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播到乔至良案宣判那场，丁仲祥把魏三妹的情书摊在桌上，嘴皮子磨破想往死缓上拽，结果半路杀出个军队转业的张副院长。
这人根本不是法律科班，连“疑罪从无”四个字都念不利索，可人家手里攥着“从重从快”的尚方剑，一锤子下去乔至良死刑，丁仲祥的签字权当场被架空成摆设。
你看着丁勇岱那个欲言又止的脸色，就知道这老院长不是没良心，是良心包在“舆论压力”和“上面口径”里，闷得透不过气。
南余县连着三桩死刑，邱阿桂、乔至良加一个挪用公款的，县本无死刑权，特殊年头硬压下来，丁仲祥能做的不过是让邱阿桂晚两天执行，好让她给闺女留碗鸡腿面——这已经是那个年代一个法官最大的善意了。
秦志高这人，前面几集你根本不会多瞅他一眼。成泰燊演的这个法律顾问处老头，在律所被王本善呼来喝去，旧钢笔捏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李乡都以为他只会抄抄写写。
可等李乡因无罪辩护被扣“出卖国家机密”铐走、陈一众愣头青似的上去递委托书也跟着进号子，这老头终于从墙角站起来。
他是1949年后第一批科班法学生，五十年代就啃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因为嚷过“法院要独立审判”被划右派，农场挑了二十多年大粪，藏书烧了论文毁了，平反回来满身病也满肚子货。
他不动声色给陆则铭递辩护思路，一本旧讲义救了张丽慧的驻监平反路，还把袁亦方这尊大佛请下山——藏得比陶艺红还深，出手却比谁都准。
陈一众输给余高远，不是输在案子上，是输在人精不精、脸皮厚不厚。李乡出事那夜，陈一众二话不说冲去见当事人，把自己搭进去了；余高远摸准上面真要动李乡，转头跑去丁仲祥办公室“求情”，话术一套一套，要的是实习鉴定那句好话和回京分配的资本。
后来夏英杰和余高远“上北京求援”，明眼人都看得出是借机避祸，电话能解决的事非得跑一趟，身子躲干净了口碑还落个“努力过”。
陈一众那种“看见冤枉就往上撞”的轴，在1979到1997那十八年里是火种；余高远那种“算清代价再迈腿”的冷，是乱世里最不吃亏的活法。蒋奇明那句“进步总得有人付代价”，从他嘴里说出来像聊天气，可陈一众就是被他算计在内的“代价”之一。
这剧看到这儿就透亮了：丁仲祥是被时代架空的守门人，秦志高是被岁月埋住的扫地僧，陈一众是拿胸膛堵枪眼的傻小子，余高远是拿规则当梯子的聪明人。
可偏偏是陈一众这种“输家”，后来辞了职回学校抠《刑法》修订，把南余县的泥巴味儿带进了1997年刑诉法；余高远稳稳当当坐法官席，一辈子不犯错也一辈子不挨刀。
你要是搁在1983年的南余县，摊上李乡那档子事，你是选陈一众那种往里跳，还是余高远那种往外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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