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爷86岁失眠46年从没碰安眠药两个土办法一觉睡到天亮
我今年八十六,住在北京西边一条老胡同里。
胡同口有棵歪脖子槐树,树底下白天坐满下棋的老头。别人一到晚上就回家睡觉,我不一样。我这人,夜里最清醒。
我失眠四十六年了。
从四十岁那年开始,整整四十六年,没碰过一片安眠药。不是没人劝我吃,社区医院的大夫给我开过,儿子也买过,药盒子放在床头柜里,白白净净的小片儿,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怵。
我总觉得那东西像一道门,吃下去人是睡了,可醒不醒得来,谁敢保证?
这话说出去,人家都笑我老糊涂。
可夜里睁着眼的人,最怕的不是睡不着,是怕睡过去以后,梦里那些旧事全找上门来。
昨晚又是这样。
墙上的小钟走到一点半,指针“咔哒”一声。我躺在床上,盯着窗帘缝里那点路灯光。光落在柜子上,正好照着一只搪瓷缸子。
那缸子是我老伴儿淑芬留下的,白底红字,上面写着“劳动光荣”。把手掉了一块瓷,露着黑铁皮。她走了十年,我一直没舍得扔。
我翻了个身,身下的竹席凉得发硬。
外头有辆夜班公交慢慢开过去,车轮压着井盖,“咣当”一声。我心里跟着一跳。
又睡不着了。
四十六年前,我不是这样。
那会儿我在北京公交公司开车,开的是老式铰接车。早班三点多起,夜班半夜回,一天到晚握方向盘。别人说开车累,我倒觉得舒坦。人一忙,脑子就没空胡思乱想。回到家,淑芬把面条一端,我稀里呼噜吃完,沾枕头就着。
失眠是从一次急刹车开始的。
那年我四十岁,冬天,路面结了一层薄冰。我开末班车从复兴门往西走,车上人不多。快到路口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突然斜插出来。我一脚踩死刹车,车厢里人摔成一片。
人没撞上,可后排一个老太太磕破了头。
老太太儿子赶来,在站牌下指着我骂了半宿。公司后来查清了,说我操作没错。可我心里过不去。
那天以后,我一闭眼就听见刹车声。
“吱——”
尖得像刀子。
我开始睡不着。夜里躺下,手还像握着方向盘,脚底板发紧,总觉得前头有人突然冲出来。
淑芬给我倒热水,给我捂脚,给我熬小米粥。她说:“老梁,你不是坏人,别拿别人的命吓自己。”
我点头,可没用。
白天我照样出车,夜里照样睁眼。后来公司把我调去调度室,不让我开车了。我嘴上说挺好,心里像被人掏空了一块。
一个司机,不能上路了,还算什么司机?
那几年,我脾气变得特别差。
儿子梁远写作业慢,我拍桌子。淑芬买菜回来晚,我也不高兴。她不跟我吵,就坐在门口摘豆角,一根一根掰,掰得很轻。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看见她坐在厨房小板凳上哭。
我问她哭什么。
她擦了擦眼睛,说:“没什么,葱辣眼。”
厨房哪来的葱?
我知道她是被我熬苦了,可我不知道怎么改。人睡不着的时候,心就像一口烧干的锅,碰什么都冒烟。
后来儿子成家,搬去了通州。淑芬退休以后,本来日子该慢慢稳了,她却查出了糖尿病。每天打针、吃药、忌口,她比我还认真。
她总说:“我得多活几年,不然你晚上没人管。”
我嫌她啰嗦,说:“我又不是小孩儿。”
她笑笑,把药盒摆得整整齐齐。
十年前,一个下雪的早晨,她没醒。
我坐在床边,摸着她的手,冰凉。
那天以后,我的失眠就彻底扎根了。
以前睡不着,至少屋里有个人。她翻身、咳嗽、起来喝水,都是动静。后来屋里静得吓人,静到我能听见自己心跳。
儿子接我去通州住过两个月。
他家楼高,电梯一开一合,屋里亮堂,孙女也孝顺。可我住不惯。夜里楼道有人走路,我听着像站牌下那阵乱脚步;远处高架有车声,我听着像急刹车。
儿媳好心,给我买了褪黑素,又托人挂了专家号。
我都没吃。
儿子急了,说:“爸,你不能这么熬,人会垮的。”
我说:“垮就垮吧,反正老骨头一把。”
他脸一下沉了,半天没说话。
第二天我就回了老胡同。
人老了,最怕别人把你当麻烦。儿子孝顺,我知道。可我不能连睡觉这点事儿,都压在他家灯底下。
第一个土办法,是去年腊月想出来的。
那天晚上下小雪,我又睡不着,披着棉袄坐在屋里。暖气管子“咕噜咕噜”响,听得我心烦。我伸手摸柜子,摸到一个铁皮饼干盒。
盒子里装着淑芬以前的零碎东西。有顶针,有旧纽扣,还有一沓车票。
都是我当年开车时,她坐我车留下的票根。
最上面一张已经发黄,印着“三路车,一角五分”。背面有淑芬写的小字:今天他没发火。
我拿着那张票,看了半天,眼窝子发热。
原来她一直记着我的好,也记着我的坏。
那一宿,我没再盯天花板。我找出一个旧本子,把那张票夹进去,在旁边写了一句话:
“今天又想起刹车声,但人没出事。”
写完,心里像落下一块砖。
第二天晚上,我又写。
不写大道理,就写三件小事。白天吃了什么,见了谁,心里哪一下发紧。最后一定写一句“今天到这儿”。
这个土办法,我叫它“收摊”。
年轻时我跑车,末班车进站,要检查车厢、关灯、交钥匙。一天就算完了。可人心里的车不一样,不交钥匙,它就一直跑。
我每天晚上九点半坐到桌前,戴上老花镜,慢慢写。
“今天小卖部老马说我气色好。”
“今天听见刹车声,心跳快了三下。”
“今天想淑芬,没哭。”
写完合上本子,摸一摸封皮,对自己说:“梁德海,今天收摊了。”
头几天还是睡不着,但脑子没那么乱了。
有天儿子来看我,瞧见桌上的本子,伸手要翻。
我按住了。
他说:“爸,我不看,我就怕你憋着。”
我说:“我没憋着,我往纸上倒呢。”
他愣了愣,把手缩回去,给我倒了杯热水。
第二个土办法,是今年开春来的。
胡同里有个修鞋的老宋,比我小七岁,耳朵有点背,嗓门大。他看我总半夜亮灯,就问:“老梁,你是不是还不睡?”
我说:“睡不着。”
他说:“你屋里太静,静得人心里没底。你小时候睡哪儿?”
我说:“睡院里,听我妈纳鞋底。”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也愣了。
小时候我家在前门外,一到夏天,母亲就坐在院里纳鞋底。针锥扎下去,麻线拉起来,“嗤啦、嗤啦”。我躺在凉席上,听着那个声儿,没多久就睡过去。
老宋说:“那你找个差不多的声儿。”
我笑他胡说:“这年头上哪儿找我妈纳鞋底去?”
可当天夜里,我真开始找。
我没用手机,嫌那玩意儿蓝光刺眼。我翻出淑芬以前听戏的小收音机,又去地摊买了一个小风扇,老式的,叶片转起来有轻轻的“呼呼”声。
光有风声还不够。
我又从针线笸箩里找出一卷粗麻线,缠在一只空玻璃瓶上。睡前坐在床边,用手指慢慢拉线。
“嗤啦。”
再拉一下。
“嗤啦。”
这声音不大,糙,笨,却像从很远的年月里回来。
我拉了十来分钟,手指头都有点麻。躺下时,小风扇对着墙吹,声音一圈一圈地绕。那天晚上,我睡了四个小时。
醒来时天还没亮。
我坐起来,不敢相信。
四十六年了,我很少一睁眼不是天亮。那种感觉很奇怪,像偷来了一截命。
后来我把这两个土办法合在一起。
先写本子,把一天收摊。再拉麻线,让心回到小时候。写到“今天到这儿”,拉到眼皮发沉,就关灯。
儿子知道后,又急又想笑。
他说:“爸,你这不科学。”
我说:“能睡就是科学。”
他说:“那你也该去医院查查。”
我点头:“查可以,药先不吃。”
这一次,我没跟他呛。
我八十六了,不是十六。硬扛不叫本事,知道自己怕什么,才算明白点事。
儿子陪我去了社区医院。大夫听完,说我这是长期焦虑和创伤记忆,不能光靠熬。她没逼我吃药,只教我固定作息,白天晒太阳,晚饭后少喝浓茶。
我听得认真。
临走时,大夫说:“梁大爷,您这两个办法挺好,一个是把心事写出来,一个是用熟悉的声音让身体放松。只要安全,就可以继续。”
我回头看儿子。
他低头笑了一下,像小时候考试及格了等我夸。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
“今天去看大夫,没丢人。”
写完这句,我停了很久。
以前我总觉得,睡不着是命,怕吃药是硬气,不麻烦孩子是体面。活到这个岁数才知道,有些苦不是咬牙就算赢。你不说,别人就只能在门外干着急。
第二天,儿子提着一盏小台灯来了。
灯光是暖黄的,不刺眼。他把灯放在我桌上,又拿出一沓新本子。
我说:“买这么多干什么,我又不是学生。”
他说:“慢慢写。写完我再买。”
我嘴上嫌他乱花钱,心里却热了一下。
他走到门口,又回身说:“爸,你要是哪天愿意,我想看看你写的那些。不看秘密,就看看你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我没立刻答应。
手按在本子上,半天才说:“等我睡够几晚再说。”
他点点头:“行,我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屋里不那么空了。
现在,我的床头放着三样东西。
一个旧本子,一卷麻线,一只小风扇。
搪瓷缸子还在柜子上,淑芬的照片也在。以前我不敢多看她,总觉得看一眼,夜里就要多醒一回。现在不一样了。我写本子时,会跟她说几句。
“今天小远来了。”
“今天我没跟他顶嘴。”
“今天我睡得还成。”
有时候写着写着,我会笑。
不是不想她了,是想她的时候,心里不再像被针扎。人走了,日子还在。活着的人,总得给自己留一盏小灯。
前几天夜里,北京又下雨。
雨点打在窗外铁皮棚上,噼里啪啦。我照旧九点半坐到桌前,写了三件小事。
第一件,早上喝了豆腐脑,没放辣椒。
第二件,下午给老宋送了半袋苹果。
第三件,儿子打电话,说周末带孙女来吃炸酱面。
最后我写:
“今天到这儿。”
合上本子,我坐在床边拉麻线。
“嗤啦。”
“嗤啦。”
小风扇轻轻转着,雨声远远近近。那声音混在一起,像小时候院里,母亲在纳鞋底,父亲在檐下修板凳,没人催我长大,也没人等我认错。
我躺下去,把薄被拉到胸口。
钟走到十点半,我打了个哈欠。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怕了半辈子的不是安眠药,也不是黑夜,是那些没说完、没放下、没收摊的日子。
现在我不跟睡觉较劲了。
睡得着,就好好睡。睡不着,就起来写两行,拉几下麻线。心里有事,就让它落到纸上;身上发紧,就让那点旧声音慢慢把我领回去。
我八十六岁,失眠整整四十六年,从没碰过安眠药。
两个土办法,不值钱。
一个旧本子,一卷粗麻线。
可它们让我知道,天再黑,一天也能有个收尾;人再老,也能重新学着安心。
昨晚我一觉睡到天亮。
醒来时,窗外的槐树叶子被雨洗得发亮。儿子发来一条消息,问我睡得怎么样。
我拿起手机,慢慢回了四个字:
“睡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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