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与耗子药
天津南市老平房里,六十九岁的陈广发被儿媳妇当众骂“老不死”。
中午,他剥了一整头蒜,就着喝光一瓶白酒。
翻出柜底攒了四年的耗子药,拌进半碗剩饭。
黄昏时,他端着碗坐在门槛上,等一个三十年没见的女人。
“要死,也得死她跟前。”
陈广发挨骂的时候,正蹲在院门口拿铁丝通炉子。
三月的天津还没开春,风里带着海河返上来的潮气,往人骨头缝里钻。他穿一件深灰的旧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边,两只手黢黑,指节粗大得像老树根,捏着那根锈铁丝一下一下往炉眼儿里捅,动作不紧不慢。炉子是入秋时砌的,用了小半年,烟道里堵了厚厚一层灰,一点火就倒烟,呛得满屋子都是。
“老不死的!”
声音是从背后炸起来的。陈广发后脖颈子一紧,没回头。
“天天蹲这儿鼓捣你那破炉子!”儿媳妇丁丽的声音又尖又亮,像拿砂纸划玻璃,“煤气费能花你几个钱?抠唆成这样!你儿子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全让你那药罐子吞了!”
胡同里几个邻居刚买菜回来,手里拎着塑料袋,脚步不约而同慢下来。陈广发听得出那些脚步声里的意思——斜对门老刘家的,东边第二户王婶子,还有谁家的小孙子,正撒着欢儿往这边跑。
“你骂谁呢?”他回了一句,声音不大,嗓子眼里像含着口痰。
丁丽往前迈了一步,脚上那双红色棉拖鞋踩在碎砖地上:“就骂你呢!老不死的!这个家让你住着、让你吃着,你还天天事儿事儿的!你儿子都让你拖累成什么样了?啊?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陈广发慢慢站起来。
他个子高,年轻时候一米七八,现在腰有点弯了,站起来还是比丁丽高出一个头。他手里攥着那根铁丝,铁丝尖儿上沾着黑灰。他看着丁丽,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话。
“行了行了。”邻居刘大爷凑过来打圆场,“广发,进屋去吧,外头冷。”
陈广发没动。丁丽又骂了几句,把手里一个塑料袋摔在地上,里头装着几根蔫了的油菜,滚出半截来沾了土。她转身进屋,把铁门摔得“咣当”一声。
刘大爷拍拍陈广发的胳膊:“别往心里去。”
陈广发把铁丝插回炉眼里,说:“没往心里去。”
他蹲下接着通炉子。刘大爷站了一会儿,叹口气走了。胡同里又安静下来,只剩铁器刮砖壁的“呲啦”声。
不知过了多久,陈广发站起来,把铁丝往墙角一扔。他抬头看了眼天,灰蒙蒙的,像块沤糟了的旧棉絮。他转身进屋,从里间床底下摸出一个塑料袋子,里头装着几头蒜。他掰下一整头,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剥。
蒜皮很干,一搓就碎,白里透紫的蒜瓣落进搪瓷盆里,声音轻微。他剥得很慢,指甲缝里嵌进去蒜皮屑儿,也不管。剥完,把蒜瓣放进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拿起暖瓶倒开水,泡上。蒜香混着水汽漫出来,冲得他鼻子一酸。
他揉揉眼睛,从碗柜最里头摸出半瓶白酒。红星的,五十六度,还剩八成。他把瓶盖拧开,仰头灌了一口,辣气从嗓子眼直窜到天灵盖。他呲了呲牙,又喝一口。
就着蒜,他喝了整头。蒜辣、酒辣、喉咙辣、心口也辣。窗外有只野猫叫了一声,又没了。
喝完,他把酒瓶轻轻放回柜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里屋,蹲到那只樟木箱子前。箱子比他年纪都大,母亲陪嫁带来的,箱角磨得露出木头的原色。他掀开盖,一股陈年的霉味儿扑出来。里头堆着旧衣裳、旧报纸、几个生锈的铁钉盒子。他把手伸到最底下,掏出一个小纸包。
牛皮纸,折成四折,用皮筋扎着。他解开皮筋,纸包里是淡黄色的粉末,细得像面粉。他捏起来闻了一下,没味。他端着纸包到厨房,把半碗剩饭从锅里盛出来,温乎的。他把粉末倒进去,拿筷子搅匀。粉末裹在米粒上,看不出什么异样。
他又从碗柜里拿了个小瓷勺,把拌好的饭压了压,像给死人上供那样。
然后他端着碗,走到门槛前坐下。
巷子里的风还在吹,天开始发暗。他盯着胡同口那棵槐树,光秃秃的枝杈戳在灰天上,像谁拿刀在纸上划的印儿。
等一个人。
陈广发十八岁那年,胡同里人都说他命好。
他家是南市这片最穷的户之一。父亲陈德发是棉纺厂的保全工,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母亲没工作,在家里糊纸盒,糊一个半分钱。陈广发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平房里,冬天窗玻璃上结冰花,夏天屋里闷得喘不过气。
穷归穷,陈广发长得精神。高个子,浓眉大眼,肩膀宽厚,说话带笑。胡同里的姑娘们都爱跟他搭话,他倒好,见人就绕道走。
他不爱说话,尤其跟女娃娃。
1967年,陈广发十八岁。那一年市里三棉招工,他去报名,体检合格,被分到细纱车间当保全工。跟着师父老周学手艺,修锭子、平车、校轴。他手巧,学得快,老周说“这孩子,以后是块好料”。
那一年,苏桂芬从静海县调进城,分到同一家厂,粗纱车间挡车工,十七岁,瘦瘦小小,两条辫子又黑又长。
头一回见面是在厂里食堂。陈广发打了两个窝头一碗白菜汤,刚坐下,对面就坐下来一姑娘。他抬头,看见一张白生生的脸,眼睛不大但是亮,鼻梁上有点雀斑。她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头喝汤。
陈广发头一回没绕道走。
后来他总能在食堂碰上她。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也不说话,各吃各的。有一回陈广发多打了一个窝头,推过去。苏桂芬抬头:“你吃不了?”
“给你。”
苏桂芬也不客气,拿起来就咬。陈广发看着她吃,心里头暖洋洋的,觉得那窝头都比平时甜。
再后来,他知道了她叫苏桂芬,知道了她家里是静海农村的,刚进城投奔亲戚,在厂里住集体宿舍。他不爱说话,她也话不多。两个人在食堂坐一张桌子,各吃各的,偶尔说一句,就一句。说得最多的是“今天这菜咸了”“明天发工资”。
陈广发攒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斤毛线。深蓝色的,纯羊毛。他不会织,托了胡同里一个会织毛衣的大姐,比着苏桂芬的身量织了件开衫。织好那天他揣在布袋里,在厂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苏桂芬下夜班出来,看见他站在路灯底下,身影拖得老长。
“给你的。”他把布袋塞进她手里,转身就走。
苏桂芬在后面喊:“陈广发!”
他站住,没回头。
“你等会儿!”
他听见脚步声跑过来,胳膊被拽住。苏桂芬喘着气站到他面前,路灯把她的脸照得发黄。她低头看看怀里的布袋,又抬头看他,眼睛湿漉漉的:“你傻不傻啊?不过日子了?”
“我不过日子,给你过。”他说。
苏桂芬的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
1987年,陈广发三十八岁,苏桂芬三十七岁。他们结婚九年,女儿陈妍七岁,在上小学。
陈广发已经是车间副主任,管着一百多号人。苏桂芬还在细纱车间挡车,倒班。家里日子不算富裕,但过得去。单位分了房,虽然小——厂子宿舍一个一居室,两家合用一个厨房——但有自己的门。陈广发手巧,把阳台封了半截,给女儿隔出个小屋子,冬天从厂里捡回来的报废暖气片,自己焊了接上,屋里暖烘烘的。
那天是四月里一个礼拜三。苏桂芬上中班,下午四点出门,到厂里换衣、接班,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陈广发在家给女儿做饭、检查作业、哄睡觉。这是他最熟练的一套流程。陈妍一沾枕头就睡着了,他坐在客厅那盏八瓦的日光灯下看报纸,等苏桂芬回来。
十二点半,门锁响了。陈广发放下报纸去接她。苏桂芬进门,把包往鞋架上一放,没说话。陈广发给她倒了杯热水:“饿不饿?厨房有剩的面条。”
苏桂芬坐在沙发上,双手撑着膝盖。半晌,她说:“我弟今天来信了。”
陈广发“嗯”了一声,没接话。他知道苏桂芬那个弟弟——苏桂山,在静海老家种地,三天两头来信借钱。大前年说买化肥,前年说猪死了,去年说想盖房。陈广发每回都不说话,但每回都把钱拿出来了。他家里也不宽裕,可他没驳过她。
“他要把老家的房推了重盖。”苏桂芬声音很轻,“说漏得不行了。”
“多少钱?”
“八千。”
陈广发没说话。八千块,在1987年是什么概念?他一个月工资九十六,苏桂芬八十二。一年到头不吃不喝,也就两千出头。家里存款——他算了算——可能有两千七。
“广发。”苏桂芬抬头看他,眼圈红了,“我就这一个弟弟。我妈走的时候我答应她,要照顾他。”
“你照顾他,谁照顾妍妍?”陈广发声音有点哑,“那钱是给妍妍攒的学费。她明年就上初中了。”
“我知道。”苏桂芬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可是那头房子真的不行了。我弟来信说,去年冬天雪大,后墙裂了条缝,风往里灌,两个娃娃冻得整夜哭。”
陈广发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日光灯下升起来,像一层薄薄的纱。
“我明天去趟厂里,问问能不能预支半年工资。”他说。
苏桂芬抬头看他,眼泪掉下来:“广发……”
“下不为例。”他说。
那个“下不为例”没能实现。苏桂山后来又来借了两回钱,一回一千,一回两千。陈广发都给了,但两人之间的那根弦越来越紧。有一回他喝多了跟同事说:“我老丈人家就是个无底洞。”说完又后悔,但话已经传出去了。
后来传到苏桂芬耳朵里。她没说什么,只是连着一个月做饭没给他烧过一顿他爱吃的红烧带鱼。
1991年,陈广发四十二岁。厂里调他去青岛分厂支援建设,期限三年。他不想去——女儿马上考高中,妻子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他不放心。可组织上安排了,不去不行。
临出发那天晚上,苏桂芬给他收拾行李。两个旧箱子,一个装衣服,一个装日用品。她把一件新织的毛背心叠好放进去:“青岛靠海,风大,你护着点心口。”
陈广发站在门口抽烟,说:“我不在家,你把门锁好。晚上别一个人走夜路。”
“知道。”
“妍妍学习别盯太紧,她压力大。”
“知道。”
“你弟那边……”他停了停,“要是再开口,你就说家里没闲钱了。”
苏桂芬没说话。
陈广发掐灭烟走进去,从后面抱住她。她僵了一下,然后慢慢靠进他怀里。
“三年,很快。”他说。
“嗯。”
那三年发生了很多事。陈广发在青岛拼了命干,几乎月月都是标兵。每个月发了工资,他留够吃饭和房租,剩下全部寄回家。第一年还好,两年后他开始觉得信里的语气不对了。苏桂芬不爱写信,写了也是三言两语,“家里好”“妍妍好”“你自己注意身体”。他想知道得多一点,可信纸上就那几个字。
有一回陈妍写来的信里夹了一句:“妈妈最近老哭。”
陈广发打电话到厂里,苏桂芬接起来。他说:“怎么了?”苏桂芬说:“没怎么。”他说:“妍妍说你老哭。”苏桂芬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广发,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还有一年多。”
“能不能提前回?”
“厂里有规定,不好开这个口。”
那头又沉默了。然后苏桂芬说:“我知道了。”就把电话挂了。
1994年年底,陈广发终于回天津。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他扛着两个箱子在寒风里走了二十多分钟,到厂里分的那个家。他敲门,没人应。拿钥匙开,门没锁。推开一看,家里乱糟糟的,茶几上放着半瓶老白干和一只酒杯。苏桂芬坐在沙发上,头发散着,脸上有泪痕。
“我回来了。”陈广发站在门口说。
苏桂芬抬眼看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还知道回来。”
陈广发走过去,想抱她。她躲开了。
“你不在的这三年,都是我一个人扛。”她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弟出了车祸,瘫在炕上,弟媳妇跑了,两个娃娃没人管。我去求爷爷告奶奶借钱给他看病。我不敢跟你说,我怕你烦。你知不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
陈广发站在客厅中间,手还伸在半空。他不知道这些事。信里没有,电话里也没有。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苏桂芬笑起来,笑得比哭还难看,“你能回来吗?你能不管那边的工作跑回来吗?我知道你烦我弟,你嫌他穷、嫌他拖累。可他是我亲弟弟!”
“我没有烦过他。”陈广发说。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自己清楚。”苏桂芬站起来,走进卧室,“我伺候了三年,够了。”
门关上了。
他们从那天起开始分房睡。陈广发试着挽回——早上早起给她打豆浆,晚上下班绕道去海河边给她买爱吃的炸糕。苏桂芬不拒绝,也不回应。两个人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话越来越少,眼神越来越躲。
女儿陈妍看出来了。有一天晚上,陈妍放学回家,看见陈广发坐在厨房里抽烟。她走过来,蹲在他面前:“爸,你跟妈怎么了?”
陈广发摸摸她头发:“没事。”
“别骗我。”
“真的没事。你好好学习。”
陈妍看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你哄哄我妈。她其实可难过了,她就是嘴硬。”
陈广发点点头:“知道了。”
但日子还是那样。日子像海河里的水,不紧不慢地流过去。流着流着,人就老了。
2002年,陈广发五十三岁,陈妍上大三。那年冬天,苏桂芬给陈广发留下一封信和一份离婚协议书,走了。
信上写:“广发,我走了。这些年我总在想,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说不清、碰不着,但就是过不去。你是个好人,是个好父亲。可我们都不快乐。与其这么耗着,不如各自活各自的。协议书我签了字。你签不签都行,我不逼你。”
陈广发没有签。
他把协议书折好,和那封信一起放进樟木箱子最底层。他没有去找她。他知道她去了静海,苏桂山前两年死在了炕上,两个侄子一个跟人出去打工,一个在县里上高中。苏桂芬在老家县中学找了份食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块钱。
陈广发在天津继续上班,一个人过。后来陈妍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他当上了姥爷。他从来不提苏桂芬,也从来不看相册里她的照片。那本旧相册一直压在樟木箱子底下,和那封信挨着。陈妍问过一回:“爸,你不想妈吗?”
陈广发说:“都过去了。”
陈妍不说话,叹了口气。
再后来,陈广发退休,陈妍把他接去她家住。说是住,其实就是一间阴面的小卧室,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儿子陈昊在政府部门工作,儿媳妇丁丽是小学老师。陈广发住进去那天,丁丽说:“爸,咱家有孩子,您烟少抽。”
陈广发把烟掐了,从那以后一根没抽过。
他在那个家里住了十七年。从五十九岁住到六十九岁。住到孙女长成十七岁的大姑娘,住到儿子被提拔成科长,住到丁丽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多余。他吃饭只吃半碗,洗澡控制在五分钟,夏天不敢开空调,冬天不敢开电热毯。他把退休工资卡放在儿子那里,自己手里只留一张公交卡。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老不死的。”丁丽骂他。
他也没多生气。就是觉得累。累得不想再撑了。
那个碗还搁在陈广发手边。
他靠在门槛旁的墙上,后脑勺顶着青灰的砖面,眼睛半闭。天已经暗得差不多了。巷子里有人家亮起了灯,橘黄的光斜斜铺在青砖路上。野猫又来了,蹲在斜对门老刘家的墙头上,绿眼珠子一明一灭地看他。
陈广发没动。
他在想,苏桂芬还会不会来。
一个多月前,陈妍来看他,带了些点心。坐在他床边,东拉西扯了半天,最后说:“爸,妈回来了。”陈广发当时正用一根牙签剔牙,手停了一下,又继续剔。
“在静海待了这些年,侄子上大学毕业了,不用她操心了。”陈妍说,“她想回天津看看。她也六十八了,身体不如以前。”
陈广发“嗯”了一声。
“她……问你好不好。”陈妍说。
“我有什么不好的。”陈广发笑了一下,“能吃能睡。”
陈妍看着他,眼睛发酸。她站起来抱了抱他:“爸,你俩见见吧。都这么些年了,有什么过不去的。”
陈广发没答应也没不答应。
后来陈妍又打了几回电话,他都没接。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接起来说什么。再后来,陈妍发了一条短信,就一句话:“妈下个礼拜二回天津,她说想当面看看你。地点她记得,南门外大街那家炸糕铺子,她说那是你以前总领她去的地方。”
礼拜二。就是今天。
陈广发早上出门买烧饼的时候,在胡同口站了一会儿。他望了望南门外大街的方向,然后转身回了家。
丁丽就是在他回家的时候骂的。
陈广发慢慢直起身,把碗往旁边挪了挪。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凉得像死人的手。他想,苏桂芬要是来了,是先去炸糕铺子,还是上这儿来?这破胡同,她肯定找不着了。拆得拆、改得改,跟三十年前早不一样了。她若按着记忆找过来,怕是寻不见。
他应该去找她。
可他又不想。说不清。一边觉得“要死也要死她跟前”,一边又觉得“死了就得了,还见什么”。两股劲在心里头拧着,像绳子绞着肉。
天完全黑了。
陈广发把碗端起来,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除了米饭有点馊了的酸味,什么也闻不出来。他拿起那把瓷勺,舀了一口,往嘴边送。
忽然巷子口有个声音响了。
“广发。”
那声音不亮,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陈广发的手停在半空。他以为自己听岔了,没动。
巷子那头走过来一个老太太。个子不高,穿一件灰蓝色的旧羽绒服,脖子里系着条暗红色的围巾。头发白了差不多一半,在脑后拢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她走得很慢,像每迈一步都要想一下。
陈广发的眼睛直了。
苏桂芬走到他面前。她低头看看他,又看看他手里那碗饭,再看看他搁在地上的空酒瓶和蒜皮,忽然脸色大变。
“陈广发!”她喊了一声,嗓子破着,“你干啥呢!”
陈广发没说话。
苏桂芬一把把他手里的碗打翻在地。饭粒洒了一地,白色的米粒在暗处发着微光。她蹲下来,抓住他的胳膊,像抓着一根枯树。
“你吓唬谁呢你!”她的声音在抖,“你吓唬谁呢!”
陈广发看着地上那碗饭,忽然笑了。笑得眼泪流下来。
“我吃口饭。”他说,“你也太霸道了。”
苏桂芬死死盯着他。半晌,她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去擦他嘴角的饭粒。她的手也在抖,手帕碰到他脸上,凉丝丝的。
“你吃的是饭吗?”她说,“你当我是老糊涂了?蒜就白酒,碗里拌了什么你当我不知道?”
陈广发不笑了。
苏桂芬蹲在他面前,像小时候在食堂里那样,仰着脸看他。她的眼泪流下来,在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冲出两道沟。
“我找不着那家炸糕铺子了。”她说,“我兜了老大一圈,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这条胡同。我一边走一边想,要是找不着你,我就去你家原址那儿站一夜。我还不信了,天津城就这么大点地方,我还等不到一个陈广发。”
“你来找我干啥。”陈广发把头别到一边。
“来看看你。”她慢慢说,“不行吗?”
野猫从墙头上跳下去,“喵”了一声,跑了。
陈广发和苏桂芬就那么在门槛上坐了下来。两个老人,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只翻倒的碗。地上的米饭被风吹得散开,有几粒粘在门槛上。
“你这些年……”陈广发开口,嗓子像生了锈。
“凑合。”苏桂芬说,“在食堂蒸馒头,蒸了十几年。馒头越蒸越好,人越蒸越干巴。”
“静海那地方干。”陈广发说。
“嗯。”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风从胡同口灌进来,带着海河潮湿的腥味。
过了好大一会儿,苏桂芬说:“陈广发,你还恨我吗?”
“不恨。”
“你撒谎。”苏桂芬低下头,“你准恨我。你连离婚协议书都没签,你肯定觉得我欠你的。”
“你不欠我的。”陈广发说,“你也不容易。”
苏桂芬擦了把脸,叹口气:“我呀,一辈子嘴硬。年轻时候是这样,老了还是这样。在食堂蒸馒头,半夜睡不着,净想以前在厂里的事。想你把窝头推给我的样子,想你给我毛线袋子时傻乎乎站在路灯下的样子。想着想着,就后悔。可后悔又能咋呢?路是我自己选的,我活该。”
“我也没去找你。”陈广发说。
“你来找过我吗?”苏桂芬看他。
“找过。”陈广发顿了顿,“你走后的第三年,我去过静海。到了县中学门口,看见你在食堂里跟人说话,系着围裙,端着一屉馒头。胖了。我站了二十分钟,没进去。”
苏桂芬愣了。
“三中门口,那棵大槐树下面。”陈广发说,“我抽了四根烟。”
苏桂芬的眼泪“哗”一下又下来了。她把围巾往上拽了拽,遮住半张脸。
“陈广发!你……”她说不出来。
“我不敢进去。”陈广发说,“我怕你赶我。你那时候要是说一句‘你来干啥’,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着了。”
“我能赶你?”苏桂芬的声音从围巾底下闷闷地传出来,“我要是看见你,我肯定得哭死。我兴许就跟你回来了。”
“现在也不晚。”陈广发说。他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的。
苏桂芬没接话。她把手慢慢伸过去,找到他的手。两只手都松了皮,青筋突出来,像老树的根须。十根手指交错在一起,像年轻时在厂后面那片小树林里偷着牵手那样。
“广发。”她叫了他的名字。声音很轻,被风托着。
“嗯。”
“你以后别作践自己。”她说,“我看着害怕。”
“不作了。”陈广发说。
那天晚上他们坐了很久。风停了,星星出来了。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暗下去。苏桂芬的手一直攥着他的,攥得发白了也不松开。
后来陈广发说:“饿不饿?”
苏桂芬说:“饿。”
陈广发站起来,把地上的碗和勺子捡起来。他走到门外那口缸边,把碗里的残渣冲干净。然后转身往厨房走:“我给你下碗面。”
苏桂芬跟进去。厨房灯亮起来,照见两个老人,一前一后。灶台上的油壶、盐罐、半棵蔫了的白菜,一切都蒙着层灰。陈广发把面条拿出来,烧水。苏桂芬洗了手,接过来切白菜。菜刀磕在木案板上,声音轻轻地。
陈广发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鸡蛋,磕进碗里搅。搅着搅着,他侧过脸看她。她的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可切菜的样子还是那副样子。
苏桂芬觉察到他的目光,抬头:“看啥?”
“没啥。”陈广发说,“就觉着,跟以前一样。”
苏桂芬鼻子一酸,低下头继续切菜。
面条上了桌。一碗热汤面,白菜丝、荷包蛋,滴了点香油。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呼噜呼噜吸面条的声音在这个小小的厨房里响起来,像一段最平常的人间岁月。
吃完饭,苏桂芬说:“我走了。”
陈广发站起来:“这么晚你去哪儿?”
“陈妍给我订了旅馆。”
“住家里吧。”陈广发说,“有地方。”
苏桂芬看看他,笑了笑:“不合适。”
陈广发没勉强。他拿了手电,送她到胡同口。外面很黑,路灯隔老远一盏,有些坏了。两个人走在青砖路上,脚步“沓沓”地响。
“你明天还来吗?”陈广发问。
“来。”苏桂芬说,“我天天来。”
陈广发喉结动了动,没说话。
到了大路边,陈广发拦了辆出租车。他给司机说了旅馆名,又对苏桂芬说:“到了来个电话。”
苏桂芬点点头。车开走的时候,她从后车窗里望他。他站在路灯底下,身影瘦长,风把他棉袄的下摆吹起来。
第二天,苏桂芬果然来了。
陈广发起得早,把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他刮了胡子,换了件干净的棉袄。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脸凹进去,眼袋重得耷拉着。他叹了口气。
苏桂芬拎着烧饼豆浆站在门口,看见他这身打扮,笑了:“哟,这老爷子谁啊?”
陈广发也笑:“进来。”
两个人坐在堂屋里吃烧饼。苏桂芬说起静海的旧事,说侄子考上大学,说县中食堂改制,说自己被“清退”了,就靠一点养老金。陈广发听着,偶尔插一句。他说陈妍的儿子去年考上研究生了,丁丽现在脾气越来越大。苏桂芬“啧”了一声:“昨天她骂你,我在胡同口听见了。”
陈广发放下烧饼。
“我气得想冲进来骂她。”苏桂芬说,“后来想了想,没动。她是你儿媳妇,我算啥。”
“你算我老婆。”陈广发说。
苏桂芬瞪了他一眼,脸有点红。这么老了,还脸红。
“咱俩还没办复婚呢。”她说。
“你想办吗?”陈广发问。
苏桂芬低下头,把烧饼掰成小块泡进豆浆里,一块一块慢慢吃。吃了半天,才说:“先处一阵子吧。都一把年纪了,别折腾。”
陈广发点头:“行。”
可事没这么简单。
丁丽知道了苏桂芬天天来,脸色就不好看。起先是不说话,后来开始摔摔打打。有一天陈广发出门送苏桂芬,回来就看见丁丽站在门口。
“爸,我跟您说个事。”丁丽的语气像是压着火。
“说。”
“那个老太太,不能天天往家里来。”丁丽抱起胳膊,“不是咱家的人,让邻居看见了像什么样子?而且,说实话,咱家就这两间屋子,已经够挤的了。您再领个人回来,我不同意。”
陈广发盯着她:“这是陈昊的房子。”
“对,我儿子的房子,我儿子的家!”丁丽嗓门高起来,“要不是陈昊孝敬您,您能住这儿?我忍了多少年了,怎么现在又多一个?”
陈广发没还嘴。
苏桂芬再来的时候,他就带她去外面。两个人坐在海河边的椅子上,一坐一下午。天气稍微暖和了,河面上有野鸭子。陈广发从家里带一壶水,两个茶杯。苏桂芬带点瓜子花生。两个人就着河风剥花生,聊天。
陈广发说:“这算不算约会?”
苏桂芬说:“老不正经。”
陈广发笑起来。他笑的时候,满脸褶子都活了。
他们什么都聊,就是不碰那个话题。不碰那三年的电话、信里的冷淡、临走时的决绝。像两个人共守着一个不结痂的伤,碰一下,血就流出来。
有一回,苏桂芬忽然说:“我走的时候,你恨过我吗?”
陈广发扭头看她。她坐在长椅上,侧脸映在河水的反光里,像一幅旧画。
“恨过。”他说,“恨过一阵子。后来就不恨了,光剩闷。闷得喘不过气。”
“现在呢?”她轻声问。
“现在啊……”陈广发靠到椅背上,看着河面,“现在光想,少一天是一天,得把剩下的日子掰着过。”
苏桂芬把手里的花生壳搓碎了,碎屑从指间漏下去。
“我也是。”她说。
可事情还没解决。丁丽越来越不乐意,陈昊夹在中间不好做人。有一回陈昊单独找陈广发:“爸,您跟苏阿姨的事,我不反对。但丽丽……”
“我知道。”陈广发说,“我在找地方了。”
陈昊急了:“爸,您这说的什么话!我不是赶您走!”
“我知道。”陈广发拍拍他肩,“你也不容易。爸都明白。”
陈广发真的去找房子了。南市一带的平房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租金也不低。他每月退休工资五千出头,要是全拿去租房,手里就紧了。他跑了好几处,要么太贵,要么太远。
苏桂芬知道这事,直接说:“我那儿能住。陈妍给我租了个一居,在红桥,离这儿不算太远。”
“去你那儿?”陈广发犹豫了。
“你还不乐意?”
“不是不乐意。”陈广发搓着手,“就是……觉得对不住你。年轻时候没跟过几天安生日子,老了老了还得你收留我。”
苏桂芬推了他一把:“陈广发,少说这些酸话。”
话是这么说,到底还是决定搬过去了。
搬家那天,陈妍和陈昊都来了。丁丽没露面。陈广发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出来,也就两大包衣裳、一箱旧物。那辆旧电动三轮车没骑走,留给了陈昊,说让他买菜用。
苏桂芬住在红桥一个老旧小区里,六楼,没电梯。一居室的房子,五十多平米。陈广发搬进去,先检查门窗,又修了抽水马桶。苏桂芬说:“你别忙活。”陈广发说:“不忙活心里不踏实。”
他把樟木箱子搬到了新家。苏桂芬看见了,说:“你还留着呢?”
“留着。有用的都在里面。”
那本旧相册和那封信,就在箱底。苏桂芬还不知道他留着这些。
陈广发把箱子放在卧室角落,没有打开。苏桂芬也不问。两个人开始了一段老夫老妻式的同居生活。早上陈广发起得早,打豆浆、煮鸡蛋。苏桂芬六点半起来,两个人一起吃早饭。陈广发看新闻,苏桂芬在阳台上给花浇水。她养了几盆绿萝和长寿花,绿生生的,在晨光里泛着亮。
白天他们去遛弯,去菜市场。陈广发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菜。苏桂芬走在他左边,像以前厂里下了班那样。两个人在人群里慢慢走,有时候为了一毛钱的菜价跟摊主争上半天。争完了,两个人对视一眼,笑。
晚上一起看电视。苏桂芬爱看戏曲频道,陈广发爱看体育。两个人抢遥控器,抢到最后陈广发把遥控器一扔:“不看了。”苏桂芬把台调回戏曲,把声音调小,说:“你睡吧,我也睡。”然后两个人都没睡,坐在那儿把那出戏看完。
日子就这么过着。
可陈广发心里还压着一件事。那封信,那份离婚协议书。他想问她:“你现在还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什么吗?”又不敢问。
直到有一天,苏桂芬自己开了口。
那晚下着雨,两个人在屋里待着。陈广发坐在窗边补一件旧外套,苏桂芬坐在沙发上叠衣服。叠着叠着,她说:“广发,你以前有没有觉得,我跟你说话总像没说完似的?”
陈广发一愣,针差点扎了手指。
“有。”他小声说。
“我这个人,有话搁在心里,闷着,烂了也不说。”苏桂芬继续说,“后来在静海这些年,我总想起来。想起来就觉得,当年怨你,其实更多是怨自己。我弟的事,我该早跟你说。可我没说。我想着,你一天天那么累,我说了除了添堵还能咋。结果越不说,越憋得慌。后来憋成了一堵墙,把你挡在外头。”
陈广发放下针线,听她说。
“你也不爱说话。”苏桂芬笑了笑,“两个闷葫芦,凑一块儿,注定了要出问题。”
“我也后悔。”陈广发说,“当年我要是多问一句,多听一句,也许不至于。”
“过去的事了。”苏桂芬说,“现在说开了,挺好。”
陈广发点点头。
他没问离婚协议书的事。那东西现在像个过时的凭证,他和她不需要了。有一回苏桂芬翻箱子找东西,翻到樟木箱。陈广发说:“那里面都是旧衣裳。”苏桂芬说:“我看看。”陈广发想拦,没拦住。
她掀开箱盖,把那些旧衣裳一件一件翻出来。翻到最底下,看见了那封信和那份离婚协议书。她拿在手里,看了又看。
陈广发站在旁边,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苏桂芬把信封拆开,抽出那张信纸。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都快烂了。她看着自己三十年前写的字,眼泪慢慢掉下来。
“你一直留着。”她说。
“嗯。”
她把信叠好,放回信封,又拿起那份协议书。上面只有她的签名,陈广发那栏空着。她拿起笔,在“陈广发”旁边画了个叉。
“这玩意儿没用了。”她说。
陈广发笑了。
日子过得快。
陈广发和苏桂芬在红桥的小屋里住到了秋天。阳台上那盆长寿花开了,粉红的花簇在绿叶间,像一群小孩的脸。
陈妍常来看他们。有一回她来吃饭,苏桂芬包了韭菜鸡蛋饺子。陈妍吃了一个,说:“妈,还是你包的饺子有味儿。”
苏桂芬说:“就你嘴甜。”
陈广发在旁边剥蒜,剥了半碗。苏桂芬说:“够了,你光吃蒜就饱了。”陈广发说:“你不懂。”
陈妍看着他俩斗嘴,笑得眼角都是泪。饭后,陈妍拉过苏桂芬,小声问:“妈,你现在还后悔吗?”
苏桂芬想了想,说:“后悔没早点回来。”
陈妍又去问陈广发:“爸,你呢?”
陈广发抽了支“烟”——其实是根牙签,他戒烟后总叼着。他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说:“我不后悔。就是觉得可惜了这些年。不过,人不能揪着过去不放。”
陈妍点点头。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见对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有人做饭,有人看电视。人间的烟火气在夜色里浮动。
“爸、妈,你们好好的。”她说。
“好着呢。”陈广发和苏桂芬同时说。
陈妍笑了。
那天晚上,陈广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三厂的食堂,打了两份窝头。对面坐着十七岁的苏桂芬,扎两条辫子,白生生的脸,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他说:“给你。”她说:“你吃不了?”他说:“给你。”她拿起来咬了一口,嘴角沾着玉米渣。他伸手去给她擦。
醒过来的时候,身边暖和和的。苏桂芬还在睡,呼吸均匀。他侧过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看她的脸。她也老了,眼角爬满细纹,可在他眼里,还是那个在路灯下掉眼泪的姑娘。
他轻轻说:“桂芬。”
苏桂芬翻了个身,模模糊糊地应了一声:“嗯……”
“没啥。”他拍拍她的手,“睡吧。”
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新的一天开始,像一碗普通的白粥,寡淡,却熨帖。
陈广发起床,轻手轻脚走进厨房。他拿起一头蒜,剥开。蒜皮很脆,一搓就碎。他把蒜瓣放进碗里,倒上醋。这顿早饭,他要给苏桂芬做一碗她最爱吃的醋蒜拌面。
他知道,今天的日子和昨天一样,和明天也一样。两个老人,一个厨房,三顿饭。吵过、散过、错过,可到头来,还是这个人。
锅里的水开了。
(全文完)
本文所有情节、人物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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