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36岁的小陈,花了8万元,做了四五次手术,换来满身针眼和一次次失望。更让人心惊的是,她做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简易房——推开门就是手术室,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台仪器。执法人员到场后问工作人员“你给她打的是什么针”,对方的回答是:“不知道。”

这不是孤例。地下试管婴儿的骗局,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也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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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梳理:小陈经历了什么

根据报道,小陈经朋友介绍,2025年4月与贵州瑞扬文盛医疗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8万元的试管婴儿套餐,对方承诺“包成功、可选性别、精子免费”,包含检查、促排、移植、药物乃至生产全部项目。

实际过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被要求上交手机、换乘密闭车辆,辗转重庆、南昌、成都等多地,最终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里完成取卵和移植。手术做了四五次,胚胎始终没有着床。想要再次取卵时,对方要求补交2万元。家人发现她身体检查指标异常后,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更蹊跷的是,签约、收款、盖章分属三家公司:贵州瑞扬文盛医疗服务有限公司、贵州能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能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三家公司均已注销。

贵阳市云岩区卫健局、市场监管局、南明区市场监管局及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现场未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工作人员无法说明注射药物名称。

事实层面有几点值得注意:小陈确实支付8万元并接受了多次手术,有合同和付款记录佐证;涉事场所无医疗资质,是执法部门现场确认的;三家公司均已注销,说明对方有预谋地规避责任。仅凭目前确认的信息,这已经构成典型的医疗诈骗特征。

二、核心问题:地下试管为什么能存在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小陈为什么不去正规医院?

答案藏在三个字里:选性别。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正规医疗机构不会提供“选男选女”服务。小陈选择地下机构,很大程度上是被“可选性别”吸引,这一点报道中有明确提及。

地下机构正是抓住了这个“需求差”。他们知道,一部分人想要男孩,一部分人想要女孩,还有一部分人因年龄焦虑想要“包成功”的确定性。正规医疗体系给不了这些,他们就来“补位”。

但问题在于:这些需求本身,有些是违法的,有些是不现实的。

“包成功”就是典型的不现实承诺。医学上,试管婴儿成功率受年龄、卵巢功能、胚胎质量、子宫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35至40岁女性单次移植的临床妊娠率通常在30%至50%之间,没有任何正规医生敢承诺“包成功”。地下机构敢承诺,是因为根本不在乎是否兑现——骗到一个是一个。

这就是地下试管市场的底层逻辑:不是医疗,是生意。 医疗的核心是患者利益最大化,生意的核心是利润最大化。两者冲突时,地下机构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三、被忽略的盲区:风险远不止“骗钱”

公众讨论此事时,焦点往往集中在“8万元被骗”上。但有一个被严重忽略的细节,恰恰是最危险的:

工作人员不知道给小陈打的是什么针。

这不是一句“不专业”能概括的。促排卵药物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轻则腹胀腹痛,重则胸腹腔积液、血栓形成,甚至危及生命。取卵手术没有无菌环境和规范操作,可能导致盆腔感染、脏器损伤、大出血。这些风险,在正规医院都会被严密监测和及时干预,但在那间简易房里,没有任何保障。

小陈家人发现她“检查指标异常”——这五个字背后,可能是肝肾功能受损,可能是内分泌紊乱,也可能是感染指标升高。这些身体损伤,有些可逆,有些可能伴随终身。

更深远的影响是:在无资质场所进行的手术,没有规范医疗记录。如果小陈未来出现健康问题,医生很难判断是否与这些手术有关,更难追溯责任。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点:地下机构使用的“精子”来源不明。 所谓“免费赠送”的精子,既没有供精者健康筛查记录,也没有遗传病检测报告。这意味着即使胚胎成功着床并生下孩子,孩子可能面临遗传病风险,母亲也可能感染经血液或体液传播的疾病。

所以,地下试管的风险链条是完整的:骗钱只是开始,身体损伤是过程,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目标恰恰最不可能实现。

四、法律边界:这些行为触碰了什么

从法律角度看,这起事件涉及多个层面。

第一,非法行医。 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场所开展取卵、移植等医疗行为,属于典型的非法行医。依据《刑法》中关于非法行医罪的规定,造成就诊人器官组织损伤或使用假药、劣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即使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卫生健康部门也可依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进行行政处罚,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相关许可等。

第二,医疗欺诈。 “包成功”“可选性别”等承诺,如果明知无法实现而以此诱骗他人签约付款,可能构成诈骗。三家公司均已注销,说明对方从一开始就有规避法律责任的意图,这反而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线索。公安机关介入后,可以重点追查资金流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是否存在伪造医疗文书等行为。

第三,性别选择的违法性。 即使地下机构真的具备技术能力进行性别筛选,这种行为本身也违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母婴保健法》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小陈的“选性别”需求,不会因为她是受害者而变得合法——这一点需要坦诚指出,但这不等于替地下机构开脱,而是帮助公众理解:需求端的某些期待本身就是违法的,这恰恰是地下机构能够存在的原因之一。

五、更深一问:她为什么“不得不”相信

小陈36岁,一直渴望成为母亲。这个年龄在生育语境中被称作“高龄”,虽然医学上仍有自然受孕可能,但社会时钟的压力、家庭的期待、对年龄的焦虑,会让人做出不那么理性的选择。

朋友的推荐,让地下机构看起来“可信”。8万元“包成功”,听起来像是一笔确定性交易——你出钱,我帮你怀上孩子。对于焦虑中的人,“确定性”的诱惑是巨大的,哪怕这种确定性经不起推敲。

我看到的是一个被生育焦虑推着走的人。她的选择当然有可批评之处——比如对“选性别”的执念、对“包成功”话术的轻信。但批评之余,我们或许也该问一问:是什么让一个36岁的女性,宁愿相信藏在简易房里的地下手术室,也不敢去正规医院面对“成功率”的冰冷数字?

答案可能包括:正规医院排队时间长、流程复杂、医生说话谨慎、没有“包成功”的安慰、不能选性别。这些“不便”和“不确定性”,恰恰是医疗伦理的体现——医生不承诺做不到的事,不做违法的事,不把患者当客户。

地下机构把这些“不便”全部消除,代价是:失去安全、健康和法律保护。

六、实用参考:如果考虑辅助生殖

这部分希望给出可复用的参考。

认资质。 正规辅助生殖机构必须持有省级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准证书》。就诊前可要求查看,或登录当地卫健委官网查询机构名单。没有这个证书的,无论环境多好、承诺多动人,都是非法的。

警惕“包成功”。 医学上没有这件事。如果一家机构敢承诺,说明它不打算负责。正规医生会告诉你真实成功率,并给出个性化建议,而不是画大饼。

远离“选性别”。 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是违法的。任何以此为卖点的机构,本身就在违法经营,你不可能在违法的地方获得合法保障。

保留证据。 如果不幸卷入类似纠纷,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手术照片、身体检查报告都要保存好,及时向卫健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案。小陈的案例中多部门联合介入,说明这条路走得通。

身体优先。 如果在地下机构做过手术,建议尽快去正规医院做全面检查,包括肝肾功能、感染指标、妇科超声等,把身体损伤控制在最小范围。同时,如果心理压力过大,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支持——生育焦虑本身需要被看见,而不是被地下机构利用。

小陈的故事里,最刺痛我的不是“8万元”,而是那句“满身的针眼”。这些针眼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她为了一个目标,把自己交给了完全不可信的人,换来的是一身伤痕和一场骗局。

地下试管婴儿的存在,不是简单的“骗子坏、受害者傻”。它背后是生育焦虑的市场、正规医疗的边界、法律监管的缝隙、以及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部门已经介入,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有些“捷径”通向的不是孩子,而是深渊。 生育这件事从来没有“包成功”的魔法,只有科学、伦理和法律的底线。守住这条底线,才是对自己、对未来孩子真正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