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到了1946年，杨森早已不是那个单凭一支军队就能在四川说话的人了，他的人生走过军阀混战，也走过八年抗战，此时又坐上贵州省主席的位置。
实际上，就算把这层所谓“儿女亲家”的关系拿掉，杨森和蒋介石之间也已经有足够多的故事可讲。
杨森早年的履历很典型，他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来做过护国军第一军总部参谋、川军第二军军长，又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第六军团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杨森不是从中央系统里一级一级熬出来的人，他年轻时靠的是枪、部队、地盘和自己经营出来的人脉，四川军阀混战那些年，他起过，也落过，被打出去过，又带兵杀回来过。
在我看来，这类人的生存本事往往就体现在一个字上：变。
因为几十年前的杨森，可不是习惯站在人身后的角色。
真正让杨森这辈子留下另一笔分量的，是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杨森率第二十军出川。
这支部队有1.3万余名将士，从贵州徒步出发，行程数千里赶赴上海，投入淞沪会战，血战一个多月，部队伤亡大半。
后来杨森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军又继续参加长沙会战。
我觉得不能因为杨森身上还有许多别的争议，就轻飘飘带过去，一个人过去是什么身份，后来走了什么路，都应该写；可他率领的部队在抗战里打了什么仗、付出了多少伤亡，也一样应该写。
也正因为打过淞沪、经历过长沙战场，杨森后来进入更高层级的军政体系，并不是没有履历支撑，到1945年，他出任贵州省主席，人生的位置又变了一次。
到了贵阳以后，杨森很快就把自己过去那种雷厉风行的做事方式带了过去，贵阳南门桥就是一个例子。
1945年杨森担任贵州省主席后，看到南门桥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又处在交通要道上，汽车通行以后，老石桥已经难以适应新的交通需求，于是要求对桥梁进行改建。
修桥这件事本身不复杂，可我觉得它很能看出杨森的性格，他看见一个问题，习惯马上动手，不太喜欢慢慢磨。
这种性格放在修路、架桥、整顿城市设施上，往往容易出成绩；可当他把同一套做法伸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味道就变了。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对杨森这个人的印象反而更清楚了，他不是没有行动力，问题恰恰是行动力太强以后，很容易把自己的生活观念也当成别人必须接受的规矩。
所以在我看来，杨森身上一直有两种东西缠在一起：一个是做事快，一个是控制欲强，前一种东西能让他在乱世里不断往上走，后一种东西又经常让他越过本来不该越的线。
时间到了1946年，杨森这时候正是贵州省主席。
从地方军阀，到抗战高级将领，再到贵州省主席，这条路看起来像是在不断升迁，其实也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不断改变生存方式的过程。
更有意思的是，杨森当上贵州省主席以后，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凭身份直接解决。
杨森有两个孩子想进贵阳实验小学读书，秘书坐着汽车带孩子去报名，可到了学校，并没有因为他们是省主席的孩子，就直接把入学手续办下来，校方依旧按学校原来的招生办法处理。
杨森能带兵，能主政一省，能站在重要人物身边合影，可到了孩子上学这件事上，他一样会碰到学校自己的门槛。
1949年以后，杨森去了台湾,1977年，杨森去世，从1884年走到1977年，他活了93岁。
一个从清末走出来的军人，经历了军阀混战、全面抗战、战后政局变化，晚年又以国策顾问身份出现在台湾社会里，这个人生跨度确实很长。
在我看来，也正因为杨森活得够久，他的一生才像一面很复杂的镜子,年轻时靠部队争地盘，中年带兵抗战，后来做省主席，去了台湾以后又成了国策顾问,每换一个时代，他都在调整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再回过头看1946年的这张合影，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谁看起来更威风，也不是非要挖出一层没有充分档案支撑的“亲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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