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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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文与作者臧否相关逝者无关，仅用于记录遥远的1980年代上海往事。
正文｜
事情发生在1980年代末，父亲供职的医院新门诊部大楼刚落成投入使用不久。
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里，神色黯然：「册那，老高死特了一刚，今朝下半日，从门诊大楼跳下来了……」
我和母亲闻言都愣住了。老高也是上海人，1960年代初和我的父母一起报名去的新疆。我生在新疆，一岁半就回上海爷爷奶奶身边。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结束，父亲又把我带回了新疆。在农十师182团十连小学，同班同学就有小高——老高的大儿子。
老高肤色黝黑，个子非常矮。我妈曾感慨：真是奇怪了，我认识的姓高的人，都没有超过一米六的。
老高何止矮，简直还有点矬，甚至我觉得一年级的我就可以和他平视。小高更不用说，个头只到我下巴那里。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上海人家庭生三个，即便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不多见。
老高的老婆也很袖珍。所以他们全家都很袖珍——站成一排就像一堆长僵了的土豆。
因为我一年级就开始看《西行漫记》这样的大书，所以我的父母习惯了用成人听得懂的话和我交代周遭的人和事情。说起老高一家的时候，母亲说：他老婆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文蛤时吃尽了苦头，在团里一直被人欺负。
1980年代初，世相已经趋于清朗，没人欺负老高一家了。我的母亲比较活络，迅速回上海操办了全家回沪的大事。1980年秋天，全家四口就齐聚上海了——我爸顶替我爷爷去了复旦大学北边的一家医院工作，母亲则病退进了一家工厂。
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老高一家没有及时回到上海。即便上海人，如果本地没有合适的单位接收的话，大约也无法顺利回来。那是一个人人必须都有「单位」的年代。
几年转瞬过去，就到了1980年代的尾巴上。父亲在医院里虽然从事实验室刷瓶子的职业，但也和其他住房困难的职工一样分到了房子。房子就在医院一墙之隔。不知哪天，眼见移动红色外墙的大楼从新工房的旁边竖了起来。父亲说，那是医院新的门诊大楼。
就在这时，老高来找父亲了。他一家五口回到了上海，挤在五角场一间非常小的屋子里，户口尚未落实——这就意味「粮油关系」无着落，没有粮票在那个年代光有人民币也是买不到一粒粮食的。当然，一家人饿着也不至于，周遭多少有亲亲眷眷接济一点。
父亲听老高愁眉苦脸说了家中困境，决定介绍老高进医院做临时工。老高就顺利进了医院做工。他干活卖力，和大家处得很好。但是非常不幸，生活这个玩意儿总是逮住最倒霉的那些人可劲儿欺负。可能因为劳动防护不够到位，老高半年后得了肺结核。父亲工作的医院正是专治这种毛病的，于是马上就地住院。
治了一阵子，不见好转但也没恶化，医院也人道没有怎么催费。但这天下午，老高就一个人坐电梯到了门诊大楼楼顶，跳了下来。
「唉，我不介绍伊进来做生活就好了！」父亲不住地叹气。那天天气非常好，没人知道老高一个人上到楼顶时，在想什么。
又过了一阵。母亲回家带来一个消息：老高一家五口——哦，不，是一家四口的上海户口解决了。父亲问：哪能回事体？
母亲讲：老高伊拉老婆，给朱市长写了信。后来家里来了一个男的，说是秘书，讲收到了信件，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老高的老婆，和三个小囡，哭得一塌糊涂。男人坐了很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不到一个月，全家的上海户口就报好了。
父亲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讲了一句：一条命，换四个户口。又讲：老高想不穿啊，肺结核又不是啥治不好的毛病……
刚才我仔细想了一下，确定高先生和朱先生的故事，发生在38年前的秋天。和现在一样热昏的秋天。
（今日配图为艺术家秃头倔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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