋里生了个铁炉子，炉子上总烤着几个红薯。姐姐小卖部生意忙，我和陆燎轮流去帮忙。马六死后，砂石场彻底关了，周主任也消停了。苦竹坳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除夕那天，陆燎买了一大挂鞭炮，在院门口放。鞭炮声响了老半天，红纸屑落了一地。姐姐在灶屋炒菜，锅里滋滋响。父亲把他存的米酒拿出来，给自己倒了一小碗，又给陆燎倒了一小碗。陆燎说：“爸，我戒了。”父亲说：“过年，喝一口。”陆燎没再推，端起碗，和父亲碰了一下。

那顿饭吃得很慢。父亲喝了几口酒，话比平时多。他说：“豆包有出息了，青禾的铺子也稳了，燎子也回来了。我这心里，踏实。”陆燎说：“爸，年后我还是要回省城打工。”父亲说：“家里呢？”陆燎说：“家里有你和青禾，我放心。豆包还在上学，我得多挣点。”父亲没说话，低头吃饭。姐姐也不吭声。我夹了一筷子鱼，说：“过年不说这些。”大家又继续吃。

晚上，我和陆燎坐在堂屋看电视。电视里放春晚，外面有小孩在放烟花，五颜六色的光照进窗户。陆燎靠在椅子上，眼睛半闭。我悄悄看他，他头发有些长，遮住了额角一道旧疤。我想起他刚回来那天，也是这么靠在什么东西上，沉默得像一座山。

我问：“燎哥，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在工地上。”他睁开眼，说：“等你还完大学，我想在镇上开个木器铺。”我眼睛一亮：“真的？”他点头：“我跟孙叔说了，他愿意教我更多。省城工地再干两年，攒点本钱。”我说：“那太好了。姐的小卖部可以帮忙卖你打的家具。”陆燎笑了一下，没说话。那笑容很轻，像冬天炉子里最后一点火星。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睡到快中午。起来时，陆燎已经扫完院子，正在贴门神。父亲在厨房热饺子。姐姐从铺子回来，手里拿着一沓新进的红纸，说：“给豆包屋里写副对联。”陆燎说：“我写。”他拿起毛笔，蘸了墨，在红纸上写了几个字：平安如意。字不算好看，但横平竖直。父亲看了，说：“好。”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忙活，忽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没有马六，没有周大魁，只有一家人，平平安安。

第十四章

过完年，我回省城上学，陆燎也回了工地。家里又剩父亲和姐姐。

春去秋来，日子像河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流。陆燎每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总是打给父亲。父亲接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听父亲“嗯”“好”“你自己注意”地说。挂断后，我问：“燎哥怎么样？”父亲说：“好，说发了工资，给你姐买了一盒雪花膏。”我笑：“他自己留了多少？”父亲说：“没问。”

我大三那年，姐姐结婚了。对象是镇上一个开五金店的小伙子，人实在，叫陈冬。姐姐结婚那天，陆燎从省城赶回来，穿了一身新西装，头发理得短，精神极了。他站在门口迎客，和父亲一起收礼簿。我当伴郎，忙得脚不沾地。婚礼上，父亲把姐姐的手交给陈冬，姐姐哭了，父亲也红了眼眶。陆燎坐在下面，鼓掌鼓得最响。

婚后，姐姐随陈冬去了镇上住，小卖部暂时交给父亲看管。父亲不大会算账，陆燎说：“等我回来接手。”可陆燎一直没回。他在省城的一个家具厂当了技术员，工资高了，责任也重了。他很少回家，连过年也常常留守值班。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陆燎常来看我，带我去他租的小屋。屋子不大，收拾得干净，桌上摆着一套木工工具。他说：“闲的时候打点小玩意。”床头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我们全家福。那是姐姐婚礼那天照的，四个人站在苦竹坳的院子里，笑得很开。

有一天，陆燎喝了点酒，跟我说：“豆包，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初没跟周大魁混，现在会是什么样。”我说：“没有如果。你现在这样，很好。”他摇头：“好什么，一把年纪，房没房，家没家。”我说：“那你回来吧，我们一起。爸老了，姐嫁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陆燎沉默了很久，说：“再等等，我攒够钱就回去开铺子。”

可有些事，等不了。

那年冬天，父亲病倒了。不是大病，就是老寒腿犯了，走路困难。他没告诉我和陆燎，自己硬扛着。直到有一天在院子里摔倒，邻居发现才送到医院。姐姐打电话给我，我赶紧买票回家。陆燎知道后，当天就从省城赶了回来。

父亲躺在医院里，脸色蜡黄，瘦得脱了形。他看见我们，嘴上还说：“没事，老毛病。”陆燎坐在床边，握住父亲的手，说：“爸，我不走了。”父亲眼睛湿了，说：“你在省城好好的……”陆燎说：“不走了。我回来开木器铺。”父亲没再说话，闭上眼，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

那一刻，我看见陆燎的肩在抖。他低着头，像要把五年的债都还上。

第十五章

父亲出院后，陆燎真的留了下来。他在镇上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了个木器铺，卖自己打的桌椅板凳、窗框木门。姐姐的小卖部就在隔壁，兄妹俩互相照应。我请了半个月假，在家帮忙。

铺子开张那天，陆燎打了第一张桌子。他用苦竹坳后山的松木，榫卯拼合，没钉一颗钉子。桌子摆在门口，路过的都来看。孙叔也来了，他摸摸桌面，说：“燎子，你手艺成了。”陆燎说：“孙叔，多亏你教。”孙叔摆摆手：“你自己争气。”

那天晚上，我们在铺子里吃饭。父亲坐在新打的椅子上，摸摸扶手，又敲敲桌面，说：“结实。”陆燎给他碗里夹菜，说：“爸，以后家里的家具，我都包了。”父亲笑，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像苦竹坳的地垄。

我假期结束要回省城，临行前，陆燎送我到车站。他穿着工作服，手上还沾着木屑。我说：“燎哥，好好保重。”他说：“你也是。常回来看看爸。”我点头，上了车。车开出去很远，他还站在车站门口，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

回省城后，我工作忙，但每个月都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里，父亲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有劲。他说：“燎子的铺子生意不错，村里人都来找他打东西。你姐生了，是个男孩，陈冬天天抱着不撒手。”我听着，心里暖烘烘的。

又过了两年，我调回市里工作，离家更近了。每到周末，我就回苦竹坳。陆燎的木器铺已经扩张成两间，雇了两个学徒。他还在铺子后面搭了个小屋，把父亲接过去住。父亲每天坐在铺子门口，晒太阳、喝茶，看陆燎锯木头。有时候，他也拿刨子推两下，说：“手生了。”

那天是父亲的生日。姐姐带着一家人回来，我买了蛋糕，陆燎做了一桌子菜。吃饭时，外头下起了雨，雨点打在铺子的铁皮棚上，噼里啪啦。父亲坐在主位，抱着外孙，笑得合不拢嘴。陆燎站起来，给父亲倒了一杯茶，说：“爸，生日快乐。”父亲接过，说：“都坐，吃菜。”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雨夜，父亲蹲在医院走廊抽烟，烟头烫到手指也没吭声。他拨那个很久不打的号码，只说了一句：“青禾让人打了，在镇医院。”然后第二天，陆燎穿着黑夹克走进医院，在村口让周大魁跪地认错。一切像被雨水冲刷过的山路，弯弯绕绕，终于走到了开阔处。

我看着父亲和陆燎，想说些什么，又觉得不必说。我们这一家，有过离散，有过误会，有过被逼到墙角的绝望。可我们都还在，围着一张桌子，吃一顿热饭。

雨还在下，铺子里的木屑味混着饭菜香，暖暖的。父亲放下筷子，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那是一张折得发软的纸，是很多年前的电话缴费单。上面写着一个号码，后面用铅笔写着“燎”字。父亲说：“这个号码，我一直留着。那天给你打电话，我好怕你不在。”陆燎拿过纸条，低着头，肩膀抖了一下。他叫了声“爸”，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外面的雨小了，天边露出一线亮光。苦竹坳的山还是那样，青黑青黑的，像沉默的亲人。我靠在门边，看着他们在灯下围坐，心里突然很安静。

有些人的爱，从来不说出口。它藏在电话簿里的一个号码里，藏在烟头烫到手指也不吭声的沉默里，藏在一个继兄站在村口让村霸下跪的背影里。

雨停了，月亮出来，照着苦竹坳，照着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