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税务被“骗税链条”层层渗透、市场秩序被步步侵蚀，面对犯罪手段升级、证据链条割裂、“零口供”犯罪嫌疑人对抗等重重困局，检察机关该如何扛起法律监督的职责，在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推动源头治理、筑牢营商法治屏障？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用查办一起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的骗税大案，交出了一份“重拳打击与系统治理并重”的检察答卷。

抽丝剥茧

突破“零口供”侦破大案

2021年初，一股暗流在福州外贸领域悄然涌动。以周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短短一年半内，通过注册13家无实际经营场所、无真实货物库存、无固定从业人员的“三无”空壳外贸公司，串联起从虚开发票到虚假报关、再到地下配汇的完整骗取退税犯罪链条。

上游，为规避“单家公司退税金额过大”的监管预警，他们以“开票费”，从多省份的近百家公司，虚开了1.5万余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游，买通外省一地的报关人员，套用小工厂真实货运信息，伪造提单、合同等材料，虚构家具出口假象；下游，通过12家境外公司，制造“境外货款到账”假象。最终，1.5亿元国家退税款被非法套取，这笔本该流向实体经济的“活水”，沦为了犯罪团伙的“囊中之物”。

该案件的复杂性远超常规，不仅空壳公司多证据分散，更有虚开发票跨省对接、资金流水跨境操作，造成各环节彼此割裂，犯罪构成整合难度极大。更棘手的是，作为定罪核心的地下配汇环节，经营者李某全程“零口供”对抗，不仅否认控制境外公司，甚至连高频使用的微信账号都声称与自己无关，一度让侦查工作陷入被动。

面对困局，办案检察官深知：“证据，是打破沉默的最强武器。”检察官用数份详尽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针对外汇流向展开“穿透式”侦查——外汇资金从香港汇入空壳公司后，经多省流转再回流福建，最终转入6个境内账户。这6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究竟是谁？进一步引导侦查发现，这些账户的网银IP、绑定手机号都和李某个人信息高度重合，足以锁定其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检察官还借助科技手段，针对提取到的微信语音样本，通过专业机构的声纹鉴定，明确“微信语音与李某为同一人”。铁证之下，李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最终认罪认罚。

2025年6月，经二审裁定，11名涉案人员分别被以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经营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14年不等，全案并处罚金1.7亿余元。然而，对晋安区检察院而言，判决书的落槌不是终点，案件背后暴露出的行业监管漏洞，才是更值得审视的深层命题。

溯源治本

聚焦“共性病”推动治理

该案中，两名专业兼职会计刘某、赖某，在明知公司业务量激增、退税单证缺漏的情况下，为了“外快”，不仅选择沉默，更协助做账报税，成为骗税链条上的“帮凶”，暴露出代账行业监管的缺失。而周某的13家空壳公司能顺利获批，同样折射出市场准入“重登记、轻监管”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类案溯源时，一个细节令检察官印象深刻，同期办理的一起非法集资案中，涉案“空壳公司”的注册地址竟然是一座公共厕所。这绝非孤例，而是“空壳公司易注册、代账行业失监管”共性漏洞的极端缩影，其本质还是市场准入和行业治理“重登记、轻监管”的问题。若不堵住这些漏洞，骗税、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随时可能“换壳重生”，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根基将会被动摇。

晋安区作为民营经济强区，每年新增小微企业数以百计。如何在规范行业治理、堵住风险漏洞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影响市场准入，保障这些小微企业的活力不被削弱，成为摆在晋安区检察院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该院迅速从“办案者”转变为“治理者”，靶向制发两份精准的检察建议。

针对“空壳公司”乱象，该院向区市场监管部门建议强化注册审核，对“同一地址多公司”“人员交叉任职”等内容加强实质核查，对影视投资、区块链等高风险行业要求开展百分百实地核查，从源头杜绝类似“在公共厕所注册公司”的情形再发生。

检察建议发出后，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进一步完善了注册审核流程，对检察机关移送的42家涉案空壳公司依法予以注销或吊销，并同步清理了一批“僵尸企业”。

针对代记账行业监管“盲区”，该院向财政部门建议加强代账行业监管，联合税务、人行等部门建立“异常开票预警机制”，并定期开展从业人员法律培训，从源头防范虚假记账风险。

从打掉一个骗税团伙，到规范两个关键行业，晋安区检察院深刻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既要用“重拳”打击违法犯罪，斩断破坏市场秩序的“黑手”；更要用“巧劲”推动系统治理，筑牢防范风险的“堤坝”。

骗税犯罪手段在升级，监管挑战也在加剧，但守护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初心从未动摇。下一步，晋安区检察院将以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法治成为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