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战让苏联失去了2700万人口，却很少有人提起，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站稳脚跟，付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惨重代价。
1920年夏，白军主力几乎全部覆灭，局势逐渐明朗，可此时苏俄却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中：全国农业总产量不到战前的一半，工业产值仅剩战前的1/7。
1921年，苏联生铁产量约为11.63万吨，仅有美国的0.7%、德国的1.5%、英国的4.3%，相当于自己战前水平的3%左右。
由于大量矿山、矿井被破坏，燃料供应严重不足，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就是运输行业。不仅如此，当年的积雪阻塞了铁路，当局没有能力清理，这使得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地区生产的食物和燃料等关键物资，能输送到大城市的更是少得可怜。
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实行了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每人每天的指标勉强让人不至于挨饿，后来又不得不将配额削减1/3以应对困难。
别看打赢了内战，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危机反而更加致命。此刻，高层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意见分歧。
托洛茨基的想法简单粗暴：既然军事共产主义帮助我们渡过了一轮难关，何不继续沿用下去，将眼下的困难也克服呢？
所谓“乱世用重典”，托洛茨基显然深谙此道。
1920年初，他受列宁委托主抓经济工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托洛茨基认为，就当下状况来看，恢复生产力是第一要务，因此要像管理军队一样监督工农的生产工作。
他干脆把苏俄红军第3集团军改编为“第一劳动军”，派到乌拉尔地区从事劳动——没错，就是直接让军队去种地。
此举大概是想让他亲手打造并引以为傲的精锐战士给全苏人民打个样儿，怎料事与愿违：一来军队对土地的粗暴接管引起了当地官员和农民的不满；二来生产过程中，士兵们表现得相当懒散，各种偷奸耍滑逃避劳动的状况时有发生，令托洛茨基颜面无光。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那会儿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谁会乐意拼命种地？
可托洛茨基并不以为意，依旧坚持并反复强调他的主张：提倡义务劳动，实现经济生活军事化，利用部队为经济服务。
此后，托洛茨基又是“昏招”频出，先后将铁路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会置于自己的掌管之下，实行军事化管理。
不给马儿吃草，又得让马儿快跑，如此做法引发众怒，一时间怨声载道。
列宁立马断定，托洛茨基拉军队打仗或许是一把好手，可这小子压根就不懂搞经济。后者的措施不但严重脱离当下俄国的现实，往小里说是白折腾，可往大里说，它极易造成内部分裂，加速政权走向覆灭。
列宁从另一个方向看待问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我们应当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同志的种种政策，营造一种轻松融洽、和谐积极的氛围。大伙儿心情好了，才会主动投入到生产工作中来。
当时苏俄19名中央委员中，有10人坚决支持列宁，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托洛茨基这边虽然赞成票少，但却得到了捷尔任斯基、布哈林等大佬站台。
毫无疑问，现实已经给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狠狠地上了一课，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民心已经处在了崩溃边缘。百姓急需得到安抚，总不能把人逼得揭竿而起了才算完吧？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托洛茨基还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自己政策之所以收效不高，恰是因为手段还不够狠。
1920年11月的全俄职工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发言称：我们得把螺丝钉拧得更紧一些。
此后，列宁真切地意识到，要再放任托洛茨基这么玩下去，是真要把革命的果实糟蹋完。此刻，一套临时救场的经济方案在他大脑中逐渐浮现，就是为后世称道的“新经济政策”。
不过，这套政策想要落地，还需跨过一座大山。
由于新经济政策用征收粮食税代替了此前的余粮征集制，农民手中握有剩余粮食的同时又得到了处理这部分余粮的权利，因此，社会中实际上出现了商品流通与供求关系，通俗而言就是“私有制”与“市场”。
如今来看，这也叫事儿？可对于顺着马克思主义一路走来的布尔什维克们而言，这俩词就是洪水猛兽。
当时，反对派已经把帽子扣到列宁头上了，斥责他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大倒退”。
高层吵得火热，趁着这个间隙，反对分子偷偷开始活动。他们利用人们对托洛茨基强硬政策造成的民愤，大肆散播谣言：大伙儿瞧瞧，新政权来了，咱们过得比过去还要苦，咱图啥？反了得了！
一时间，苏俄境内四处起火。
据契卡报告：仅1921年2月，全俄境内就同时存在118处武装农民暴动据点，危急程度可见一斑。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当年3月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武装暴动事件。
推翻沙皇统治过程中，喀琅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连这么重要的地方都反了，因此在外界看来，该事件有着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可实际上，由于内战需要，舰队中思想觉悟较高的优秀官兵几乎尽数被调往前线，此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已变得非常薄弱，而新补充的水兵又大多是农民，本身就对当局心存不满，极易被煽动。
因此可以说，某种角度而言，喀琅施塔得暴动这口锅，起码要分一半到托洛茨基头上。
紧要关头，列宁终于做出了最终决定。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
这话是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做出的断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知比那些指责他的、只会空谈主义的反对派高出多少段位。
可见，当时布尔什维克中的优秀理论家那么多，唯独列宁被称作“导师”，的确是有原因的。
1921年1月19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刊文，猛烈抨击托洛茨基的主张，称其罔顾现实的种种政策“鼓励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当年3月的第十次大会上，当局终于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重新引入私有制和市场，借助资本主义的工具来渡过难关。
有趣的是，当年布哈林希望通过沿用战时政策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因此紧紧站在托洛茨基身边，此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列宁和新经济政策的小迷弟。后来斯大林强制农业集体化，二人因此反目成仇。
历史长河中，新经济政策存在之短如一粒尘埃，后世的历史教材中提到它，也不过是寥寥几句话带过，以至于许多人无法理解它有多伟大。
在笔者看来，它诞生的意义远超一套救亡图存的经济政策，而是提醒着人们，有时敢于承认错误才是真正的勇气。
一如列宁当年对同僚们发出的警告：“我们已经前进得太远了，群众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还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的东西……除非我们证明能够实行退却，并限于去做容易一些的工作，否则，我们将有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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