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54岁退休女同志，绝经之后，跟大她3岁的男士结伴出门游玩8天

我叫刘爱梅，1969年生人，满打满算今年五十四了。退休之前在荆门一家棉纺厂做会计，干了小三十年。丈夫得肝癌走了八年，闺女嫁到武汉，生了外孙，一年回来不上两趟。我住在老纺机厂家属院那套六十平的两居里，楼下就是菜市场，早上五点多能听见磨豆腐的声儿。日子像白开水，不苦，但也没味儿。要不是去年查出绝经之后骨质有点松，医生让我多晒太阳多走动，我大概还不会跟着老周出门。

老周全名周建国，比我大三岁，在热电厂干过电气工，也退了。我俩是在社区老年门球队认识的。他妻子死了快六年，儿子在宜昌跑运输，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影。老周个子高，不胖不瘦，脸上皱纹不多，就是两鬓有点白，笑起来挺正派。他球打得一般，捡球倒是勤快，每次我弯腰去捡，他都小跑着先一步把球递过来，手背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像旧电线。

真正熟起来，是去年秋天，社区组织去漳河水库边上的养老院做重阳节慰问。他唱了首《驼铃》，嗓子厚，调子跑了一半，可那股认真劲儿，把台下的老头老太太逗得直笑。我坐第一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下来后坐我旁边，问我：“刘会计，你不上去来一个？”我摆手说不会。他说：“你年轻时候厂里文艺汇演，你不是跳过舞吗？”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还记得这茬。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也就在厂里跳过一回扇子舞。

过年前，我闺女带着外孙回来住了几天，说要把我接到武汉去。我不愿意。武汉房子大，可在那儿我没个说话的人。女儿就给我报了个老年大学摄影班，说给我找点事做。我去了两次，觉得没意思，老师在台上讲构图，我在底下打瞌睡。老周就在这时候打来电话，说有个夕阳红旅行团，去恩施大峡谷，八天七晚，便宜，坐大巴，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心里盘算了一下，嘴上却犹豫：“咱俩一起，别人不说闲话？”他那边停了停，说：“都这个年纪了，还怕谁说。”

于是就这么定了。我交了八百八十块钱，他交了他的。出发那天，天蒙蒙亮，我在家属院门口等他。他背个黑色双肩包，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装了两瓶矿泉水还有一包话梅。我笑他像个小学生春游。他说：“给你路上含的，防止晕车。”我心里动了一下，像谁轻轻拨了下弦。

大巴上坐满了，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有夫妻同行的，也有几个单着的。我和老周坐一排，他靠窗，我靠过道。他话不多，偶尔指窗外，说这儿他年轻时来过，修过一段线路。车开上高速，太阳从东边慢慢升起来，光打在他侧脸上，我忽然有点恍惚，像回到了年轻时坐厂车去武汉出差的光景。那时候丈夫还在，我也年轻，心里装着的都是琐碎的盼头。如今丈夫不在了，闺女也飞了，陪在旁边的，竟是这个认识不过几年的老周。

一路上倒也顺利，到恩施已经下午了。导游小蒋给分了房，我跟一个叫陈桂芬的老大姐住一间。老周跟一个姓孙的退休教师住。头两天景点排得紧，上午大峡谷，下午云龙地缝，我这腿脚跟不上，走几步就喘。老周不远不近地跟着，看我落后了，就停下来假装系鞋带，等我走近了再一起走。陈桂芬看出来了，晚上躺床上跟我说：“刘姐，那个老周对你可不一般。”我装傻：“都老年人了，结伴出来玩玩，有啥不一般的。”陈桂芬翻了个身，叹了口气：“你可别这么想。我这把年纪，还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呢，可惜没那个命。”

第三天下午去土司城，人多，挤得厉害。我上台阶的时候，不知道被谁推了一下，脚一崴，整个人就往下倒。旁边一个年轻姑娘惊叫一声，还没反应过来，老周已经从后面蹿上来，一只手拽住我胳膊，另一只手托着我后腰，把我稳稳扶住了。我半个身子靠在他怀里，闻到他衣领上淡淡的樟脑味，心慌得厉害。他问我伤着没，我摇头说没有，脚踝有点疼。他蹲下来，也不顾周围人的眼光，把我裤腿轻轻卷起来看，见脚踝没肿，才松了口气。晚上回到宾馆，他拿条毛巾用冷水浸了，让我冷敷。我坐在床边，他半蹲着帮我按脚，手指粗糙，热乎乎的。我看着他低垂的眉眼，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丈夫走了这么多年，除了女儿偶尔的问候，再没人这样对过我。

可这事传到团里，就变了味。第四天早上吃饭，孙老师和陈桂芬还好，其他人看我们的眼神就有点不对劲了。有几个宜昌来的老太太，凑在一起嘀咕，说我和老周“出来度蜜月”什么的，声音不大，却恰好能让我听见。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早饭吃了一半就回房了。老周追到门口，隔着门说：“爱梅，你别往心里去，咱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我没开门，只说：“你让我静静。”

一个人在房里坐了半天，心里乱成麻。我承认，我对老周有了依赖，可这依赖放在五十四岁这个年纪，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我绝经了，身体里的女人味一天天淡下去，有时候照镜子，都觉得镜子里那个满脸细纹、眼皮耷拉的人陌生得可怕。这样的我，还配谈感情吗？闺女会怎么想？左邻右舍又会怎么嚼舌根？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自重，甚至动了提前回去的念头。

中午老周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一份蛋炒饭，用饭盒装着，还热着。我开了门，他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就把饭盒往前一递：“你胃不好，不能饿。”我接过来，让他进屋坐。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搓着膝盖，半天才说：“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我也有。我儿子前几天知道了，打电话跟我闹，说我这把年纪还瞎折腾，丢他的人。”我抬头看他，他眼睛里有红血丝，嘴唇抿得紧紧的。原来他也不容易。

“老周，你说咱这样，到底算啥？”我问他。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定：“算啥？算两个人搭个伴，相互照应。你要是怕人说，等回去咱就散了。你要是不怕，我就接着对你这么好，好到他们都觉得平常了。”我说不出话来，眼泪一颗颗掉进饭盒里。他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像哄小孩一样。

第五天，我们去了梭布垭石林。天下了点小雨，石阶湿滑，老周一直走在我前头，每到一个坎，就转过身伸手拉我。我攥着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和粗糙的茧子，心里那点委屈慢慢被雨冲淡了。陈桂芬在身后跟着，见我们手拉手，笑着喊了句：“老周，你可把我们刘姐拽紧了，别摔了！”其他几个团友也笑了，那笑声里少了嘲讽，多了几分善意的打趣。老周回头冲他们摆摆手，耳朵根都红了。我看着他那副憨样，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可好景不长。第六天下午，我闺女忽然打来电话，语气很冲：“妈，你是不是跟个老头出去旅游了？我三姨从老家听人说的，说你跟个男人同居了！你还要不要脸了？”我握着手机站在路边，腿肚子发软，气得浑身发抖。我说：“妈就是结伴出来走走，哪有那么龌龊！”闺女不依不饶：“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就不能消停点？我供你吃喝，接你去武汉你不去，非要在外面丢人现眼！”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老周站在不远处，看我脸色不对，走过来要接电话，我躲开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路边，把头埋进膝盖里，哭得像个被人欺负的孩子。老周没说话，就在我旁边蹲着，用身子挡住过往游人的目光。雨早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明晃晃地照着，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抹了把眼泪，问他：“老周，我是不是真像闺女说的，不要脸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心疼：“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老周也不要脸了。咱俩都这把年纪了，就想找个人说说话，一起走走路，碍着谁了？”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心里那堵墙塌了一块。

那一晚我没回房间，和老周坐在宾馆后面的石凳上，聊了很久。他跟我说起他妻子得病那几年，他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陪床，最后人瘦得不成样子。他说：“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让我再找一个，别一个人过。可我一直没找，不是不想，是怕再经历一回生离死别。”我也跟他说我丈夫，说发现肝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三个月人就没了。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活得像半个鬼，白天还笑，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哭。闺女大了，嫁了人，有她自己的家。我有时候想，哪天我死在家里，估计要等臭了才有人知道。”老周握住我的手，用了用力：“以后不会了。咱俩都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往后的日子，一起过吧。”

我靠在他肩膀上，心里又酸又暖。他肩膀很宽，很踏实，像冬天里的热炕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五十四岁怎么了，绝经了又怎么了，只要心还跳着，人就还有资格去爱，去活。

第七天，旅行团往回走，在宜昌停了一晚。老周的儿子周强开车来了，堵在宾馆门口，脸色黑得吓人。他把老周拉到一边，说了句什么，老周摇头，周强就吼了起来：“你老不正经！我妈才走几年啊，你就跟别的女人出去鬼混！”老周气得脸发白，胸膛一起一伏，但他没吼，只是压着嗓子说：“你妈走六年了。我找个伴，怎么了？我老了，病了，你能天天回来给我倒杯水吗？”周强被噎住了，梗着脖子，半天说不出话。我站在楼道口，远远看着，心里像被人攥着一样疼。老周这六年，一个人怎么熬过来的，我比谁都清楚。

后来周强走了，摔上车门，声音在夜色里格外刺耳。老周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来。我没问他发生了什么，只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冲我笑了笑，那笑里带着疲惫，也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他说：“爱梅，我跟他说明白了。他接不接受，是他的事。我怎么过，是我的事。”

第八天，大巴把我们送回荆门。下车的时候，老周帮我把包提下来，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绒盒子，当着几个团友的面递给我。我愣在那儿，脸红得像火烧。他说：“打开看看，不是啥贵重东西。”我接过来打开，是一枚银戒指，上面刻着极细的一朵梅花。我的名字，爱梅。他挠了挠头，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在恩施老街买的，手工打的，不贵。我就觉得，你戴着应该好看。”我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戒指套在左手无名指上，正好。几个团友鼓起了掌，陈桂芬拍着手说：“老周好样的！刘姐，你可答应人家！”我擦了把脸，笑着点了点头。

回到家的那几天，闺女又打了几次电话，态度比之前软了些。她说：“妈，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孤单，想找个人搭伴，我不反对了。但你要看准了人，别叫人家骗了。”我说：“人家老周不图我啥，就图我这个人。”闺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那等过年，带回来我见见。”我嘴上应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老周那边，他儿子周强后来也慢慢想通了。过年前，周强主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刘姨，我爸一个人这些年不容易。我常年在外面跑，照顾不上他。你人好，我爸老夸你。你们要是觉得合适，就大大方方在一起，我不反对了。”我听着，鼻子酸得不行，一个劲儿说“好”。

如今，我和老周住在一起。他搬到我家来，把我那个老房子重新拾掇了一遍，换了水管，通了煤气，还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每天早上，我俩一起去公园晨练，他打太极，我跳广场舞。中午回来，他择菜，我炒菜，一碗一筷，都是热乎的。晚上看会儿电视，他给我捶腿，我给他剥橘子。周末去老年大学，他学书法，我学唱歌。日子过得平淡，却再也不是白开水了。

有时候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摸着手上的梅花戒指，会想起那八天的旅行。想起大巴车上的第一缕阳光，想起他蹲在路边帮我按脚，想起他站在土司城的台阶下冲我伸出手。我知道，人老了，爱情不再是轰轰烈烈的样子，可它依然有温度，能暖透一颗孤单了半辈子的心。

这就是我和老周的故事。一个五十四岁的退休女同志，绝经之后，跟大她三岁的男人出门玩了八天。这八天，改变了我后半生的活法。它让我明白，无论多大年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要心还不死，爱就来得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