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钟睒睒对平台和实体经济的概括虽有粗糙之处，但他至少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朴素直觉——平台让商品更便宜、购物更方便，也让商户更难做、劳动者更疲惫。如果对这种直觉的批评也建立在简单直觉之上，即使让钟睒睒成为笑话，也无法消除背后的张力。
在钟睒睒央视访谈的批评者眼中，他的言论用“反动”定性或许也不为过，批评是可以不假思索手起刀落的，所以各种批评文章背后的情绪与其说是愤激，不如说是畅快，比如“狠起来连自己都打”“这个认知水平不知道怎么当上首富的”……
钟睒睒对平台、电商和实体经济的概括有不少粗糙、混乱乃至矛盾之处，真要逐句挑，把他批成一个笑话并不难。
但他的批评还是具体的，一以贯之的。论荒唐，并不比他批评的平台的老大们说“我的生意都是国家的”更过分。更重要的是，他未必没有提出真问题。无论他是在迎合上面，还是迎合下面，上下的存在都很真实。他至少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也相当朴素的直觉：平台让商品更便宜、购物更方便，也让商户越来越难做、制造业越来越卷、劳动者越来越疲惫，并使财富与规则制定权向少数中心平台集中。
如果对这种直觉的批评也建立在同样简单的直觉之上，那么，即使让钟睒睒成为笑话，却无法消除背后的张力。
平台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却不能天经地义、毫无争议地成为“市场经济”的象征。
现代平台经济学早已不再只把平台看成降低交易成本的中间商。平台连接消费者和商户，聚合信息、支付、物流和信用，确实大幅降低了搜索与匹配成本；但它同时还决定谁可以进入、商品如何展示、搜索结果怎样排序、推荐机制如何运行、质量标准如何制定，以及商户之间以何种方式竞争。
“这意味着平台不只是市场中的一家企业，也是具体市场的设计者和治理者。”Tat-How Teh 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的《Platform Governance》，研究的正是平台如何选择准入、信息披露以及竞争规则。其核心启示是：平台会按照自身利益设计市场秩序，而平台的私人最优规则并不必然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则。
所以，平台具有市场设计和市场治理权力。它不仅参与竞争，还能够决定别人怎样竞争；不仅提供流量，还能决定谁以什么价格获得流量。当商户已经很难离开某个平台，当消费者也很少在多个平台之间迁移时，平台就从普通企业变成了“守门人”：它能够决定谁可以接触终端消费者，以及必须为此支付什么代价。
▲ 钟睒睒央视访谈引发了关于平台经济与实体产业治理的广泛思考
因此，平台发展挤压小企业和创业，不是只能解释为“高效率淘汰低效率实体店”。这是一种可能，却不是唯一可能。
讨论平台至少应当区分四个问题：效率、分配、市场势力和社会福利。
平台是否降低商品价格、提高物流和匹配效率，是效率问题；新增的经济剩余如何在消费者、平台、商户、制造商和劳动者之间分配，是分配问题；平台是否利用网络效应、数据优势和转换成本获得规则制定权，是市场势力问题；把消费者收益、企业利润、劳动者福利以及长期创新加总起来，才是社会福利问题。
四个问题不能混成一句“平台到底是好是坏”。
平台的巨大效率收益是真实的。它降低了消费者的搜索成本，让偏远地区也能获得低价而丰富的商品；它把支付、物流和IT系统从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固定投入，变成可以按需购买的服务；C2M和柔性制造还可能减少库存，使企业更快识别需求。这些都是不能被轻易否定的生产率进步。
但消费者买一件商品便宜十元，不能自动证明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受益。十元可能来自平台让利，也可能来自商户少赚六元、骑手多承担两元劳动成本、工厂再承受两元价格压力。消费者剩余增加了，不等于整个产业链的剩余分配就是合理的。
这正是现代平台研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平台竞争可能带来消费者福利，同时完成一次从商户、供应商和劳动者向消费者与平台的剩余再分配。
一项关于中国“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研究甚至发现，平台发展并没有简单地促进当地创业。在其识别范围内，新企业注册和企业进入反而下降，微型、小型企业以及部分服务业和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并不能证明平台总体上有害，却足以证明一个更复杂的命题：平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消费效率，与它减少某些地区的创业生态多样性，可以同时成立。
▲ 平台权力的扩张与负外部性已超越传统反垄断治理框架
还应注意钟睒睒提出问题的时间点。这不是平台创生、向上扩张的早期，而是平台进入成熟期之后，其权力和负外部性开始显著向外溢出的节点。
在发展初期，平台的规模、数据和网络效应主要表现为效率：用户越多，匹配越好；数据越多，推荐越准；物流越密，成本越低。但在成熟期，同样的机制也可以成为进入壁垒。平台可以通过算法排序、竞价流量、自我优待、“二选一”和高转换成本，把创造价值的能力转化为提取租金的能力。
中国平台又有格外值得注意的制度和产业条件：庞大的统一市场、高度普及的移动支付、低成本而密集的末端物流，以及集中的制造业供应链。这些条件释放了欧美难以复制的效率，也使网络效应、市场集中和供应链控制更为强烈。
前两年多次去欧洲，注意到那里的快递和外卖远不如中国便捷。很多人由此得出中国社会更方便、更有效率的结论，但追问自然而然：为什么一些发达社会没有把末端配送卷到中国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中国消费者福利的极致，常常同时意味着骑手、快递员和供应商承受极致压力？究竟是他们缺少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还是他们以更高的劳动保障、更分散的市场结构和更严格的规则，接受了一部分效率损失？
这里不能简单推出“欧洲模式更好”，但同样不能把中国式便利全部算成平台企业家的个人功劳。中国平台受益于统一大市场、公共基础设施、充足劳动力和长期相对低廉的劳动保障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所谓“低人权优势”在数字时代的延展。
平台既然享受了这种制度和人口红利，又怎么能随意无视那些提供低成本劳动的人对保障、收入和尊严的更强诉求？民间看似简单的认知，包括钟睒睒表达的一部分认知，真的只能被定性为无知浅陋、落后和反市场的邪念吗？
平台负外部性还不只发生在商户和劳动者身上。在统一大市场中，网络效应和马太效应可能进一步强化地域分化。
阿里、腾讯、美团等平台得到的，不只是一家企业创新的回报，也包括统一大市场赋予全国性网络的巨大红利。平台把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商户和劳动者接入全国市场，当然提供了真实服务；但如果当地消费、利润和数据价值持续经由平台抽成流向少数总部城市，而当地又无法通过税收和财政体系得到充分补偿，那么地方资本积累、本地再投资和商业多样性就可能被削弱。
把这种现象称为“剥削”或许太重，也容易被扣上“反市场”的帽子；但把它界定为统一市场收益的地域分配问题，并不反市场。平台突破行政区划，促进全国资源配置，却也可能把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商业利润、金融能力和再分配话语权集中到少数平台及其总部所在地。
假如数字经济的组织结构更分散，一些区域拥有自己的平台、物流和数据基础设施，那么成都、大连、西安等城市对本地商业剩余的掌握和再投资能力或许会更强。当然，分散也会牺牲网络效应和全国统一市场的效率。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要集中还是分散，而是集中产生的效率红利如何返还给参与创造红利的地区与人群。
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观念是在极为贫瘠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重新萌生的。计划经济不只是经济制度，也深入社会生活。是否坚持市场，因而不只是一个经济学见解，更是一种关系社会底色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判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往往带有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信念感。市场不只是一种需要比较成本收益的制度安排，也成为必须保护的价值底线。于是，对市场的捍卫有时难免带上乌托邦色彩。在一些民间讨论中，对市场的描述有很强的奥派色彩，甚至比奥地利学派本身更为绝对：只要是自愿交易，结果就天然合理；只要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就必然提高；只要监管介入，就一定是在重走计划经济老路。
这种警惕不是毫无来由。问题在于，平台已经不再只是市场中的普通商家。支付、物流、社交、流量、金融、数据和本地生活被整合进同一生态之后，大型平台越来越接近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提出透明、普遍服务、劳动保障和公平准入要求，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否定市场。
钟睒睒的话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他看到了平台权力，而是可能在把“反垄断反中间商”理解成一条简单、万能的替天行道路径。
“平台权力有害—加强反垄断—一切都会改善”，不是可以直接成立的经济学命题。对中国平台反垄断政策的研究已经发现，监管未必自动增加创业；在某些受影响较大的平台市场，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进入反而下降。原因可能包括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平台作为收购方、投资方和退出渠道的作用受到削弱。这个结果不证明监管错误，却说明监管同样有成本，必须接受反事实检验。
平台弊病的治理已经超越传统反垄断框架。算法黑箱应以规则透明和申诉机制应对；“二选一”和最惠国条款应以合同及竞争规制应对；劳动风险外部化应以职业伤害保障和社会保险应对；数据锁定应以可携带权和互操作性应对；地方商业生态和中小企业议价能力，需要公共数字基础设施、税收分配和中小企业支持。
“反垄断只是工具箱中的一件工具，不是挥向所有问题的锤子。政策目标不应是尽可能削弱平台，而应是保留平台的生产率收益，同时以‘最小必要干预’降低分配失衡和竞争扭曲。”
钟睒睒的话漏洞很多，想批倒他很容易。但这算什么本事呢？如果他背后的真问题仍然存在，那么，不是钟睒睒，也会有其他人迎合、利用乃至煽动这些情绪。用仿佛天然正确的市场原教旨逻辑进行启蒙式说教，不能自然消除问题背后的情绪。
当然，把钟睒睒及其背后的认知、情绪和意见作为观察对象时，需要对其合理性有足够理解；同样，当把那些激烈批评钟睒睒的雄文也视为观察对象，其背后的恐惧和忧虑也不难理解。
平台并不完全可信，但高于平台、负责规制平台的其他权力就天然可信吗？当监管以平台治理之名重新扩张，它是否会伤害市场主体、创新预期和普通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历史是有记忆的。
劝君慢批钟睒睒，不是因为他说得都对，更不是要为某位富豪背书，只是因为平台经济所造成的效率奇迹、权力集中和剩余再分配，本来就同时存在。成熟的讨论既不能从低价与便利直接跳到“平台天然正确”，也不能从商户困难和劳动者疲惫直接跳到“拆掉平台万事大吉”。
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平台创造的生产率收益，如何更多转化为广泛的收入增长、劳动保障、地方积累与长期创新，而不只是集中到少数掌握数据、流量和市场规则的主体手中。
这个问题不会因为钟睒睒的话有漏洞而消失，也不会因为把他批成笑话而获得答案。
图源 | 网络 作者 | 宋金波 编辑 | 宋雪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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