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参与侦办“吴石案”的李资生，在后来撰写的破案始末中留下了这句话。
这不是吴石战友的赞誉，而是审讯者的承认。
吴石没有被轻易击垮。
一九四九年，吴石已是国民党方面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八月，他奉命从福州赴台，进入台湾军事决策层，掌握部队编制、兵力部署和防务计划等重要信息。
在此之前，吴石已经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赴台之后，他继续利用职务之便搜集军事情报，并通过交通线送往大陆。
吴石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长期从事参谋工作。他知道情报不能只有笼统判断，必须有番号、数字、图表和具体部署。
李资生后来写道，吴石“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这句出自对手的评价，恰好说明了吴石送出的情报为何重要。
他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条隐蔽情报线。陈宝仓参与整理军事资料，聂曦协助联络和办理事务，朱枫则承担交通员的工作。
人数不多，危险却越来越近。
一九五〇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相关人员陆续被捕。侦办人员从笔记、照片、出境申请材料和名片等线索向外追查，朱枫与吴石之间的联系逐渐暴露。
一张出境证，成了突破口。
朱枫原本准备离台，办理手续时曾得到吴石方面帮助。侦办人员顺着申请材料追查，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吴石身上。
三月一日，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
对审讯者来说，抓到一名身居高位的参谋次长，并不等于拿到了全部口供。吴石熟悉军事机关的运转，也明白一旦开口，牵连的绝不只是自己。
从三月初到四月，吴石遭到频繁提审。他在狱中写下，自己“随时被讯问”，神经与心境都受到强烈刺激。
他没有说出审讯者想要的一切。
这才有了李资生那句承认：“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关押期间，吴石曾与刘建修同处一间狭小牢房。刘建修后来回忆，吴石平日很少说话，经常看书，神情相当镇定。
一次提审后，吴石被送回牢房，身上多处带伤，腿部肿胀，左眼也已失去视力。他躺了许久，才慢慢支撑着坐起来。
饭送进来后，他自己没有吃，却指着那份食物让刘建修吃。
“吃吧，吃吧。”
只有四个字。
后来刘建修也遭到刑讯，被送回牢房时无法动弹。吴石自身已经十分虚弱，仍把食物留给狱友，还开口安慰他。
那间牢房里，还有一本《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吴石在画册封底的空白处写下两千多字，留下对妻子、儿女和身后家事的嘱托。
写到年幼的孩子，他落笔道：“未及见其入学即遭此难……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
他最难放下的是孩子。
军事法庭很快作出判决。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判死刑。参与会审的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曾联名陈情，仍未能改变结果。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同走到生命终点。吴石时年五十六岁。
从一九四九年赴台，到被捕、审讯和遇害，吴石在台时间不足一年。他留下的，不只是送往大陆的一批军事情报，还有审讯者亲笔写下的那句无奈。
三月的牢房没能让他开口，六月的马场町也没能让他低头。行刑前，吴石戴着眼罩站在刑场上，左眼已经看不见，身影却仍然挺立。
审讯结束了，他守住的秘密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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