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载陈州君莫叹，一生毁誉几曾知——北宋名臣吕夷简|吕夷简|太后|宋仁宗|陈州君莫叹

北宋名臣吕夷简，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有人赞他为“忧国忘身”的贤相，正是有他的努力，才使得宋仁宗顺利亲政，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宋朝皇帝；也有人骂他是专权弄术的权相，将范仲淹这样的忠直大臣罢免出朝。毁誉之间，恰是吕夷简最真实的历史画像。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四月，汴京城外的蔡河码头，一艘官船正缓缓离岸。船上坐着的，正是刚刚卸任宰相的吕夷简——这位三朝老臣，此刻的身份是“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不久前，他还是朝堂上说一不二的权相；如今，却以“判陈州”的名义，沿着蔡河一路东南而下。

河水汤汤，船行平稳。两岸的麦田正在抽穗，汴京城的轮廓渐渐隐入午后的薄霭之中。吕夷简站在船头，望着河水东流的方向——陈州，就在这条水路的尽头。他的一生，也将在这段水路上，经历一次短暂的停泊。

明道二年四月，垂帘听政十一年的刘太后驾崩，二十四岁的宋仁宗终于亲政。年轻的皇帝急于摆脱太后旧党的阴影，与宰相吕夷简密谋，将张耆、夏竦等太后党羽悉数罢免。

然而，一场后宫风波却让吕夷简始料未及。仁宗将罢免太后党羽的事告知郭皇后，郭后却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吕夷简难道不也曾依附太后吗？不过是多机巧、善应变罢了。仁宗听信了皇后的话，当廷下诏：吕夷简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

《宋史》记载了宣制时的细节：“及宣制，夷简方押班，闻唱名，大骇，不知其故。”一个“大骇”，写尽了一位宰相的错愕与无奈。然而，吕夷简的政治嗅觉并未因罢相而迟钝——他“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因使为中诇”，通过内侍打探内廷动向，不久便得知罢相实为皇后从中作梗。这正是吕夷简政治手腕的缩影：即便身处低谷，他依然保持着对权力核心的敏锐触角。

更重要的是，仁宗对他的罢免并非永弃。史载吕夷简出判陈州时，“期以半岁召还”。

半年的陈州之行，注定是一次短暂的停泊。

吕夷简被罢免宰相职务后，以节度使的身份出判陈州。武胜军节度使是虚衔，同平章事是荣衔，真正的职责是“判陈州军州事”——以节度使身份主持陈州军政。

陈州，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地处汴京东南，蔡河（惠民河）贯通南北，是京畿重镇。从宰相到郡守，从朝堂到地方，吕夷简的身份变了，但他对政局的判断力与施政的章法并未改变。身份的转换让他得以短暂地脱离朝堂纷争，却也让他更清楚地看透了朝堂上的权力棋局。

吕夷简在陈州的施政举措，史书记载甚少。据《陈州志》载，他在判陈州期间察知钱象先“行厚有经术”，举荐其为国子监直讲，此后钱象先两任陈州知州，成为一代名臣——这大约是吕夷简在陈州留下的最长远的回响。

陈州半年之后，仁宗“复思吕夷简”。于是，这位被罢免的宰相重返相位——“是岁，复入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

此后，他的仕途依旧跌宕起伏。景祐四年（1037年），他与王曾争执，双双罢相，这次吕夷简被任命为“镇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有趣的是，他的官衔中仍保留了“使持节陈州诸军事、行陈州刺史”的名号。虽然人在许州，名义上仍挂着陈州的名号。

重返相位之后，吕夷简的政治谋略在几次重大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明道二年十二月，郭皇后因误伤仁宗脖颈，仁宗大怒。吕夷简因罢相之恨，遂“主废后议”。当仁宗犹豫不决时，他以一句话打消了皇帝的顾虑：“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陛下颈乎？”寥寥数语，便将废后之事包装成“效法明君”的正当之举。

更令人叹服的是他对台谏系统的精准压制。废后诏书发布后，御史中丞孔道辅、右司谏范仲淹率台谏官“诣阁门请对”，要求面见仁宗。吕夷简深知仁宗最忌讳台谏“聚众请对”，于是“即贬出道辅等”。与此同时，他“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从制度上切断了台谏的进言通道。一个“预敕”，将整个台谏系统的反抗扼杀于无形之中。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献《百官图》。吕夷简敏锐地捕捉到三个罪名——“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这三顶帽子，每一顶都精准击中了仁宗最敏感的神经：离间君臣挑战皇权权威，越职言事违背祖宗体制，引用朋党触及历代君主最深忌惮。对“朋党”二字极为敏感的仁宗，最终选择了舍范保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