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继续写写郭德纲，之所以不停的言说，我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不追究告密者、不让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任何道义上的重量，反而给他一个维护正义的头衔，那就是放任人心被改造的惨烈过程。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说这是我的天良突然爆棚了，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反对这样一种对人的迫害。
如果告讦成风，甚至把告发别人变成一种社会生存方式，以下只会是结果：
人的血脉亲情、人格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是以鬼魅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之所以写竹知了，写贾冰，写郭德纲，皆因我窥见一种不好的征兆。
人心的改造，从来不是靠一场杀戮完成的,而是靠语言的清洗、耻感的清洗、判断力的清洗。
是它们堕落了，我们卑怯了，这些鬼魅才有更多作恶的空间。
像下面：
先说济公。
济公被称作佛，佛有相么？就算我不认同这种审美偏好，那也只是我的偏好，凭什么你能上升为公共标准？你觉得济公的扮相不该唱，那本质上是要求歌只能出现在你认可的神圣场合里。
那什么才是神圣?
这本身就是一首电影的插曲，是一支带着市井气和民间气的通俗小调，上升到如果今天没人管，明天就会有人恶搞？
今天不管闯红灯，明天就会有人抢银行？今天不管说错话，明天就会有人搞颠覆？
这些蛆虫，好像试图通过想象一个可怕的未来，来正当化对当下这件小事的重手处理。
用一个想象的恶，来正当化一个已经在真实发生的恶，正当化告密的恶，这就不是法治的逻辑。
问题是，这个可怕的未来从来没有被验证过，而那些可怕的过去，却一直一直被重复地验证、实践，从未褪去。
上述发帖者便是那些可怕的过去的产物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
结尾的——有些人简直不长脑。
一旦争论方把不同意自己的人打成不长脑后打标签、扣帽子，这一招，历史上是从哪里验证的？是从哪一段过去重复来的？
假设你们真的会以庄严对待历史为标准，那手撕鬼子、弹弓打飞机，这些神剧，难道不是在扭曲先辈的历史？
同样是对严肃历史题材的不严肃处理，凭什么济公改两句歌词要被上纲上线，而手撕、弹弓可以拍成一个产业？这些神剧过审、上星、赚钱、得奖，有没有人立案，有没有人被文旅启动调查程序？合着你们的义愤是有选择的，敬畏是看人下菜碟。
难道一个是朝着“正确方向”的胡编乱造就被鼓励，一个不服务于某种叙事，便被攻讦？
标准从来不是是否严肃对待历史，我想标准是是否朝着允许的方向扭曲吧？
而郭德纲那两句词，具体怎么定性，其实还是要看定义者。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句本来完全可以往某些正能量的叙事上引导嘛，西边的太阳，象征某种衰落，它们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不是很符合某些叙事吗？
但没人这么解读，因为解读权不在你手上，定义权在谁手上，这件事就朝哪个方向走。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不是这两句词到底什么意思，而是你没资格定义它是什么意思。
还有：
老毕不也是受害者？一顿饭桌上的私下玩笑，被人偷偷录了发出来，几十年艺术生涯到此为止。
你们把老毕当成了什么？一个反面教材，一个警示牌，看，这种人下场就是这样。
可老毕本身就是告密文化的受害者啊。
你用一个受害者的名字来警告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这操作本身，就已经把告密文化内化到了骨子里。
这条：
请问，“糊涂”就该被处理吗？法律惩罚糊涂吗？如果糊涂就要立案，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糊涂是人的常态，人本来就是会说错话、会没想清楚就开口、会一时冲动、会做傻事的动物。
一个连糊涂都要追究的社会，谈何文明？
再说了，相声有没有内容和意义，你不能不喜欢，就宣布这门艺术没有内容和意义吧？
这就像一个不喜欢摇滚乐的人宣布摇滚乐都是噪音，没有意义，他有权利表达偏好，但他没有权利把偏好上升为公共标准。
相声本来就是市井艺术，长在茶馆里、街头上、天桥下，要求相声不俗、不擦边、不冷嘲热讽，等于要求相声不再是相声。
我相信纲也是有预料到今日的：
昆德拉写过一本《玩笑》。
写的是一个人在50年代因为一张明信片上的一句玩笑话被打倒，然后回过头来要报复当年把他打倒的领导的荒诞故事。
他那本书里能读到的故事，原来跟某些人的历史何其相似。
我想放任告密者，就是放任恶漫无边际地复制。
不追究告密者，就是让告密的成本永远为零，让下一次告密变得更加容易，让下一代人从小就把告密当成一种正当的社会行为学下来。
这个过程一旦形成肌肉记忆且遗传，人心会自己溃烂，一代人接一代人地烂下去，烂到最后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本来就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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