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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坐一会，喝杯茶。
从大湾区出来，动车往东走了四个多钟头，窗外的景致便渐渐换了。
那些玻璃幕墙的摩天楼、跨海大桥的钢缆，一点点褪成平房、水田和远山的轮廓——像是翻过了一本画册的最后一页，随手又翻开另一本，纸页的气味都不同了。
此行的前半程是为了开眼界，眼睛看饱了，胃还空着；潮州便是冲着这一缕口腹之念去的。
潮汕地区三分天下：揭阳有机场，汕头有港口，潮州有动车站，海陆空各占一角，倒像三兄弟各守一摊，各过各的日子。
从动车站出来，搭车往老城去，一拐进古城，便像钻进了时间的夹缝——年轻人多数搬走了，搬到那些带电梯的新小区里去，剩下不愿挪窝的老人和旅游从业者，守着旧屋子、老铺子，日复一日地过。
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挽回的，像河水流走了，剩些石头在河床上，被太阳晒得发白。
大晌午的，日头毒得像泼下来的热油，在牌坊街后面的巷子里穿来穿去。避开那些挤满游客的主街，专拣冷僻的拐角走，只想看看当地人怎么过日子。
有的居民把自家墙上开个门脸，不大，窄窄的，像个抽屉口，里头摆着几笼刚蒸好的粿——笋粿是咸的，冒着白汽；鼠曲粿是甜的，压出花模子，油亮亮的。
我买了一枚笋粿，捧在手里烫烫的，咬一口，糯香裹着被猪油浸润的笋粒，甜得很老实，不急躁。
拐进一座明末清初的老宅，如今改成了工夫茶博物馆。
天井里漏下来的光是斜的，照着玻璃柜里的历代茶具——宋的盏、明的壶、清的杯，一件一件挨着，安静得像在打盹。
我俯身去看那些瓷器上的裂纹和釉色，忽然觉得它们像一张张旧照片，拍的都是同一杯茶，不过换了不同的杯子端着。
再往前走，便是开元寺。
千年古刹的屋檐压得低低的，大悲殿周围一圈石柱上，工匠用石材的肌理雕出龙来，龙爪紧扣着柱身，尾巴在云纹里蜿蜒，像要挣脱石头，却又挣不脱，百年千年地困在那儿。
看守的老僧坐在门槛上打瞌睡，蒲扇搁在膝头，半落不落的。
看潮州的老房子，一定要抬头——屋顶上满满地站着一群神仙武将，封神榜的、三国演义的，花花绿绿地排开，鲜艳得像刚出窑的瓷器。
这便是嵌瓷了，碎瓷片一片一片镶进去，代替了涂料，颜色便留得长，风雨再大也褪不了几分。
当地有句俗话：“厝头角，有戏出。”
—屋角上，便是戏台子。
我仰着脖子看了半晌，日光刺得眼涩，那些瓷片在光里一闪一闪的，武将的红脸、龙麟的金边，衬着背后蓝湛湛的天，像是天上也开了一出热闹的大戏。
待到天黑，路过一座城隍庙，听见里头传出紧凑的锣鼓声，一阵一阵的，像心跳。
探头去看，一群少年男女各执一对英歌槌，正练着舞。
槌子上下翻飞，脚踩得石板地咚咚响，口中整齐地喊着号子，脸上涂了彩，扮成梁山好汉的模样，一转身，一挥臂，那股子劲儿像排山倒海似的，直直地朝你涌过来。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心里忽然热了一下——那不是什么技艺，是血肉里带来的东西，藏不住的。
锣鼓还在敲，槌影还在晃，我转身走了，把那一阵排山倒海丢在身后，但它并没有散，它像是钻进骨头缝里去了，一路跟着我，一直跟到夜里，跟到梦里去。
潮汕人善经商，这话不是虚的。
宋元时候，他们的船便已顺着风，一路漂到海南去了。
万宁旧称万州，是潮汕商人在海南的第二大本营，市区的老街深处，至今还立着一座潮州会馆，乾隆三十六年建的，算起来已有两百多个春秋了。
那些潮汕商人在此落脚，买下朝阳街、镇南街几间铺面，铺租便拿来养着会馆——东边三开间给同乡聚会，谈生意，换消息；西边三开间做驿所，同乡来了，吃住一概不收钱，像是个远方的家。
这样的格局，听着便叫人觉得妥帖，像一件衣裳，里外两层的，外头撑得住场面，里头也暖得了身子。
如今的会馆，早已没了商船泊岸、算盘响动的那股热气。
东厢的厅堂空阔阔的，摆了几张旧桌椅，附近的老人在这里喝茶、打牌，吵吵嚷嚷的，倒也热闹，只是那种热闹跟从前不是一回事了。
西边的驿所落了锁，隔着窗缝往里看，灰尘厚厚地铺着，像盖了一层灰绒布，踩上去大概会印出深深的脚印来。
可潮商并没有真的走远，他们在海南的生意场上，依然是那根看不见的脊梁，撑着一方的市面。
老会馆像一张褪了色的旧名片，塞在抽屉最里头，翻出来看一看，字迹淡了，可那人的样子，还在心里头搁着。
文章来源：一手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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