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中国刑场上，出现了世界司法史上都极为罕见的一幕——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一个86岁，一个81岁，加起来167岁，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按常理，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有罪，各国司法也多半会因"风烛残年、行将就木"而从宽处置，毕竟没几年活头了，但新中国没有饶过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罪孽比他们的年纪还老。
这两人不是普通罪犯，而是从甲午战争就开始卖国、足足给日本当了57年走狗的"骨灰级"汉奸。一个给日军捐了40架战斗机，被天皇亲自接见；一个卖了祖产给日军买飞机，改名换姓入日本籍。
他们从慈禧太后还在颐和园听戏的年代就开始祸国，一直卖到新中国成立，横跨三个朝代，活成了汉奸界的"活化石"。
1951年，镇反运动的铁拳砸下，这两个藏匿多年的老汉奸终于落网。当枪口对准他们后脑勺时，其中一个竟还扯着嗓子喊："我这辈子为皇军效力，值了！"
枪声响起，围观百姓拍手叫好，场面热闹得像过年——这不是残忍，这是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正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叛祖国的人，不管你藏得多深、活得多久，哪怕你熬成了"人瑞"，历史的审判席上也永远给你留着一个位置。
今天，咱们就来主要讲讲其中的一个老汉奸，81岁被枪毙的刘雨田。
刘雨田，原名刘逢霖，1870年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泡子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先祖隶金州汉军旗，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
他8岁就被父亲送进私塾，一读就是16年，家里本指望他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这地主家的少爷压根不是读书的料，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
考不上功名，刘雨田不反思自己，反而怨社会、恨朝廷，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满腹牢骚，脑子里还装着一股子"反清复明"的邪火。
就在他成天游手好闲、出入风月场所的时候，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出现了——日本间谍神武光臣，化名郑永昌，日本陆军少佐。
这日本特务汉语说得流利，对中国社会的门道却不太熟，他一眼看中了刘雨田这个对朝廷不满、又渴望荣华富贵的纨绔子弟，不断吹捧他"才华横溢"。
更绝的是，郑永昌诡称自己乃是郑成功后人，因仰慕日本强盛才投入日籍，这一番鬼话正中刘雨田下怀——你不是反清复明吗？日本人能帮你。
几番试探后，神武光臣亮明身份，保证战争结束后保送刘雨田赴日留学，许诺"只要投降皇军，保证一辈子荣华富贵"。
刘雨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0月24日，日军从庄河花园口登陆，向金州、大连、旅顺进攻。正当爱国官兵和旅大人民奋起抗敌之际，刘雨田却拉着父亲主动找上门，给日本间谍当掩护，还做起了日军的向导。
1894年11月6日，日军攻陷金州城，乃木希典率领部队入城。刘雨田和他父亲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父子俩腰系军刀，备了十大车满载衣服粮食的物资，外加名马50匹、肥牛12头、鸡猪若干，甚至还凑足了500两黄金，恭恭敬敬站在城门口迎接日军。
乃木希典见这对汉奸父子奴颜婢膝，当场赐诗一首，其中两句写道："辕门献礼表归顺，明代遗民刘雨田。"
一个中国人，被侵略者封了个"明代遗民"的称号，他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觉得挺光荣。当时还有外国记者在场，拍照后叹为奇事。
这还不算完，刘雨田又利用本地人的优势，给日军画地图、指路线，把清军的布防、百姓的藏粮之地一一指给日本人，彻底成了日军侵华的马前卒。
甲午战争结束后，列强施压，日军暂时撤出旅大，清政府开始缉捕汉奸。刘雨田知道自己罪不可赦，在神武光臣的安排下，仓皇逃往日本。
到了日本，他迫不及待地改名"龟山松太郎"，加入日本国籍，彻底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
他先在日本读书，后来在日本善邻书院当汉文教师，1898年竟然混进了日本陆军大学当汉文教授，专门教日本军官学汉语。
那些被他教过汉语的日本学生，后来大多成了侵略中国、殖民东北的骨干，用中国的语言来奴役中国的人民。
刘雨田一边教书，一边接受日本的间谍培训，协助日军参谋本部兵要地志课绘制辽东半岛地图，为日后的侵略做准备。
这期间，他还干了一件颇为"风雅"的事——将在普兰店泡子出土的千年古莲子带到了日本，1920年代在东京繁育成功，成了日本植物学界的一桩美谈，可谁还记得这莲子是从中国偷出去的？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刘雨田的机会又来了。他跟随日本第二军在金州猴石一带登陆，再次充当日军的向导和参谋，负责筹措军粮、搜集情报，还帮日本人搞"安抚民心"的勾当。
因为他"功劳很大"，深得乃木希典赏识，乃木希典多次召见他，还特批他参加了与俄国军官密谈俄军投降事宜的谈判，两人合了影。
1906年，日本天皇亲自召见刘雨田，赐予他勋六等功；1915年，天皇再次召见他，又赐勋五等功，还任命他为关东都督府高级顾问。
有了天皇的"恩宠"，刘雨田更加肆无忌惮，他在辽东地区连日军都不敢轻易招惹他。
刘雨田的野心不止于当顾问。辛亥革命后，他移居旅顺口新市区，与清朝卖国贼肃亲王善耆一起组织宗社党，大肆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友好"、"亲善"，向人民灌输"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效忠天皇"等奴化思想，使日本对他更为赞赏。
1916年，他在家乡普兰店创办了辽东银行，1918年将总行迁到大连市大山通（今上海路），1923年又将其并入满洲银行，资本金100万。
他靠着日本人的势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资产达到上百万日元，当年日元与美元几乎一比一兑换，这笔钱是地地道道的天文数字，全是沾着同胞血的黑心钱。
在普兰店，他占田3000余亩、房屋40间，成了辽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刘雨田迎来了"人生巅峰"，在伪满洲国担任了一堆伪职："关东州"精神总动员中央实行委员会委员、"关东州"计划评议员、"关东州厅"参事、大连市议员、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等等。
他仗着自己是"元老级"走狗，在大连呼风唤雨，欺压百姓，甚至把两个亲生儿子都送进了伪军队伍，最后都死在了战场上。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但他比老虎毒多了，拿亲儿子的命去染自己的红顶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已经67岁的刘雨田仍贼心不死，出任日本驻中国高级顾问，利用自己培养的间谍，为日军提供地形资料、中国军队部署等情报，间接加快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刘雨田干了一件更加丧心病狂的事——他变卖了祖上传下来的1200亩土地和200多间房子，倾家荡产为日军买了两架战斗机，命名为"雨田号"，用来轰炸自己的同胞。
日本方面为了表彰他的"忠心"，将他的事迹写入《关东州秘史》，把他当成侵华汉奸的"榜样"大肆宣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雨田的"好日子"到头了，他本想跟着日本人一起撤回日本，可日本人根本不管他——一个失去了利用价值的棋子，谁还会带着走？刘雨田被日本主子像用过的手纸一样丢弃了。
这老贼还不死心，竟然大摇大摆跑到南京，想找国民党投诚，觉得自己"功勋卓著"，国民政府理应重用他。国民党虽然烂，但也不想收这种臭名昭著的"骨灰级"汉奸，直接让他滚蛋。
走投无路之下，刘雨田开始化装逃跑，先后在大连、沈阳、吉林、长春等地流窜，最后以务农为掩护，隐匿于西安（今辽源市西安区），化名"何文泉"（一说"何永泉"），妄图以普通老农的身份混过余生。
这老贼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1950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各地公安机关对潜藏的汉奸、特务进行拉网式清查。1951年，辽宁省新金县（今普兰店区）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将藏匿在农村的刘雨田抓获。
也有说法称，是在一次户籍普查中，一枚指纹出卖了他。
不管哪种说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藏匿了数年的老汉奸终于落网。当民警出现在他面前，喝道"刘雨田，事到如今，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时，这老农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焦急地喊道："我是何永泉，不是什么刘雨田，你们抓错了人！我要去找你们领导告状！"办案民警冷哼道："别装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就是刘雨田！"随即把他押走。
被捕后，刘雨田知道共产党的公安办案最讲证据，明白已无可抵赖，叹了口气，垂下头颅。据他招供，日本投降后他一直在东北四处逃窜，保持低调，几乎"隐居"，可终究没能逃过人民的罗网。
在狱中，这个卖国51年的老汉奸不但没有一丝悔恨，反而本性毕露，不停地跟狱友吹嘘自己当年的"荣光"，讲述跟着日本人为非作歹、纵情享受的那些快意之事，把残害同胞的罪行当成炫耀的资本。他还得意洋洋地说，自己活了81岁才被抓，日本人败走之前享尽荣华富贵，这辈子值了。
1951年9月10日，刘雨田被押赴刑场。
关于行刑地点，还有一段插曲。据记载，人民政府最初准备在大连老鳖湾刑场处决他，大连人民闻讯后纷纷准备前去围观，但普兰店人民要求把刘雨田押回原籍召开公审大会后再枪决，以解当地人民心头之恨，于是大连人民凡是有时间、有体力的，不分男女老少，都直奔普兰店，老鳖湾刑场临时冷场。
最终，刘雨田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公审后伏法，此时距甲午战争已整整57个春秋。
公审大会那天，刑场周围人山人海，围观的百姓把道路两边堵得水泄不通。当刘雨田被押上来时，现场群众的情绪瞬间被点燃，许多人忍不住破口大骂，要求政府严惩这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一些人甚至情绪激动到想要冲上前去。
面对愤怒的人群，81岁的刘雨田却没有丝毫羞愧之色，反而异常平静，冷冷地观察着周围的百姓，甚至露出一种若无其事的表情。
就在执行人员走到他身后，准备结束他罪恶的一生时，这个老汉奸突然睁开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我这辈子为皇军效力，享尽荣华富贵，值了！"
这句话一出口，现场群众彻底愤怒，很多人没想到一个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还能如此嚣张。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刘雨田应声倒地，围观的老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欢闹的样子好似过年。
大连人评价这个老汉奸时说：许多大汉奸固然可耻，还没有敢做日本人；刘雨田不但敢做日本人，还连祖宗给的姓、父母给的名都不要了，直接改名龟山松太郎，入了日本籍，他比大汉奸还大汉奸，他是“特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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