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最新报告，2026年7月日本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的1021家之后，再次突破千家大关。
这是日本自2012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上半年累计破产企业已达5346家，时隔12年再度突破5000家关口，7月单月负债总额达2363亿日元，同比激增41.4%。
其中员工不足10人的微型企业占比高达90.6%，是本轮破产潮的绝对主力。从行业分布看，服务业、建筑业破产数均创下近年新高，运输、零售、信息通信等行业破产数量同步上升，经营压力正在多领域持续扩散。
大阪的信用卡结算代付公司“全东信”7月6日申请破产，负债1151.6亿日元，成为今年以来日本规模最大的企业倒闭案。这家企业的崩塌，只是日本经济毛细血管大面积堵塞的一个缩影。东京一家经营二十年的拉面店，老板每天凌晨四点熬汤，一碗叉烧拉面定价980日元。
日元贬值后，进口面粉、猪肉、酱油全线涨价，他试探性涨到1050日元，老顾客直接少了两成。
涨了失去客源，不涨吞噬利润。这家店硬扛了三个月，最终关门停业。这不是个案，是日本数十万中小微企业的共同处境——没有定价权，没有资金储备，成本上涨的压力全部要自己消化。
因日元贬值、物价上涨直接破产的企业7月达到93家，创2022年以来单月最高；因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增高破产的有63家，上半年同类破产数同比激增140%。招人难、留人难、养人难，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又一根稻草。破产潮的背后，是高市早苗政府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反噬。
高市上台后打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旗号，取消各省厅预算申报上限，推出370万亿日元的官民联合投资计划，同时承诺降低食品消费税，试图用大规模财政扩张催生需求、拉动增长。
但市场给出的反馈十分直接——抛售日元。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达1343.84万亿日元，占GDP比重约240%，高居发达国家首位。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让投资者对日元的信心持续走弱。
日元兑美元一度触及163.99，创下40年新低。7月30日日本政府不得不联合美国出手干预汇市，日元单日反弹2.4%，可仅仅一天后，日本央行宣布维持1%利率不变，日元随即回跌0.8%。干预的效果，连48小时都没撑住。这就形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死循环。
扩张性财政需要宽松货币环境配合，可宽松货币直接加剧日元贬值。日本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进口，日元贬值推高进口成本，成本沿产业链向下传导，中小企业无力转嫁，利润被持续压缩直至资金链断裂。
通胀压力倒逼日本央行加息。6月16日，日本央行加息25个基点至1.0%，创下31年来利率新高。这一加，直接给过去三十年靠零利率续命的“僵尸企业”拔掉了呼吸机。
低利率时代，大量企业依靠低成本借贷维持运营，本身盈利能力薄弱。融资成本上升后，这类企业批量进入破产清算。在我看来，高市的政策每走一步，都是在补救前一步造成的后果，从来没有触及经济的根本问题。
除了内部政策的反噬，还有一条隐形的压力线正在发挥作用——中国对日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和用途出口。随后2月、6月两次加码，累计已有60家日本实体被列入管控名单或关注名单，覆盖军工总装、精密器件与核心材料领域。
管制的效果直接体现在数据上。日本70%的稀土依赖从中国进口，重稀土依赖度接近100%。自管制实施以来，镝、铽两类重稀土对日出口已降至零，钇的对日出口1-4月跌幅超过九成。3月至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总量较去年同期锐减超80%。
全球氧化锆粉体顶级供应商日本东曹，6月中旬因氧化钇库存耗尽，正式向客户发出暂停供应通知。一家全球头部材料企业，因为关键原料断供直接停摆，冲击力沿着产业链向上下游扩散。
为了填补稀土缺口，日本企业想出了各种替代方案。三菱电机牵头发起回收计划，从废旧家用空调里拆解压缩机，提取磁铁中的稀土元素。
这种方式听起来有创意，实际产能却杯水车薪。回收处理的周期长、成本高、产量有限，根本无法覆盖日本工业的正常需求，更不用说支撑高市政府的扩军计划。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做过测算，如果日本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GDP可能直接下降1.3%-3.2%，就业人数减少90万-216万。共同社6月的调查显示，超九成日本企业把稀土采购视为经营课题或核心风险，超半数预计未来一年采购环境还会继续恶化。
高市早苗一直试图把扩军包装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现实给了她最直接的反驳。
扩军、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三角。扩军需要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推高债务和日元贬值压力；日元贬值加剧通胀和企业破产潮，民生受损；经济持续恶化，又会反过来削弱扩军的民意基础。
两用物项管制加码后，日本扩军的供应链基础也在被持续压缩。军工生产离不开稀土、精密材料和高端器件，而这些领域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短期内根本无法替代。进口替代需要时间、资金和技术积累，可高市政府未必等得起这个时间窗口。
日本时事通讯社7月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49%，较6月再跌5.3个百分点。在60-70岁的核心支持群体中，支持率从63.7%猛跌至39.9%，跌幅超过23个百分点。
路透社针对日本企业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企业对高市的政策持担忧态度，64%担心政策进一步加剧日元贬值，55%担忧利率上升增加融资成本。民意和企业界的双重降温，已经给高市经济学敲响了警钟。日本经济当下的困局，不是外部因素导致的意外，而是路线偏差带来的必然结果。
高市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是用国家信用透支未来，把资源向军事和战略产业倾斜，试图靠扩张走出停滞。
可这种模式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小企业才是日本经济的基本盘，吸纳了绝大多数就业，支撑着社会的日常运转。当毛细血管逐个堵塞，再宏大的战略也失去了落地的根基。
中方的两用物项管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举措，目的是制止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把管制说成“经济打压”，本身就站不住脚——真正让日本企业陷入困境的，是持续贬值的日元、不断上升的成本，以及一套只顾政治目标、不顾民生现实的经济政策。
靠举债撑不起长期繁荣，靠扩军带不动经济增长。当破产潮从中小微企业向中游产业蔓延，当民众的生活成本持续走高，高市经济学的泡沫，只会破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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