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芳七十三岁这年，突然不会睡觉了。
这事儿说出去没人信。她年轻那会儿在纺织厂三班倒，下了夜班倒头就能睡，车间里机器轰隆轰隆响得像打雷，她拿棉花堵了耳朵照样睡得口水流一枕头。那时候宿舍里八个人一间屋，上下铺，她睡上铺，翻身都不敢动作太大，怕把下铺的刘姐吵醒。可即便是那样，她也能在五分钟之内睡死过去，闹钟响三遍都叫不醒她，最后还是刘姐拿晾衣杆从下面戳她的床板，她才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去接班。
五十岁退休，带孙子那几年，孩子半夜哭醒三回，她抱起来颠颠哄哄，放下接着睡，连个梦都不带做的。那时候她总跟厂里退下来的老姐妹说，睡觉有什么难的？眼睛一闭，啥都不知道了，天亮了自然就醒了。老姐妹们都羡慕她，说她命好，心宽，不装事儿。陈桂芳自己也这么觉得。她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能吃能睡，身体底子好。她男人走得早，五十二岁那年心梗，说没就没了。她哭了三天，第四天就擦干眼泪去带孙子了。那时候陈建军还在外地出差，周晓丽刚休完产假要上班，家里乱成一锅粥。陈桂芳一手抱孩子一手炒菜，晚上孩子哭了她就抱着满屋子走，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邻居都说她不容易，她却说：“人活着哪有那么娇气，该吃吃该睡睡，日子照过。”
可现在不行了。
晚上九点，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刚播完，她就准时躺下了。枕头是新买的，荞麦皮的，儿子陈建军从网上给她买的，说是对颈椎好。被子也是新的，蚕丝被，儿媳妇周晓丽去年双十一抢的，轻飘飘的，盖在身上像没盖一样。可陈桂芳就是睡不着。
她闭着眼睛，能听见客厅里老式挂钟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咔哒，咔哒，像小锤子敲在她太阳穴上。能听见楼上邻居家小孙子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咚咚咚，从东边跑到西边，又从西边跑回东边。还能听见楼下野猫叫春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尖尖细细的，往她耳朵里钻。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前年过年时买的年画，一个胖娃娃抱着条大鲤鱼，颜色已经有些发暗了。她盯着那娃娃的脸看，越看越觉得那娃娃笑得假，像是硬挤出来的。她又翻回去，面朝窗户。窗帘没拉严，留了道缝，外面的路灯光漏进来一点，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暗暗的印子。
她就那么躺着，从九点躺到十二点，又从十二点躺到凌晨三点。三点一到，眼睛准睁，比闹钟还准。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只能睁着眼睛等天亮。天一亮，她反而困了，眼皮沉得像坠了铅块，可还是得起来，再躺下去腰该疼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小半年。陈桂芳整个人都蔫了，脸色发黄，眼窝陷下去，走路腿发软，去菜市场买菜，拎颗白菜都觉得坠手。儿子陈建军发现了，问她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她说不出来，就是浑身不得劲。陈建军带她去医院做了全身体检，心电图、脑CT、抽血化验，钱花了好几千，结果啥毛病没有。
“妈，您这就是失眠。”陈建军说，“我给您买点褪黑素吧，我同事她妈也睡不着，吃那个管用。”
褪黑素买回来了，一小瓶，白药片。陈桂芳吃了一星期，睡觉没觉得多好，倒是白天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层湿毛巾。她不敢吃了，把药瓶塞到床头柜最里头。
陈建军又给她买了助眠香薰，薰衣草味的，说点上能睡得沉。陈桂芳点了一晚上，闻着那味儿倒是挺舒坦，可该醒还是醒，三点一到，眼睛照睁。她叹了口气，把香薰也搁一边了。
后来她又试了泡脚、喝热牛奶、听轻音乐，全都不管用。她听人说酸枣仁泡水能安神，就跑到中药店买了半斤，每天晚上泡一杯，酸得直咧嘴，可喝了半个月，睡眠还是老样子。她又听人说睡前数羊管用，就闭着眼睛一只羊两只羊地数，数到八百多只的时候脑子反而更清醒了，满脑子都是白花花的羊在草原上跑，跑得她心烦意乱。
陈桂芳算是认命了，觉得这就是老了，觉少了，没办法的事。她开始羡慕起那些说走就走的人，不是羡慕人家能去旅游，而是羡慕人家能随时随地说睡就睡。她在小区里跟几个老太太聊天，说起睡觉的事，一个说她每天九点就睡，一觉到天亮；一个说她睡到四点就醒，再也睡不着；还有一个说她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天亮了反而想睡。陈桂芳这才知道，原来老了睡不着的人不止她一个。可知道归知道，该睡不着还是睡不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转机出现在三月底。
那天陈桂芳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降压药，拿完了药，看见一楼大厅里挂着个横幅，写着“世界睡眠日义诊活动”，底下坐着几个穿白大褂的，有男有女，看着都挺年轻。陈桂芳本来都走过去了，又折回来，在旁边的塑料椅子上坐下了，想听听人家怎么说。
她坐在那儿，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个老头坐在她旁边，跟她搭话：“大姐，你也睡不着啊？”陈桂芳点点头。老头说：“我失眠二十多年了，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现在干脆不治了，爱睡不睡。”陈桂芳心里一沉，她可不想像这老头一样，失眠二十多年，那日子还怎么过。
坐了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医生走过来，问她：“阿姨，您是睡不着觉吗？”
陈桂芳点点头：“是，睡得不好。”
“怎么个不好法？是入睡难，还是醒得早？”
“九点就躺下了，可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三点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陈桂芳说。
女医生笑了笑，说：“阿姨，您这岁数，九点就睡，可不是跟自己较劲吗？”
陈桂芳愣住了：“不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吗？”
“那是对年轻人说的。”女医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阿姨，您今年多大了？”
“七十三了。”
“对呀，七十三了。”女医生说，“人上了岁数，褪黑素分泌得少了，深睡眠也少了，不需要像年轻人那样睡八个小时。您九点躺下，可不就是干躺着等瞌睡吗？越等越没有，越没有越急，越急越睡不着。”
陈桂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可又不太敢信：“那我该咋办？”
女医生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拿笔写了几个字，递给陈桂芳。
“阿姨，过了七十三，睡觉要做到这五点。”她说，“第一，别睡太早，十点半以后再上床。第二，白天别打盹，困了出去溜达溜达。第三，晚上少喝水，起夜多了更影响睡眠。第四，睡不着就起来，别在床上硬躺着。第五，早上醒了就起，别赖床。”
陈桂芳捏着那张纸，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字写得挺草，有几个她差点没认出来。
“这……管用吗？”她问。
“您先试一个月，一个月后还睡不着，您再来找我。”女医生笑着说，“我姓刘，每周四上午在睡眠门诊。”
陈桂芳把那张纸折好，揣进棉袄内兜里，回家了。
当天晚上，陈桂芳破天荒地没在九点上床。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个台接一个台地换，换到十点半，眼睛有点涩了，这才起身去洗漱。躺下的时候，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点四十五。
奇怪的是，这一晚上她虽然也没睡得太沉，但翻来覆去的次数少了，迷迷糊糊睡到了早上五点多。醒来的时候天还没大亮，但她没赖床，穿了衣服起来，去厨房熬了锅小米粥，又出门去买了四根油条。
卖油条的见着她挺惊讶：“陈阿姨，您今天可来得早啊。”
陈桂芳笑笑：“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她照刘医生说的，白天不睡午觉，困了就去小区里走圈。小区有个小广场，摆着几个健身器材，她以前从来不碰，现在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在太空漫步机上摆摆腿，在扭腰器上转转腰。晚上水也喝得少了，原来睡前要喝半杯温开水，现在改成只抿一小口，润润嗓子。
头一个星期，还是有点难熬。有时候九点多，习惯性地就想去刷牙洗脸，走到卫生间门口又折回来，在客厅里转圈。转着转着，她就打开电视，找那种家长里短的电视剧看，看着看着也就到十点半了。有一次她看电视剧入了迷，里面的老太太跟儿媳妇吵架，吵得鸡飞狗跳，她看得直拍大腿，觉得那老太太太不讲理了。等电视剧演完了，她一看表，十一点了，赶紧关了电视去睡。躺下之后，脑子里还转着电视剧里的情节，想着那老太太后来怎么样了，儿媳妇会不会原谅她。想着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慢慢地，她发现晚上不那么难熬了。有时候九点多，她不再往床上躺了，而是坐在客厅里剥花生，或者把陈豆豆小时候的衣服翻出来整理整理。那些小衣服小裤子，她一件一件叠好，用手抚平上面的褶皱。有些衣服上还留着奶渍，已经洗不掉了，硬硬的一块。她摸着那些印子，心里就软了下来。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等她把一箱子小衣服都整理完，一看表，十点四十。
真正让她意外的是，她的睡眠竟然真的变好了。虽然不是一夜到天亮，但醒来的次数少了，有时候四点多醒一次，翻个身还能再睡一觉。早上六点多起来，精神头比从前好了不少，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她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眼下的乌青淡了许多，眼角的皱纹似乎都没那么深了。
陈建军周末来看她，见老太太气色好了，问：“妈，您是不是偷着吃安眠药了？”
“去你的。”陈桂芳瞪了他一眼，“我是听了人家刘医生的，改了睡觉的法子。”
她把那五点讲给儿子听，陈建军听了直点头：“有道理，有道理。妈，您可得坚持住啊。”
陈桂芳说：“那还用你说。”
可陈桂芳没想到的是，这睡觉的法子，不但治好了她的失眠，还顺带着解开了她和儿媳妇之间那个打了死结的疙瘩。
说起来，陈桂芳和周晓丽之间的疙瘩，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周晓丽是陈建军的大学同学，两人毕业后一起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孩子，一路顺顺当当。陈桂芳从纺织厂退了休，就被儿子接来城里帮忙带孩子。那时候孙子陈豆豆刚出生，陈桂芳白天黑夜地带着，周晓丽奶水不够，陈桂芳就半夜起来冲奶粉，抱着孩子在客厅里一圈一圈地走，哄着孩子睡。
周晓丽那时候对陈桂芳是感激的，常跟陈建军说：“多亏了妈，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陈桂芳也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虽然累，但心里高兴。她想着，自己年轻时在厂里三班倒，什么苦没吃过，带个孩子算什么。她那时候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半夜起来冲奶粉，眼睛都不用全睁开，摸着黑就能把奶粉舀进奶瓶里，水温调得刚刚好。孩子喝完奶，她抱起来拍嗝，拍着拍着孩子就睡着了，她也跟着打盹。
可日子一长，矛盾就来了。
陈桂芳带孩子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孩子哭了要抱，不能让他一直哭，哭坏了嗓子；孩子吃饭要喂，让他自己吃会弄得到处都是；孩子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小孩子家家的，哪有那么多讲究。她总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就得宠着，等大了自然就懂事了。她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陈建军小时候也被她惯得没边，现在不也长成个一米八的大高个，工作体面，还知道心疼人。
周晓丽却不这么认为。她买了许多育儿书，照着书上养。孩子哭了要“延迟满足”，不能一哭就抱；吃饭要让孩子自己动手，锻炼手部精细动作；零食要控制，不能让孩子养成乱吃零食的坏习惯。她说：“妈，现在都讲究科学育儿，您那一套过时了。”
陈桂芳听了这话，心里就不舒服。什么叫“过时了”？我那一套把你儿子养得好好的，怎么就过时了？她嘴上不说，心里却憋着气。
两个人一个要惯，一个要管，陈桂芳就觉得委屈。我辛辛苦苦把你儿子拉扯大，现在又来给你带孩子，你倒好，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合着我就是个老妈子，怎么做都是错。
周晓丽也觉得委屈。我才是孩子的妈，我怎么养孩子是我的事，你当奶奶的帮把手就行了，怎么还啥都要插一脚呢。她跟陈建军抱怨过几次，陈建军只会和稀泥，说：“妈也是为豆豆好，你就让着她点。”周晓丽说：“凭什么我让着她？我才是孩子的妈。”陈建军不说话了。
有一次，陈豆豆吃饭的时候把碗打翻了，小米粥洒了一地。周晓丽让豆豆自己拿抹布擦干净，陈桂芳看不下去，要拿拖把去拖。周晓丽说：“妈，您让他自己擦，要从小培养他的责任心。”陈桂芳说：“他才三岁，擦什么擦，我拖一下不就得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来越大，最后陈建军从书房冲出来打圆场，可那顿饭到底吃得不痛快。
那天晚上，陈桂芳没吃饭，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生闷气。陈建军端了碗面过来，说：“妈，您别生气了，晓丽她也是为豆豆好。”陈桂芳说：“我知道她为豆豆好，可她说话就不能软和点？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被她像训小孩一样训。”陈建军叹了口气，说：“妈，晓丽她就这样，说话直，您多担待。”陈桂芳说：“我担待得还不够多吗？从她进门到现在，我哪件事不是顺着她？”陈建军不说话了，把面放在她手边，默默地走了。
陈桂芳看着那碗面，心里又气又难过。她觉得在这个家里，她就是个外人。儿子不再是她一个人的儿子了，孙子的教育她也插不上手，连吃饭的口味都要跟着周晓丽走。周晓丽爱吃清淡的，家里的菜就越来越淡，陈桂芳嘴里淡出鸟来，可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自己偷偷摸摸地吃块腐乳。
后来陈豆豆上了幼儿园，陈桂芳提出回老家。陈建军劝她：“妈，您一个人回去干嘛呀？在这儿好歹我们能照应您。”陈桂芳说：“我在这儿碍事，不如回去清静。”周晓丽在旁边没说话，低着头洗碗。陈桂芳看着她那个样子，心里更冷了。她原以为周晓丽会挽留一句，哪怕就一句，可周晓丽什么都没说。
陈桂芳就回去了。
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日子倒是清静了，可心里空落落的。她想陈豆豆，想得厉害了就翻手机里的照片，看孩子从一个小肉团子长成如今能跑能跳的模样。可她嘴硬，从来不说想回去，陈建军打电话来问，她总说：“挺好的，别惦记。”
陈建军是个细心的，听出她话里的落寞，隔三差五就开车带着陈豆豆回来看她。可周晓丽很少来，一年也就过年那一次，来了也不怎么说话，坐一会儿就回娘家了。陈桂芳也不留她，两个人就像约好了似的，客客气气地演一场戏。
有一年过年，周晓丽来了，带了一盒保健品。陈桂芳接过来，说：“花这钱干啥。”周晓丽说：“给您的，您吃着好再买。”然后两个人就再没话说了。陈豆豆在客厅里跑来跑去，陈建军在厨房忙活，陈桂芳和周晓丽一人坐一个沙发，中间隔着半米宽，各自看手机。
那种尴尬，陈桂芳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可这次，因为睡觉的事，她居然主动联系了周晓丽。
事情是这样的。陈桂芳照着刘医生的法子调整睡眠之后，确实好了不少，但有一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刘医生说的五点，跟周晓丽当年养孩子的时候说的那些“科学方法”，怎么一个路数？
周晓丽当年也总说：“妈，孩子哭不能抱，您越抱他越依赖你。”“妈，吃饭要让他自己吃，不能喂。”“妈，您别总给他吃糖，对牙不好。”
那时候陈桂芳觉得周晓丽是故意跟自己作对，心里一百个不服气。可现在回想起来，人家说的那些，好像也都有道理。就跟这睡觉一样，自己觉得九点睡是对的，可身体不认，越跟它较劲越睡不着。带孩子呢，自己觉得对孩子好，可孩子的习惯也确实没养好。陈豆豆上幼儿园的时候，是班上吃饭最慢的一个，老师喂都喂不进去，还总生病。
陈桂芳叹了口气，翻了个身。她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明白了，可这明白来得太晚了，晚了这么多年。她想起那时候她总觉得周晓丽在跟自己作对，可换个角度想，周晓丽也是当妈的，她也是为孩子好。只是她们两个人都太倔了，都觉得自己对，谁也不肯让步。
她想起有一次陈豆豆发烧，周晓丽半夜起来给孩子量体温，喂退烧药，一晚上没合眼。陈桂芳那时候还怪她大惊小怪，说小孩子发个烧多正常，用不着那么紧张。周晓丽当时没说话，可第二天眼睛红红的。现在想想，她那时候说那样的话，不是往周晓丽心口上戳吗？
陈桂芳又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她突然觉得自己这些年，光想着自己委屈了，没想过周晓丽也不容易。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老公还经常出差，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她那时候要是能多搭把手，多顺着点，也许两个人就不会闹得那么僵。
第二天是个周六，陈建军带着陈豆豆来看她。陈豆豆今年上小学一年级了，个子长高了一大截，进门就喊奶奶，扑过来抱她。陈桂芳搂着孙子，问长问短，孩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学校里的老师，说同桌的女孩，说体育课摔了一跤。
吃过午饭，陈豆豆在客厅里看动画片，陈建军在厨房洗碗。陈桂芳坐在沙发上，犹豫了半天，终于开口了：“建军，晓丽最近忙不忙？”
陈建军从厨房里探出头：“还行吧，单位事多，天天加班。”
“哦。”陈桂芳顿了顿，“她身体怎么样？我记得她胃不好。”
“老毛病了，老是不按时吃饭。”陈建军说，“妈，您怎么突然问起她了？”
陈桂芳摆摆手：“没事，就问问。”
陈建军没再说话，继续洗碗去了。陈桂芳坐在那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心里琢磨着，要不要给周晓丽打个电话。
她有好几年没主动给周晓丽打过电话了。手机里存着周晓丽的号码，可那个拨出键，她从来不敢按。她怕周晓丽不接，更怕接了之后，两个人在电话里没话说，那该多尴尬。她甚至想过，万一打过去是别人接的怎么办？万一周晓丽正忙着怎么办？她想了无数种可能，把自己吓得够呛。
可今天，她特别想说点什么。不是为了陈建军，也不是为了陈豆豆，就是她自己，想跟周晓丽说说话。她想告诉她，那个睡觉的法子挺管用的。她想问问她，胃还疼不疼。
她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手机，找到周晓丽的号码，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妈？”周晓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
“哎，晓丽啊。”陈桂芳攥紧了手机，“那个……你吃饭了吗？”
“吃了，在公司点的外卖。”周晓丽说，“妈，您有事吗？”
“没事，就是……就是问问你。”陈桂芳说，声音有些发紧，“那个，我最近睡眠不好，后来去社区医院，一个医生教了我几招，挺管用的。我想着你之前不是老睡不好吗，就问问你要不要也试试。”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陈桂芳心里七上八下的，正想说“算了不说了”，就听见周晓丽说：“什么法子啊？妈，您说说看。”
陈桂芳松了口气，把刘医生教她的那五点一五一十地说了。周晓丽听得很认真，还问她：“您试了多久？效果好吗？”
“差不多一个月吧，现在好多了。”陈桂芳说，“你那个胃不好，跟睡眠也有关系，睡好了胃也会好点。”
“嗯，我也试试。”周晓丽说，声音柔和了许多，“谢谢妈。”
“谢啥呀，一家人。”陈桂芳说完这句话，自己都愣了一下。
是啊，一家人。她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从那之后，陈桂芳和周晓丽的关系就慢慢松动了。周晓丽偶尔会打电话来，问问陈桂芳的身体，说说陈豆豆的学习。陈桂芳也会在电话里提醒她，别总点外卖，自己煮点粥也比外面的干净。
两个人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能聊上半个小时。陈桂芳会跟周晓丽说她在小区里种的花，说隔壁楼的老张头又跟老伴吵架了，说电视里演的电视剧多气人。周晓丽就跟她说单位里的事，说陈豆豆又考了多少分，说最近在看什么书。
她们谁也不提过去那些不痛快的事，就像两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慢慢地靠近。
四月的一个周末，周晓丽居然主动跟着陈建军一起来了。她给陈桂芳买了个睡眠枕，说是乳胶的，对颈椎好。陈桂芳接过来，说：“花这钱干啥，我那个荞麦皮的挺好。”周晓丽说：“那个都用了好几年了，该换换了。”两个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都平平淡淡的，可陈桂芳心里却是暖的。
那天下午，周晓丽帮陈桂芳洗了床单被套，晾在阳台上。风吹过来，白色的床单鼓起来，像帆一样。陈桂芳站在客厅里，看着阳台上周晓丽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曾经让她耿耿于怀的儿媳妇，其实也没那么难相处。
晚上，陈桂芳留他们吃饭。周晓丽下厨做了几个菜，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冬瓜排骨汤，都是清淡的。陈桂芳尝了一口，说：“好吃，比外面的强。”周晓丽笑了：“那以后我常来给您做。”
陈建军在一旁听着，眼睛都笑弯了。
陈桂芳看着他那个傻样，心里想着，这样多好，这样才像个家。
然而，日子总有波折。
五月底，陈豆豆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了。老师打电话给陈建军，陈建军又打电话给陈桂芳，说孩子闹脾气不肯上学，他正在出差，让陈桂芳去学校看看。
陈桂芳急急忙忙赶到学校，看见陈豆豆坐在班主任办公室的角落里，低着头，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班主任说，豆豆跟同学因为一支铅笔吵起来，推了人家一把，那孩子摔在地上，胳膊擦破了皮。
陈桂芳赔着笑跟对方家长道歉，又教训了陈豆豆几句，把人领回了家。
回到家，陈豆豆一直不说话。陈桂芳给他热了杯牛奶，坐在他旁边，说：“豆豆，跟奶奶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陈豆豆憋了半天，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他先抢我的铅笔，那是我爸爸给我买的，限量版的。”
陈桂芳叹了口气，把孩子搂在怀里：“那也不能打人啊。打人了就是你的不对。”
“我知道。”陈豆豆抽抽搭搭地说，“可是奶奶，他说我没有妈妈，说妈妈不要我了……”
陈桂芳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你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她说，“你妈妈在上班，挣钱供你读书，给你买好吃的，她怎么会不要你？”
“可她从来不去学校接我。”陈豆豆说，“同学们都笑我。”
陈桂芳沉默了。她知道，周晓丽工作忙，经常加班到很晚，陈豆豆上学放学都是陈建军接送。后来陈建军出差，就拜托邻居帮忙接一下。周晓丽确实很少出现在学校门口。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陈桂芳想了想，当天晚上给周晓丽打了个电话。
“晓丽，豆豆今天在学校跟人打架了。”陈桂芳开门见山。
“啊？怎么回事？”周晓丽的声音一下子紧张起来。
陈桂芳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然后顿了顿，说：“晓丽，我知道你工作忙，可孩子这边，你也得上点心。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接，豆豆心里能好受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陈桂芳以为她把电话挂了。然后她听见周晓丽低声说：“妈，我知道了。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周晓丽没有辩驳，没有生气，只是静静地接受了。这让陈桂芳有些意外。她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想着周晓丽要是反驳她，她就一条一条地说。可周晓丽一句都没反驳。
挂了电话，陈桂芳坐在那儿发了好一会儿呆。她突然觉得，这个儿媳妇，或许一直都比她想象的要懂事得多。只是以前，她们都太倔了，谁也不肯先低头。
第二天晚上，周晓丽就回来了。她给陈豆豆买了一套新画笔，又专门去学校跟老师聊了聊。那天之后，她尽量调整了工作时间，每周至少去学校接豆豆三次。
陈豆豆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放了学就叽叽喳喳地跟周晓丽说学校的事。周晓丽一边开车一边听，嘴角带着笑意。陈桂芳在小区门口等他们回来，远远地看着车开过来，心里说不出的舒坦。
陈桂芳又回了一趟老家。这次是周晓丽主动提出来的。她说：“妈，您那房子空着，不如收拾收拾，该扔的扔，该留的留，以后回去住也舒坦。”陈桂芳说：“好。”于是周末，陈建军开车，一家人回了老家。
老房子还是老样子。楼下的梧桐树又长高了不少，树冠都快伸进阳台里了。陈桂芳打开门，一股陈味扑面而来。她放下包，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家具上落了一层灰，沙发罩子已经褪了色，墙角那个暖水瓶还是陈建军上初中时候用的，上面印着一朵大红牡丹。
周晓丽挽起袖子，说：“妈，我来擦灰。”她拿着抹布，一间房一间房地擦。陈桂芳说：“你歇着，我来。”周晓丽说：“没事，我干活快。”两个人就一起收拾起来。陈豆豆在阳台上发现了一只死虫子，吓得哇哇叫，陈建军笑着说：“你个男子汉，怕什么虫子。”陈豆豆不服气地说：“我才不怕，我就是觉得它太可怜了。”
陈桂芳听着他们父子的对话，嘴角翘了起来。她走到厨房，想烧点水，发现水壶里还有小半壶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已经凉透了。她倒掉，重新接了一壶，插上电。水壶的指示灯亮起来，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周晓丽在卧室里喊：“妈，您这柜子里的衣服都旧了，要不要整理一下？”陈桂芳走过去，看见周晓丽把衣柜门全打开了，里面塞得满满当当。那些都是陈桂芳以前的衣服，很多年没穿过了，可舍不得扔。她一件一件地看，有的还能想起是什么时候买的，有的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这些都不要了吧？”周晓丽问。
陈桂芳犹豫了一下：“先放着吧，我慢慢收拾。”
周晓丽没再说什么，把衣服重新叠了叠，按季节分好类。陈桂芳看着她忙活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些感动。她想起以前周晓丽刚嫁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勤快，什么活都抢着干。那时候陈桂芳还觉得她太要强了，什么都要自己来，显得陈桂芳这个婆婆一点用都没有。现在她知道了，周晓丽就是那样一个人，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愿意麻烦别人。
可是过日子，哪能什么事都自己扛呢？
收拾完屋子，天快黑了。他们找了一家小饭馆吃饭。陈桂芳点了一碗馄饨，陈豆豆要吃牛肉面，周晓丽要了份炒饭。等餐的时候，陈豆豆在饭馆门口发现了一只流浪猫，跑出去逗猫玩。周晓丽赶紧跟出去，说：“别碰，小心被挠。”陈豆豆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想摸摸猫头。那猫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一溜烟跑了。陈豆豆有些失望地站起来，拍拍手，说：“它不喜欢我。”周晓丽说：“流浪猫都怕人，等它跟你熟了就不怕了。”陈豆豆眼睛一亮：“那我可以天天来喂它吗？”周晓丽说：“可以，不过要记得洗手。”
陈桂芳坐在饭馆里，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那一大一小，心里暖洋洋的。她掏出手机，对着他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周晓丽弯着腰跟陈豆豆说话，夕阳给两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边。陈桂芳把照片存下来，设成了手机壁纸。
回到城里之后，陈桂芳的日子越过越有规律。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去买早餐，顺便在小区里走两圈。七点叫陈豆豆起床，给他做早饭。八点送他去学校。回来之后收拾屋子，洗衣服，买买菜。下午接豆豆放学，带他去小区里玩一会儿。晚上一家人吃饭，看看电视，十点半准时睡觉。
她的睡眠越来越好了。有时候一觉能睡到早上五点，醒了之后还能再眯一会儿。她发现自己的记性也变好了，不再总是丢三落四。前几年她出门买菜，经常忘了带钱，要不就是忘了买盐。现在她出门前列个清单，一样一样地买，回来一样一样地对，再也没漏过。
陈建军见她状态这么好，也放心了不少。他有时候加班回来晚了，看见陈桂芳房间的灯已经灭了，就跟周晓丽说：“妈现在睡得真早。”周晓丽说：“早睡早起身体好。”陈建军说：“以前她不是九点就睡吗，怎么现在十点半才睡？”周晓丽说：“人家医生说，老年人睡太早了反而不好，容易早醒。”陈建军说：“哦，这样啊。”
有一次，陈桂芳听见他们俩在厨房里说悄悄话。陈建军说：“你说妈是不是想通了什么？最近跟你说话都和颜悦色的。”周晓丽说：“妈一直挺好的，是你想多了。”陈建军说：“不是我想多了，是你俩以前太僵了，我看着都发愁。”周晓丽说：“以前的事就别提了，现在这样挺好。”陈建军说：“是是是，不提了。”
陈桂芳在客厅里听着，没说话。她低头织着毛衣，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那毛衣是给陈豆豆织的，灰蓝色的线，厚厚的，预备着天冷的时候穿。她织得慢，但很仔细，一针一针的，像是把日子也织进去了。
秋天来了，陈桂芳七十四岁生日那天，陈建军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订了包间，请了几个亲戚。周晓丽订了一个蛋糕，上面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陈豆豆用彩笔亲手画了一张贺卡，画的是全家人手拉手站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涂得红扑扑的。
陈桂芳把贺卡接过来，仔细地看，然后贴在胸口上，说：“这是奶奶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周晓丽在一旁说：“妈，明年您过生日，咱们出去旅游吧，去您一直想去的苏州。”陈桂芳说：“好，好。”
那顿饭吃得很热闹。亲戚们都说陈桂芳气色好，显得年轻。陈桂芳笑着，一一答对。陈建军的大姨拉着陈桂芳的手说：“桂芳啊，我看你现在比前几年强多了，是不是吃了什么补品？”陈桂芳说：“没吃补品，就是把觉睡好了。”大姨说：“睡觉还能治百病？”陈桂芳说：“睡好了，什么都好了。”
散席之后，陈建军开车带一家人回家。路上，陈豆豆睡着了，陈桂芳把他搂在怀里。车窗外，城市的灯光一闪一闪地过去。周晓丽坐在副驾驶上，突然说：“妈，您去年跟我说那个睡觉的法子，我还一直坚持着呢。”
陈桂芳说：“坚持好，身体是自己的。”
周晓丽转过头来，看着陈桂芳，说：“妈，谢谢您。”
陈桂芳一愣：“谢我啥？”
周晓丽笑了笑，没说话。
陈桂芳也没追问。她知道，周晓丽想说的，她都懂。
晚上十点半，陈桂芳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她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在老房子里，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发呆。现在，她躺在儿子家的房间里，隔壁就是孙子的房间，再过去就是儿子和儿媳妇的房间。
她伸手摸了摸床头柜上的相框，是陈豆豆在海边的照片。照片里，孩子笑得那么开心。陈桂芳也笑了。她把相框放回去，闭上眼睛。
今晚的风很轻，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被子上，像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
陈桂芳睡得很沉。梦里，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的宿舍里，和一群女工有说有笑。那时候，她从来不担心睡不着。她总是最后一个躺下，第一个睡着。而现在，她找回了那种感觉。踏踏实实地闭上眼睛，然后，天就亮了。
后来，陈桂芳又开始跳广场舞了。她年轻的时候在厂里的文艺队待过，会跳忠字舞，也会跳交谊舞。小区门口的广场上，每天晚上七点半，一群老太太准时开跳。陈桂芳站在队伍最后面，跟着前面的领队跳。动作有些生疏，但节奏感还在。跳了半个月，她就能跟上了，有时候还帮着新来的老太太纠正动作。
周晓丽有时候下班早，会过来看她跳。她就站在旁边，拿着手机拍视频。陈桂芳看见了，就冲她挥挥手。周晓丽也冲她笑。跳完了，两个人一起回家，路上聊聊白天的事。陈桂芳说：“今天那个领队教了个新动作，我还没学会。”周晓丽说：“没事，明天我陪您早点来，多练几遍就会了。”
回到家，陈豆豆已经写完作业了，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陈桂芳换下运动鞋，去卫生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脸色红润，眼睛有神。她对着镜子笑了笑，自言自语地说：“这觉睡好了，人是真不一样。”
陈建军从书房里出来，听见她的话，说：“妈，您现在可精神了，比我都精神。”陈桂芳说：“你天天熬夜，能精神才怪。”陈建军嘿嘿一笑，说：“我也改，我也改。”可他到底还是改不了，每天晚上不刷手机刷到十二点不罢休。陈桂芳也不说破了，她知道，有些事，得自己经历了才懂。
有一天晚上，陈桂芳在小区里碰见了去年跟她一起看病的那老头。老头坐在凉亭里，一个人抽着烟。陈桂芳走过去，说：“大哥，还失眠吗？”老头抬头看她，说：“还那样，没得治了。”陈桂芳说：“您去社区医院找那个刘医生看看，我照她说的法子，现在好多了。”老头摆摆手：“看了，没用。”陈桂芳说：“您真照做了吗？”老头说：“我试了两天，没啥效果，就不弄了。”陈桂芳说：“才两天哪行啊，我坚持了一个月才见好。”老头摇摇头，说：“算了，都这把年纪了，折腾不动了。”
陈桂芳没再劝。她知道，人跟人不一样，有人愿意变，有人不愿意变。她就是愿意变的那一个。因为变了之后，她发现日子原来可以过得这么松快。睡觉不用较劲了，跟儿媳妇不用较劲了，跟自己也不用较劲了。这松快，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冬天快到的时候，陈桂芳给周晓丽织了条围巾。灰色的毛线，厚厚的，软软的。周晓丽拿在手里，有些意外：“妈，您给我织的？”陈桂芳说：“嗯，我看你冬天总也不围围巾，脖子后面都空着。”周晓丽把围巾围上，对着镜子照了照，说：“真好看。”陈桂芳说：“喜欢就好。”
第二天，周晓丽就围着那条围巾上班去了。晚上回来，她跟陈桂芳说：“我们同事都问我，说这围巾在哪儿买的，真好看。”陈桂芳说：“你告诉他们，买不到，我织的。”周晓丽笑了，说：“我说了，他们可羡慕了，说我也想要个这样的婆婆。”陈桂芳说：“那你就让他们羡慕去。”
陈桂芳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厨房里炖着排骨汤的香味飘过来。陈建军带着陈豆豆在客厅里下棋，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周晓丽放下包，系上围裙去厨房看火。陈桂芳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那根给陈豆豆织到一半的毛衣。
风吹过来，带着一点凉意。陈桂芳抬头看了看天，月亮又圆又亮，挂在楼顶上方，像是谁家搁在那儿的一盏灯。
她低下头，继续织毛衣。手里的毛线在指间缠缠绕绕，一针一针地织下去。远处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声，隐隐约约的，听不真切。可她知道，等明天晚上七点半，那音乐又会准时响起来。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一天，不紧不慢。而陈桂芳终于学会了，顺着日子的节奏走，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不跟时间较劲，也不跟自己较劲。
十点半了。陈桂芳把毛衣放在膝盖上，轻轻叹了口气，站起身。她去卫生间洗漱，水龙头里的水不凉不热，温温地流过她掌心。她抬头看镜子，镜子里的人安安静静地回望着她。
“晚安。”她对自己说。
然后她走回房间，关了灯，躺下。黑暗中，她的呼吸渐渐平稳。窗外有车经过的声音，有风穿过树枝的声音，有远处某户人家传来的电视声。她听着这些声音，像听一首老曲子，熟悉又安心。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睡着了。
一夜无梦。
陈桂芳是被窗外的鸟叫醒的。
六点刚过，天还是灰蒙蒙的，窗户外头那棵香樟树上已经热闹起来了。她从被窝里坐起来，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老花镜。镜片有点脏了，她拿衣角擦了擦，戴上，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六点零七分。
这觉睡得踏实。她掀开被子，把脚探到地上找拖鞋。拖鞋是周晓丽上个月买的，软底的，上面印着两个卡通猫头。陈桂芳一开始还嫌太花哨，穿了几回之后倒觉得确实舒服，脚底板像踩在棉花上。
她趿拉着拖鞋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天边已经泛了点鱼肚白，小区里的路灯还亮着，照得地上的水洼泛着光。后半夜下过雨了，她迷糊中听见窗外有雨点子打在遮阳棚上的声音，嗒嗒嗒的，像有人轻轻敲着一面小鼓。她又睡着了。
推开通往阳台的门，一股湿漉漉的气息扑在脸上。她深吸了一口气，肺里凉丝丝的。阳台上那盆月季花还活着，叶子被雨冲得绿油油的。这花是周晓丽去年从花卉市场搬回来的，连盆带土足有二十斤重。陈桂芳当时说：“养不活的，我这个人不招花。”周晓丽说：“妈，这种月季好养，您隔几天浇浇水就行。”陈桂芳嘴上说着不招花，可到底还是上了心。春天的时候，那月季开了一朵，粉红色的，碗口那么大。陈桂芳高兴得不行，拍了照发到家庭群里。陈建军回了个“好看”，周晓丽回了一串玫瑰花的表情。
现在入秋了，月季花谢了，只剩下满盆的绿叶。陈桂芳伸出手，轻轻拨了拨那些叶子，叶面上的水珠滚落下来，打湿了她的指头。
她回屋换了身衣服，出门去买早餐。菜市场东头那家油条摊子，已经支起了锅。油锅里的油冒着细密的泡，老板用长筷子把面剂子抻长，放进锅里。面剂子一入油，立刻鼓胀起来，从淡黄色渐渐变成金红色。陈桂芳站在队伍里，前面的老太太买了三根油条两个麻团，提在手里往外走，路过陈桂芳时点了点头。
陈桂芳要了两根油条，一笼素包子。摊子旁边就是豆浆店，她要了一袋甜豆浆。她拎着这些回到家的时候，家里已经亮起灯了。陈建军站在卫生间门口刷牙，满嘴白沫，见了她含糊地喊了声“妈”。陈豆豆还赖在床上不肯起，周晓丽正在他床边又哄又拉。
“豆豆，起床了，要迟到了。”周晓丽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带着早起的沙哑。
陈桂芳把早餐放在桌上，走到陈豆豆房门口，敲了敲门：“豆豆，奶奶买了油条，还有包子，起来吃啊。”
屋里传来陈豆豆含混不清的声音：“我困……”
周晓丽走出来，对陈桂芳苦笑了一下：“昨晚非要看那个动画片，看到十一点才睡，今天肯定起不来。”
陈桂芳说：“你昨晚怎么不拦着？”
周晓丽说：“拦了，他爸惯的。”
陈桂芳瞪了一眼卫生间里的陈建军。陈建军正用毛巾擦脸，被他妈瞪得莫名其妙：“怎么了？”
“你儿子昨晚十一点才睡，你也不管管。”陈桂芳说。
陈建军说：“他不就是多看了会儿电视嘛，小孩子家家的，白天上课不困就行。”
陈桂芳还想说什么，周晓丽已经又进了房间，掀开陈豆豆的被子，把他抱起来。陈豆豆像条小泥鳅一样扭着，到底还是被周晓丽拉起来穿上了衣服。他走到客厅，眼睛半睁半闭地坐在餐桌前，脑袋一点一点的。
陈桂芳把一杯热豆浆推到他面前：“快吃，吃完精神就来了。”
陈豆豆咬了一口油条，嚼了两下，突然睁大眼睛：“奶奶，这油条好香啊。”
陈桂芳笑了：“香就多吃点。”
早餐吃完，周晓丽送陈豆豆去学校，陈建军去上班。陈桂芳把碗筷收拾了，擦干净餐桌，又把垃圾袋系好拎到门口。她站在门口，看着一家人陆陆续续出门，像一只老母鸡看着自己的小鸡仔们各奔东西。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每天早上陈建军背着书包出门上学，她在纺织厂门口跟他分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那时候她每天都叮嘱：“好好听课，别跟人打架。”陈建军总是头也不回地应一声：“知道了。”后来陈建军大了，上了大学，走了更远的路，她就再也没法在早上看着他出门了。
现在好了，她又能在每天早上，站在门口，看着儿媳妇送孙子上学，看着儿子去上班。这样的日子，她以前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她从城里搬回老家，一个人住着，每天早上醒来，屋里静悄悄的，连钟声都显得格外响亮。她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像一座孤岛，四周全是水，连条船都没有。
如今这座孤岛已经靠了岸。
上午九点多，陈桂芳收拾完屋子，准备去社区医院拿降压药。她每个月都去一趟，顺便量量血压。从家到社区医院，走路十五分钟，她一般就走过去，当是锻炼。
路上经过一家理发店，玻璃橱窗里贴着最新的发型照片。陈桂芳放慢脚步，看了看。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孩，穿着黑围裙，嘴里叼着根棒棒糖，见她张望，笑着说：“阿姨，理发吗？今天染烫有优惠。”
陈桂芳摆摆手：“不了，下回。”
她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家水果店，门口摆着成筐的橘子，黄澄澄的。她想起陈豆豆前几天说想吃橘子，就停了下来，挑了几个。老板秤了，说：“十二块。”陈桂芳付了钱，把橘子装进布袋子里。
社区医院一楼大厅还是老样子。挂号窗口前排着五六个人，取药窗口倒是没什么人。陈桂芳先去量了血压。给她量血压的是个中年护士，圆脸，嗓门大，一边绑袖带一边问：“陈阿姨，最近睡得好不好？”
陈桂芳说：“好着呢，一觉到天亮。”
护士说：“看您这脸色就知道好了。上次您来那会儿，脸黄得跟蜡似的，我都想劝您去大医院查查呢。”
陈桂芳笑了：“还不多亏刘医生。”
“刘医生去外地开会了，下周才回来。”护士说，“您这血压挺好的，高压一百三，低压八十，保持住就行。”
陈桂芳拿了降压药，走出医院。阳光已经有些烈了，照得她眼睛微微眯起来。她站在门口，手搭凉棚望了望天，天蓝得透亮，没有一丝云。她忽然想去一趟纺织厂的老宿舍区，看看老姐妹们还在不在。
说走就走。她坐了三站公交车，在纺织厂站下车。厂子早就关了，门口的大铁门锈迹斑斑，野草从门缝里钻出来。原先挂厂牌的地方，如今挂着一个什么物流公司的牌子，字都褪了色。陈桂芳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
她拐进旁边的小巷子，往里走了二百米，就是纺织厂的老宿舍区。几栋红砖楼还在，楼身斑驳，有些窗户用木板钉了起来。她挨着楼根走，墙根下长着茂密的狗尾巴草，偶尔有几只麻雀从草丛里扑棱棱飞起来。
她走到第三栋楼前，抬头数了数窗户。四楼靠东的那扇，就是她住了几十年的屋子。窗台上还摆着半个破花盆，里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长。她想起自己以前在那个花盆里种过小葱，炒鸡蛋的时候掐一把，香得很。
“桂芳？”
身后有人叫她的名字。陈桂芳转过身，看见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提着个菜篮子，正笑吟吟地看着她。
“刘姐？”
刘姐是她当年在厂里的同班姐妹，就住她下铺。后来厂子关了，大家都四散东西，但刘姐一直住在这里。陈桂芳搬走之后，回来的次数不多，可每次回来，刘姐都在。
“你怎么来了？”刘姐往前走了两步，拉住她的手，“我刚才出来买菜，远远看着像你，没敢认。”
“我过来看看。”陈桂芳说。
“吃饭没有？我买了条鱼，中午做给你吃。”刘姐说。
陈桂芳点点头：“那我不客气了。”
两个人上了楼。楼梯又窄又陡，扶手是木头的，漆面早就磨没了，摸上去滑溜溜的。陈桂芳一步一步走得慢，刘姐在前面回头看她：“你这腿脚还行啊。”陈桂芳说：“比前两年强多了。”
进了刘姐的家，一股炖汤的香味扑鼻而来。屋子不大，陈设也旧了，可收拾得干干净净。刘姐让她坐，自己去了厨房。陈桂芳在客厅里转了一圈，看见茶几上摆着一张黑白照片，是刘姐和她男人的，年轻时拍的，两个人并排站着，一个穿军装，一个穿花棉袄。
“刘姐，你男人这照片还在呢？”陈桂芳说。
“在啊，天天看着，看习惯了。”刘姐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
陈桂芳坐在沙发上，手搁在膝盖上。沙发罩子是大牡丹花的图案，跟陈桂芳老家那个沙发罩子一模一样。她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刘姐下了夜班，一起回宿舍，路上买一毛钱的瓜子，边嗑边聊。那时候她们都年轻，觉得日子长着呢，什么事都不用着急。
刘姐端了菜出来，一盘红烧鱼，一碟炒青菜，两碗米饭。两个人坐在小餐桌边，慢慢地吃。刘姐问起陈桂芳的身体，陈桂芳说：“别的都好，就是前阵子失眠，现在也好了。”她把刘医生教的法子说了一遍。刘姐听完，说：“我倒是睡得还好，就是起得太早，四点多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
“那就起来，出去走走，别赖在床上。”陈桂芳说。
“起来能干啥？天都没亮。”刘姐说。
“起来淘米熬粥，烧水泡茶，收拾收拾家，一会儿天就亮了。”陈桂芳说。
刘姐笑了笑，没说话。陈桂芳知道她不信，也不多劝。她自己也是走了好长的弯路才信了这些。人活一辈子，有些道理非得自己悟出来才算数，别人说一百遍都白搭。
吃完饭，陈桂芳帮刘姐洗了碗。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播着一个老剧，里面的演员都年轻得很，演着六十年代的故事。刘姐说：“这个剧我看过三遍了。”陈桂芳说：“我也看过两遍。”两个人就一起看，谁也不说话。
太阳慢慢西斜，窗外的光线变得柔和。陈桂芳起身告辞。刘姐送她下楼。走到楼梯口，刘姐突然说：“桂芳，你以后多回来坐坐。”
陈桂芳说：“好。”
她走到巷子口，回头看。刘姐还站在楼门口，朝她挥了挥手。陈桂芳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坐公交车回去的路上，陈桂芳心里酸酸软软的。她觉得自己比刘姐运气好。刘姐男人走得早，孩子也不在身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日复一日。而她呢，有陈建军，有周晓丽，有陈豆豆。她忽然觉得，人活到这把年纪，有家人在身边，才是最大的福气。
晚上吃饭的时候，陈豆豆突然说：“奶奶，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奶奶’。”
陈桂芳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那你怎么写的？”
陈豆豆说：“我写了你会织毛衣，会做好吃的，还会跳广场舞。”
陈桂芳笑了：“那不算，奶奶还会别的呢。”
陈豆豆歪着脑袋想了想：“对，你还会治失眠。”
陈桂芳笑得更大声了。周晓丽也笑了。陈建军说：“豆豆，写作文呢，要选最感动的事来写。”陈豆豆说：“可我觉得奶奶能治好失眠就很感动啊。”
陈桂芳摸摸他的脑袋：“赶紧吃饭，凉了就不好吃了。”
夜深了。陈桂芳回到房间，站在窗前发了一会儿呆。对面楼上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像天黑之后，谁把灯一盏一盏地收走了。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陈建军还小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要等他睡了自己才睡。陈建军怕黑，不让关灯，她就坐在他床边，等他睡着了，才轻手轻脚地关灯回房。
那时候她也不懂什么睡眠科学。她只知道孩子睡了，她才敢睡。孩子没睡，她就醒着。
如今孩子大了，她的睡眠却丢了。好在，现在找回来了。
她关上窗，拉上窗帘。月光被挡住了，屋子里暗下来。她走到床边，坐下，慢慢脱掉外衣。衣角摩擦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胸口。被面上有股好闻的阳光味。她下午刚把被子抱到阳台上晒过，那味道现在还留在上面。
她闭上眼睛，听见陈建军和周晓丽在客厅里低声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声音一高一低，像一首歌里的两个声部。她在这声音里，渐渐松了下来。
意识模糊之前，她忽然想：明天早上要给豆豆煮两个鸡蛋。他最爱吃白煮蛋了。
然后，她滑进了睡梦里。
陈桂芳在梦里又回到了纺织厂的车间。机器一排排地响着，雪白的纱锭子转啊转。她站在机器中间，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白帽子。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工正朝她招手。女工的脸有些模糊，可陈桂芳知道，那是刘姐。
她朝刘姐走过去。机器的轰鸣声渐渐远了，像退潮的海浪。最后，一切安静下来。
只有呼吸声，均匀的，绵长的。
像时间在走。
第二天是周六，陈桂芳醒得比平时还早。
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天还没亮透，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纱。挂钟的指针刚过五点四十。她没急着起，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外面的动静。有鸟在叫，短促的几声，像是试嗓子。远处有汽车发动的声音，闷闷的，响了一阵就远了。楼下有人遛狗，狗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过来，又响过去。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线光，落在被面上，细细长长的。她盯着那道光看了一会儿，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就那么看着。过了几分钟，她掀开被子坐起来，穿衣下床。
客厅里还暗着，陈建军他们的房门关着，里面没动静。陈桂芳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打开灯。灯管亮起来的时候闪了两下，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她站在厨房中间，想了好一会儿，决定今天早上做鸡蛋饼。
她年轻的时候常做。那时候陈建军上学早，她六点起来和面打鸡蛋，六点半就能端上一盘热腾腾的鸡蛋饼。陈建军那时候胃口好，一个人能吃三四张，吃完嘴巴油亮亮的，背上书包就往学校跑。后来陈建军上了中学，住校了，她就很少做了。再后来，她自己一个人住，更懒得做，早餐从来都是馒头稀饭凑合。
她找出一个搪瓷盆，舀了两碗面粉，打了三个鸡蛋，加盐加水，用筷子搅。面粉慢慢化了，变成淡黄色的面糊。她又切了把葱花撒进去，搅匀。平底锅烧热，倒油，油在锅底铺开，泛起细密的光。她用勺子舀起一勺面糊倒进锅里，手腕一旋，面糊就摊成了薄薄的一张。边缘微微卷起来，中间鼓起小泡，葱花的香味混着油香飘出来。
陈豆豆是被香味勾醒的。他从房间里跑出来，睡眼惺忪地站在厨房门口，鼻子使劲抽了抽：“奶奶，你在做什么？”
“鸡蛋饼。”陈桂芳头也不回地说，“去洗脸刷牙，出来吃。”
陈豆豆“哦”了一声，趿拉着拖鞋去了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周晓丽也起来了。她穿着睡衣走进厨房，看见陈桂芳正把一张饼从锅里铲起来，放在旁边的盘子里。那张饼金灿灿的，上面点缀着绿色的葱花，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妈，你怎么起这么早？”周晓丽说。
“醒了就起来了。”陈桂芳说，“你再去睡会儿吧，周末呢。”
“不睡了，一会儿送豆豆去上画画课。”周晓丽走到陈桂芳身边，看了一会儿她摊饼，说，“妈，你这个饼摊得真好，厚薄均匀。”
陈桂芳说：“这有什么，熟能生巧。你要学吗？”
周晓丽点头：“你教教我。”
陈桂芳把锅铲递给她。周晓丽接过，学着陈桂芳的样子舀了一勺面糊倒进锅里，可手腕转得慢了，面糊在锅底堆成一团，摊不开。陈桂芳说：“手要快，转锅子，别光转手腕。”周晓丽试了两次，摊出来的饼还是厚一块薄一块。陈桂芳笑着说：“没事，多练几回就会了。你比我年轻时候强，我那时候把饼都摊到灶台上去了。”
周晓丽也笑了。厨房里暖烘烘的，鸡蛋饼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陈豆豆洗完脸跑过来，围着灶台转圈，伸出手想抓盘子里的饼。周晓丽轻拍了一下他的手：“等会儿，小心烫。”
陈豆豆缩回手，噘着嘴说：“我饿了。”
陈桂芳拿起一张饼，用刀切成几块，吹了吹，递给陈豆豆一块：“先吃着。”
陈豆豆接过来，大咬一口，含含糊糊地说：“好吃，奶奶，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陈桂芳看着他鼓鼓的腮帮子，心里像被温水泡过一样，软乎乎的。
吃过早饭，周晓丽送陈豆豆去上画画课。陈建军睡到九点才起，打着哈欠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桌上盘子里还剩两张鸡蛋饼，眼睛亮了：“妈，你做的？”
“别吃凉的，我给你热热。”陈桂芳说。
“不用，凉的也好吃。”陈建军伸手抓了一张，卷起来就往嘴里送。陈桂芳瞪了他一眼，到底没说什么。
陈建军吃完饼，坐在沙发上刷手机。陈桂芳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里，手里拿着那件给陈豆豆织的毛衣。她一边织一边问陈建军：“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老出差吗？”
陈建军头也不抬：“这个月已经出了三趟差了，下个月可能还要去两趟。”
“你媳妇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忙得过来吗？”陈桂芳说。
陈建军这才抬起头，看了他母亲一眼：“妈，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陈桂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媳妇胃不好，你别老让她一个人扛。能早回来就早回来。”
陈建军说：“我知道。可工作的事，有时候身不由己。”
陈桂芳没再说话。她想起陈建军小时候，她也是一个人带他。陈建军的父亲在时，还帮着搭把手，后来人走了，她就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那时候陈建军还小，不懂事，她也不跟他说。她不想让儿子觉得亏欠她什么。可到了如今，她看着周晓丽，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
“你呀，跟你爸一个样。”陈桂芳说。
陈建军愣了一下：“我跟我爸哪像了？”
“你爸那时候也总出差。”陈桂芳说，“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家里的事，都我一个人管。后来他走了，我也不觉得多难过，因为他在不在家，日子都是那么过的。”
陈建军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把手机放下，坐直了身子：“妈，你这是在点我？”
陈桂芳摇摇头：“我不是点你。我就是想起了一些事。”她停下手里的毛线活，看着陈建军，“你爸那时候要是能少跑点，多陪陪你，现在你想起他来，也不会觉得那么空。”
陈建军不说话了。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划着手机屏幕。客厅里安静下来，只有陈桂芳织毛衣时，毛线针相碰的轻响。
过了好一会儿，陈建军说：“妈，我想把出差的事跟领导说说，换个人去。”
陈桂芳说：“你自己拿主意。工作重要，家也重要。你能两全最好，不能两全，也得掂量清楚。”
陈建军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打电话。陈桂芳没听清他说了什么，只听见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从阳台飘进来。她低头继续织毛衣。阳光从客厅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腿上，暖融融的。
中午，周晓丽带着陈豆豆回来了。陈豆豆手里举着一幅画，跑过来给陈桂芳看。画上画着一个小房子，房顶是红的，墙是黄的，房子前面站着四个人，两个大的，两个小的。陈豆豆说：“这是我们家。”
陈桂芳仔细看了看，说：“画得真好。哪个是奶奶？”
陈豆豆指着那个穿蓝衣服的小人说：“这个。”
陈桂芳笑了：“奶奶穿蓝衣服啊？”
陈豆豆认真地说：“你总穿那件蓝布衫。”
陈桂芳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确实穿着一件蓝布衫，旧了，但洗得干干净净。她摸摸陈豆豆的头，说：“好，奶奶以后就穿蓝衣服。”
周晓丽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她看了一眼那幅画，说：“豆豆今天画得认真，老师还夸他了。”陈桂芳说：“豆豆有画画的天分。”周晓丽说：“我也觉得，以后可以往这方面培养培养。”
陈豆豆仰起脸说：“我以后要当画家。”
陈桂芳说：“行啊，画家好，能画好多好看的画。”她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脆生生的，甜得很。
下午，陈桂芳去了一趟超市。她列了张清单，上面写着：面粉、鸡蛋、西红柿、土豆、排骨、生姜、洗衣液。她把清单折好放进兜里，推着购物车在货架间慢慢走。超市里人不多，广播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她走到粮油区，对比了好几种面粉的价格和克数，最后选了一袋中筋的，五斤装的，够吃一阵子。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问她要不要袋子。陈桂芳说：“要一个吧。”她把东西一样一样装进袋子，拎了拎，不算太重。走出超市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暗了。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她抬头看见一群鸽子从楼顶飞过，翅膀扑啦啦地响。
手机响了。她放下袋子，从兜里掏出手机，是周晓丽打来的。
“妈，我们在外面吃饭，您一起来吧。陈建军说他想吃火锅。”
“行，把地址发我。”陈桂芳说。
周晓丽发来一个定位，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商场里。陈桂芳先回了趟家，把买的东西放下，又换了件干净外套，才慢慢走过去。商场的火锅店在四楼，她坐扶梯上去，隔着老远就看见陈豆豆在店门口冲她招手。
“奶奶，快来！这里有冰淇淋，免费的！”陈豆豆喊。
陈桂芳走过去，周晓丽迎出来，说：“妈，就等您了，进去吧。”
火锅店热热闹闹的，每一张桌子上都冒着热气。他们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陈建军已经点好了锅底，一个清汤锅，一个微辣锅。陈桂芳看着那翻滚的红油，说：“我吃清汤的。”周晓丽说：“我也吃清汤的，让他们爷俩吃辣去。”
菜陆陆续续端上来，羊肉卷、牛肉丸、土豆片、宽粉、生菜、菌菇拼盘。陈豆豆抢着往锅里下菜，筷子拿得不太稳，溅起几滴汤。周晓丽说：“小心点，别烫着。”陈豆豆乖乖放慢了动作。
陈桂芳夹了一筷子煮好的白菜，在油碟里蘸了蘸，慢慢嚼。白菜煮得软烂，清汤里又煮了菌菇，味道鲜得很。她吃了几口，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冬天就吃白菜萝卜。她妈把白菜帮子切碎了，用猪油渣炒着吃，香得她能把盘子舔干净。可后来日子好了，什么山珍海味都尝过了，反倒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白菜。
她正出神，陈建军突然说：“妈，我跟你说个事。”
陈桂芳抬头看他：“什么事？”
“我上午跟领导说过了，以后尽量不出长差，实在不行就换人。”陈建军说。
陈桂芳“嗯”了一声：“领导怎么说？”
“同意了。下个月那趟，让小王去。”陈建军说着，看了一眼周晓丽，“以后我就天天在家了，你别嫌我烦。”
周晓丽笑着说：“谁嫌你了。”她嘴上这么说，眼睛却亮晶晶的。
陈桂芳没说话，低头继续吃东西。热气扑在她脸上，眼睛有些潮。她假装被辣到了，咳嗽了两声，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角。
那一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陈豆豆吃了三球冰淇淋，被周晓丽制止了第四球。陈建军喝了两瓶啤酒，脸红红的，话多了起来，讲他大学时候跟周晓丽谈恋爱的事。陈桂芳听着，不时笑一笑。周晓丽在旁边不时插一句：“你就吹吧，明明是那时候你天天帮我打水，追我追得紧。”陈建军说：“那你也没拒绝啊。”陈豆豆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顾着玩勺子。
吃完饭，一家四口慢慢走回家。商场外面很热闹，有个卖气球的，手里牵着一大把花花绿绿的气球。陈豆豆眼巴巴地看。周晓丽说：“买一个吧。”陈建军挑了个红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老虎。陈豆豆高兴得蹦起来，把气球绳紧紧攥在手里。
陈桂芳走在最后面，看着前面三个人的背影。陈建军个子高，走在最外侧；周晓丽在中间，牵着陈豆豆的手；陈豆豆一蹦一跳的，气球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长一道短一道，叠在一起。
陈桂芳忽然觉得，这样就很好。不需要说太多话，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就是这样，一家人，在夜晚的街上，慢慢地走。
回到家已经快九点半了。陈桂芳坐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陈豆豆还在玩他的气球，陈建军在阳台上抽烟，周晓丽在卫生间卸妆。陈桂芳觉得有些累，但心里是满的。
她起身去烧了壶水，倒了一杯凉着。等水不那么烫了，她抿了几口。然后她去卫生间洗了脸，擦了擦身子。热水器里的水温温的，从花洒里喷出来，像无数只小手轻轻拍着她的皮肤。她站在水流下面，闭了一会儿眼睛。
洗完澡出来，正好十点半。她走进房间，关上灯，躺下。床单是新换的，有股肥皂的干净味。她翻了个身，觉得腿有点酸。下午在超市走了那么久，晚上又出去吃了火锅，确实比平常活动量大。可这种累，跟以前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乏不一样。这种累，睡一觉就能缓过来。
她闭上眼睛，呼吸慢慢放平。远处传来陈豆豆的笑声，大概是陈建军在逗他玩。那笑声像一串银铃铛，忽高忽低地响了一阵，然后慢慢低下去，像是被谁捂住了。
陈桂芳的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她听着那渐渐消失的笑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交给了夜晚。
夜色浓了。窗户外面，那棵香樟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像无数只小手掌在招。陈桂芳的呼吸声混着风声，均匀而绵长。
她又梦见了好天气。阳光铺满整个城市，道路两旁的树都亮闪闪的。她走在路上，脚步轻快，像年轻了二十岁。前面有几个小孩在跑，笑声撒了一地。她追着那些笑声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轻。
跑着跑着，她飞了起来。
这个梦，她一直做到了天亮。
入冬之后，陈桂芳把阁楼里那台旧缝纫机翻了出来。
那机器还是她结婚时候的嫁妆，蝴蝶牌的，黑漆漆的机身上印着金色的小字。陈桂芳把它从阁楼里搬下来的时候，上面落满了灰，机头的油垢结了厚厚一层。她拿湿布仔仔细细地擦，擦到能映出人影才住手。又找出一小瓶缝纫机油，给机头的各个活动部位都点了点。她试着踩了几下踏板，机器“咔哒咔哒”地响起来，声音有些发涩，像一把许久不用的嗓子。
陈豆豆听见声音，从房间里跑出来看稀奇：“奶奶，这是什么？”
“缝纫机。”陈桂芳说，“做衣服用的。”
“你会做衣服？”陈豆豆的眼睛睁得溜圆。
“会。你爸爸小时候的衣服，好多都是我做的。”陈桂芳说。
她说的不假。陈建军上小学那几年，陈桂芳没怎么给他买过衣裳。百货商店的童装太贵，一件小夹克要她大半个月工资。她就扯了布，自己裁自己缝。夏天是的确良的短袖，冬天是厚实的棉袄。陈建军那时候不懂美丑，做啥穿啥，穿着还跟同学显摆，说他妈做的衣服独一无二，别处买不到。
后来陈建军大了，知道要好了，就不肯穿她做的衣服了。再后来，日子也好过了，商场里的衣服随便挑，陈桂芳那台缝纫机就彻底闲了下来。先是在阳台墙角里放了好几年，后来搬到老家的阁楼上，再后来搬回城里，一直搁在储藏间里吃灰。
陈桂芳把缝纫机搬到客厅靠窗的位置，摆正，又找了块旧床单铺在下面，怕弄脏地板。她拍了拍机头，说：“给你派个活，别老闲着。”
周晓丽下班回来，看见客厅里多了台缝纫机，有些惊讶：“妈，您还会用这个？”
“会，年轻时候在厂里学过。”陈桂芳说，“我想给豆豆做几条棉裤，冬天穿着暖和。”
周晓丽说：“现在外边买的棉裤又轻薄又保暖，您何必费这个劲。”
陈桂芳摇摇头：“外面买的都是化纤的，哪有自家续的棉花暖和。再说了，豆豆腿细，买来的裤子腰围总不合适，不是紧了就是松了，不如做几条合身的。”
周晓丽不再说什么了。她走到缝纫机旁，弯下腰看了看机身上的蝴蝶标志，说：“这机器得有几十年了吧？看着跟老电影里的似的。”
陈桂芳说：“比我岁数都大。我结婚那年，我娘托人从上海捎回来的。那时候可金贵了，搁在屋里，谁都不让碰。”
周晓丽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机头的转轮。陈桂芳说：“你试试不？我教你。”
周晓丽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陈桂芳把一块废布塞到她手边，手把手地教她怎么对布边，怎么压脚，怎么踩踏板。周晓丽学着踩下去，机器“咔哒咔哒”地响起来，布片慢慢往前走。她惊喜地说：“动了动了！”
陈桂芳笑着说：“这有什么，你要想学，我这儿有的是碎布。”
那天晚上，周晓丽在缝纫机前坐了一个多小时，缝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她拿着那条布给陈建军看，陈建军说：“你这线走得跟蚯蚓爬一样。”周晓丽瞪了他一眼：“我这不是刚开始学吗？”
陈桂芳在旁边听着，觉得心里暖得很。以前她总以为，周晓丽跟她不是一路人。年轻的时候，她希望有个能跟她一起做女红的儿媳妇，可周晓丽是那种连扣子掉了都拿去裁缝铺的现代女性。陈桂芳一度觉得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河，什么手艺啊，家传啊，都传不下去了。
现在她不那么想了。周晓丽愿意坐在这台老缝纫机前踩一踩，哪怕只是图个新鲜，她也高兴。有些东西，不一定非要传下去，能在一起消磨点时间，比什么都强。
做棉裤的工序比想象中复杂。陈桂芳先去布店扯了几尺卡其色的棉布，又去弹棉花的铺子买了新棉花。棉花雪白雪白的，软得像云朵。她把布洗过晾干，用粉饼在布上画出裤样，然后拿裁缝剪子一点一点地剪。剪布的时候，她戴着老花镜，弯着腰，神情专注。
陈豆豆放学回来，总爱趴在桌子边看。他没见过这个过程，觉得神奇极了。剪刀下去，一整块布变成了几片奇形怪状的东西，然后再被缝起来，变成两条像模像样的裤腿。陈桂芳一边做，一边跟他说：“你爸爸小时候，我就是这么给他做裤子的。他那时候喜欢爬树，裤腿总是磨破，我就做了好几条备着。”
陈豆豆说：“奶奶，你太厉害了。”
陈桂芳说：“厉害什么呀，以前的女人都会这个。你太姥姥才厉害呢，她能做带盘扣的棉袄，我只会做裤子。”
第一条棉裤做了三天。陈桂芳做得慢，做一会儿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腰。周晓丽劝她别急，慢慢来。陈桂芳说：“我不急，做这个比绣花还养性子。”
裤子做好的那天，陈豆豆迫不及待地穿上了。卡其色的棉裤，里面絮着厚厚的新棉花，裤脚收成罗口，正好卡在鞋面上。陈豆豆在镜子前照了又照，说：“好暖和！奶奶，我冬天都不怕冷了。”
陈桂芳蹲下来，帮他拉了拉裤脚。棉花絮得匀，裤子穿在身上服服帖帖的，不臃肿。她站起身来，看着孙子，觉得他像极了小时候的陈建军。只是陈建军小时候穿棉裤，总爱把裤脚卷起来，说卷起来才精神。陈豆豆却喜欢把裤脚放下来，说这样才能把脚脖子也包住。
那天晚上，陈豆豆不肯脱那棉裤。周晓丽说：“睡觉不能穿棉裤，太热了。”陈豆豆说：“我不热。”陈建军说：“脱了，明天上学再穿。”陈豆豆瘪着嘴，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把棉裤换下来。他把棉裤叠好，放在床头柜上，伸手摸了摸，才心满意足地躺下。
陈桂芳在门外看见了，心里软得要化开。她想，自己这辈子没做成什么大事，最骄傲的就是把儿子拉扯大，现在又看着孙子长大。那些琐碎的、不起眼的、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她留给这个家最实在的东西。
过了两天，周晓丽下班回来，手里提着两个纸袋。她把纸袋递给陈桂芳：“妈，给您买了件羽绒服，还有条围巾。您那件旧棉袄都穿了好些年了，今年换个新的。”
陈桂芳打开纸袋，抖出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料子软，摸起来滑溜溜的。她往身上比了比，大小正合适。那条围巾是驼色的，羊绒的，轻软得像团云。陈桂芳说：“又乱花钱。我那旧棉袄还能穿。”
周晓丽说：“旧的换着穿。这件轻，下雪天穿着不压肩膀。”
陈桂芳把羽绒服套上，拉上拉链。周晓丽围着她看了一圈，说：“好看，显得气色好。”陈建军从里屋出来，也说：“妈，你穿这个颜色精神。”
陈桂芳站在穿衣镜前，看着镜子里的人。暗红色的羽绒服裹在身上，衬得脸白了些。她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她也有过一件红棉袄，是结婚时候做的，大红底子，上面印着牡丹花。后来穿旧了，拆了改，改了拆，最后变成了陈建军的尿布。
那时候她年轻，穿什么都好看，可那时候她没工夫照镜子。现在老了，穿件新衣服，倒站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她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又有点心酸。
她转过身，对周晓丽说：“你以后少给我买东西，攒着钱给豆豆花。”
周晓丽笑了：“给您买的就是给您买的，豆豆的我也买着呢。”
陈桂芳没再推辞。她把羽绒服脱下来，仔细叠好，放进了衣柜里。那条羊绒围巾，她第二天就围上了，出门买菜的时候绕着脖子两圈，暖得像是有人从后面轻轻拥着她。
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陈桂芳正坐在缝纫机前做第二条棉裤。那天下午天就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陈桂芳抬头看了几次天，心里念叨着，可别下太大，陈豆豆还没放学。
等到周晓丽把陈豆豆接回来的时候，雪粒子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洋洋洒洒地往下落。陈豆豆一进门就喊：“奶奶，下雪了！好大的雪！”他书包都来不及摘，就跑到阳台上看雪。陈桂芳跟过去，看见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栏杆上，积了薄薄一层。
那天晚上，陈豆豆兴奋得不肯睡觉，一遍遍跑到阳台上看雪停了没有。陈桂芳坐在客厅里，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看着他跑来跑去。缝纫机的咔哒声和窗外的雪声混在一起，有种奇特的安宁。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陈桂芳站在窗前，看见小区里的树都变成了银色的，地上像铺了一层厚实的棉花。她忽然想，自己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从那么年轻走到了这么老的呢？就好像一场大雪，下着下着，天就白了，地就白了，头发也白了。
可这白，也好看。
陈豆豆穿着新棉裤，在雪地里又蹦又跳。周晓丽拿着手机给他拍照，陈建军在一旁铲家门口的雪。陈桂芳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在雪地里忙碌，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
她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那羊绒软软地贴着皮肤。她忽然想起刘医生，想起那个三月的下午，想起自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塑料椅子上坐下的时候。谁能想到，就那一坐，不只把睡眠找回来了，还把一个家重新拢在了一起。
中午，太阳出来了。雪开始化，房檐上的水珠滴滴答答地落。陈桂芳坐在窗前，看着那台缝纫机。第二条棉裤做到一半，裤腿还敞着口。她打算下午把它做完。趁着手脚还利索，给家里每个人都做点什么。给豆豆做棉裤，给晓丽做个围裙，给建军做两个靠垫套。
这么想着，她心里又暖融融的了。窗外，阳光落在雪地上，亮得晃眼。她眯起眼睛，轻轻舒了口气。
日子还长着呢。
腊月里，陈桂芳开始张罗过年的东西。
她年轻时候，过年是件天大的事。进了腊月门，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扫房子、蒸馒头、炸丸子、煮肉、灌香肠、买鞭炮、扯布做新衣裳。那时候穷，可穷有穷的过法。什么都是自己动手，一进腊月，整个家属院都飘着炸东西的油香。孩子们像小老鼠一样蹿来蹿去，东家吃一口，西家尝一块，肚皮撑得滚圆。
后来日子好了，过年却越来越省事。超市里什么都有，打开包装就能吃。春联有现成的，灯笼有现成的，就连年夜饭也能订酒店的半成品。陈桂芳有几年是在城里过年的，那时候陈豆豆还小，她跟周晓丽关系正僵，年夜饭吃着也没滋味。后来她回老家一个人过，买一斤肉剁点馅包顿饺子，也就算过年了。
今年不一样。
陈桂芳提前半个月就跟周晓丽商量，年夜饭要吃什么。周晓丽说：“妈，咱们出去吃吧，省得您忙活。”陈桂芳说：“出去吃没意思，冷冷清清的。在家吃，我做几个菜，你也做几个菜，热热闹闹的。”周晓丽拗不过她，答应了。
腊月二十那天，陈桂芳带着陈豆豆去了一趟年货大集。那是老城边上的一片空场子，每年腊月里就摆满了摊子，卖什么的都有。红红的对联铺了一地，金色的福字在风里翻卷。卖炒货的支着大锅，现炒现卖，花生的焦香混着瓜子的甜香，在冷空气里格外勾人。卖糖画的老人手里舀着一勺金黄的糖浆，手腕轻抖，一条龙就出现在了石板上。
陈豆豆看得眼都直了，拽着陈桂芳的袖子不肯走。陈桂芳买了个糖画给他，是只小猴子。陈豆豆举着那晶莹剔透的糖猴子，舍不得吃，就伸出舌尖轻轻舔。陈桂芳说：“吃吧，别舍不得，等会儿该化了。”陈豆豆这才小口小口地咬起来，脆生生的。
陈桂芳买了五斤带壳花生，两斤炒瓜子，一包芝麻糖，一包山楂片。又去买了几张红纸，打算拿回家自己剪窗花。她年轻时候剪得一手好窗花，什么龙凤呈祥、喜鹊登梅、年年有余，拿起剪刀就能剪出来。后来眼睛花了，手也没那么稳了，好些年没剪了。
她在一个卖剪纸的摊子前站了好一会儿，看摊主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手指翻飞，几下就剪出一对鸳鸯。陈桂芳说：“你手艺真好。”那女人抬头看她：“大姐，买几张吗？”陈桂芳摇摇头：“我想自己剪。”那女人笑了：“行啊，自己剪的有意思。我这儿有红纸，要不要来几张？”陈桂芳就从她那儿挑了五张方方正正的红纸。
年货大集上人挤人，陈桂芳牵着陈豆豆的手，慢慢地走。太阳白晃晃的，照得人身上有了点暖意。陈豆豆被集上的糖葫芦馋得走不动道，陈桂芳又买了一串。陈豆豆咬了一颗山楂，酸得小脸皱成一团，陈桂芳看得直乐。
回到家的时候，周晓丽正在打扫卫生。她戴着橡胶手套，拿着抹布，里里外外地擦。陈桂芳把买来的年货放下，要去帮忙。周晓丽说：“妈，您歇着，我今天休班，慢慢收拾。”陈桂芳说：“我坐不住，你擦高处的，我擦低处的。”
两个人就一起干起活来。陈桂芳擦桌椅腿脚，周晓丽擦玻璃。陈豆豆在客厅里跑来跑去，一会儿帮递个抹布，一会儿又去玩自己的玩具。陈建军下班回来的时候，家里的窗户已经擦得透亮，地也拖过了。他一进门就夸张地吸了吸鼻子：“真干净啊，这是要过大年了。”
陈豆豆跑过去抱住他的腿：“爸爸，我们买了糖画，还有糖葫芦，可好吃了。”
陈建军把他抱起来：“你就知道吃。作业写完了吗？”
陈豆豆蔫了：“还有一点点。”
陈建军说：“先去写作业，写完带你去放烟花。”
陈豆豆“耶”了一声，从他身上溜下来，跑回自己房间。
那天晚上，陈桂芳坐在灯下，开始剪窗花。她把红纸裁成正方形，对折再对折，然后用小剪刀一点一点地剪。陈豆豆趴在旁边看，大气都不敢出。陈桂芳剪了一只蝴蝶，展开来，对折的痕变成了蝴蝶的对称纹路。陈豆豆惊叹地说：“奶奶，你太厉害了，比集上那个阿姨剪得还好。”陈桂芳说：“奶奶年轻时候比你太姥姥还差得远呢。”
周晓丽也凑过来看，说：“妈，您手真巧。我连纸飞机都折不利索。”陈桂芳说：“你那是没学。来，我教你剪个简单的。”她递给周晓丽一张红纸和一把小剪刀，手把手地教她剪了个双喜字。周晓丽展开来，歪歪扭扭的，但能认出是个“囍”字。她高兴得不行，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陈桂芳又剪了一个“福”字，一个“年年有余”的图案，还有两只小老虎，准备过小年那天贴到窗户上。她把剪好的窗花夹在一本旧杂志里压平，等贴的时候不会卷边。
小年那天，陈桂芳起了个大早。她把窗花找出来，用湿布擦了窗户，然后把窗花一张一张地贴上去。阳光透过红色的窗花照进来，满屋子都是红彤彤的光。陈豆豆起床看见，拍着手说：“奶奶，好漂亮啊！”
陈桂芳站在客厅中间，环顾四周。窗户上贴着红窗花，茶几上摆着年货，厨房里周晓丽正在煮饺子。蒸汽从锅盖边钻出来，把厨房的玻璃蒙上一层白雾。陈建军正在门口贴春联，一边贴一边问：“正不正？”陈桂芳看了看，说：“左边再高一点。”陈建军调整了一下，又问：“现在呢？”陈桂芳说：“行了。”
春联是陈建军单位发的，烫金的字，厚实的红纸。陈桂芳本来想自己写，可她的毛笔字实在拿不出手。她想起陈建军小时候，每年过年都是她请隔壁的李老师写春联。李老师是厂办中学的语文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李老师也搬走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世。
大年三十那天，陈桂芳从下午就开始准备年夜饭。周晓丽也提前下了班，在厨房里帮她打下手。陈建军负责打扫卫生，陈豆豆负责捣乱。
陈桂芳炖了一锅红烧肉。肉是早上去菜市场挑的五花三层的肋条肉，切成方块，先焯水，再下锅炒糖色。白糖在热油里慢慢融化，变成琥珀色，肉块倒进去翻炒，每一块都均匀地裹上亮晶晶的糖浆。然后加黄酒、生抽、老抽、桂皮、香叶、八角，加水没过肉，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
周晓丽做了清炒虾仁和凉拌木耳。陈建军负责蒸鱼。陈豆豆的任务是摆碗筷。四个人在厨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忙而不乱。
天慢慢黑下来。窗外陆陆续续响起了鞭炮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陈豆豆跑到阳台上看烟花，陈建军跟出去，把他抱起来。烟花在夜空中炸开，红色绿色金色，一朵接一朵，把半边天都照亮了。
陈桂芳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阳台上那父子俩，又看看周晓丽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她鼻子一酸，赶紧转身回了厨房。
年夜饭摆上桌的时候，正好八点整。桌上八个菜，有鱼有肉有虾有素，有凉有热。陈建军开了一瓶红酒，给陈桂芳和周晓丽各倒了小半杯，给陈豆豆倒了杯果汁。他说：“过年了，来，咱们一家人碰个杯。”
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陈桂芳抿了一口红酒，味道有些涩，她平时不喝酒，可这一刻却觉得这酒好喝极了。
陈建军说：“这一年，辛苦妈了。帮我们带孩子，做饭，连棉裤都做上了。也辛苦晓丽了，又要上班又要顾家。我这个人有时候粗心，你们多担待。新的一年，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周晓丽说：“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她的眼睛却有些红。
陈桂芳说：“平安就是福。来，吃菜。”
她给陈豆豆夹了一块红烧肉，给周晓丽夹了一个虾仁，又给陈建军夹了一筷子鱼肉。陈建军说：“妈，你自己也吃。”陈桂芳点点头，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那肉炖得酥烂，糖色鲜亮，是她年轻时候的味道。
电视里放着春晚，舞台上的演员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跳来跳去。陈豆豆看得入迷，饭都顾不上吃。周晓丽给他碗里堆了些菜，说：“等会儿再看，先好好吃饭。”陈豆豆“哦”了一声，眼睛还粘在电视上。
陈桂芳也看了一会儿电视。她想起很多年前的除夕夜，也是这样，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着年夜饭，看着春晚。那时候陈建军的父亲还在，他会喝点白酒，喝到微醺就话多起来，拉着陈建军说东说西。陈桂芳就在旁边笑。
后来，人就少了一个。再后来，又多了两个。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有人来了，有人走了。饭桌上的碗筷添了又减，减了又添。可总有一盏灯，总有一桌饭，等着团圆的人。
年夜饭吃完，陈建军带着陈豆豆去楼下的广场放小烟花。周晓丽在厨房洗碗。陈桂芳本想去帮忙，周晓丽说：“妈，您去看电视吧，碗不多，我一会儿就洗完了。”
陈桂芳就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烟花。手机响了一声，是刘姐发来的微信，一张年夜饭的照片。陈桂芳回了个笑脸，又加了一句：“新年好。”刘姐回：“新年好。”
过了一会儿，周晓丽洗完碗出来，坐在她旁边。两个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着春晚。陈桂芳忽然说：“晓丽，以前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
周晓丽愣了一下，转过头看她。
陈桂芳的眼睛还盯着电视，声音有些轻：“那时候你刚生孩子，我总拿老一套来压你。你心里肯定委屈。”
周晓丽沉默了一下，说：“妈，都过去了。”
“我知道过去了。”陈桂芳说，“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是我太犟了。”
周晓丽往她那边靠了靠，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手心里。陈桂芳的手粗粗的，有老茧。周晓丽的手软一些，可也有些凉。
“妈，我以前也不对。”周晓丽说，“那时候年轻，太冲了。总觉得什么事都得按书上来，没想过您的感受。”
两个人就那样握着手，在电视嘈杂的声音里，轻轻地说着话。窗外又升起了一串烟花，红彤彤的光映在她们脸上。
陈桂芳觉得，有些东西，在这一刻真正地放下了。
十一点多，陈建军带着陈豆豆回来了。陈豆豆的小脸冻得红扑扑的，兴奋得不行，手里还攥着一根没放完的烟花棒。陈建军说：“太冷了，再不回来就该冻感冒了。”陈豆豆说：“我不冷，我还想再放。”周晓丽说：“明天再放，今晚先睡觉。”
陈豆豆虽然不情愿，但到底还是乖乖去洗漱了。他睡着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新年在鞭炮声中来了。
陈桂芳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心里很静。她没守岁，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扛不住。到了她这个年纪，好好睡觉，就是守岁最好的方式。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花在路灯的映照下，透出模糊的红色光晕。她看着那光晕，慢慢闭上了眼睛。
新年的第一个夜晚，她睡得很安稳。梦里有红灯笼，有热饺子，有一家人的笑声。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陈豆豆举着糖葫芦跑进来，举得高高的，说：“奶奶，你吃。”
陈桂芳在梦里笑了。
正月里，陈桂芳回了趟老家拜年。
陈建军开车，一家四口都去了。车里塞得满满当当，后备箱装着她年前囤的年货，还有周晓丽给刘姐买的一箱牛奶和两盒点心。陈桂芳本来不想让周晓丽花钱，可周晓丽说：“您跟刘姨关系那么好，大过年的空手去不像样。”陈桂芳就没再拦着。
车开进老城区的时候，陈桂芳把车窗降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带着老家特有的气味。那种气味说不清楚，混着老房子的砖土味、巷子口的煤烟味、还有谁家阳台上晾着的腊肉味。陈豆豆趴在她腿上，问：“奶奶，你小时候就住在这里吗？”陈桂芳说：“不是小时候，是后来。”陈豆豆说：“那小时候住哪？”陈桂芳说：“小时候住乡下，在河边。后来进了厂，就住厂里的宿舍。”
陈豆豆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他对这个城市的旧城区没什么兴趣，眼睛一直盯着窗外路边卖糖葫芦的小摊。周晓丽说：“等会拜完年给你买。”陈豆豆立刻坐直了身子。
刘姐早就等在巷口了。她穿着件紫红色的棉袄，裹着条灰围巾，站在风里，远远看见陈建军的车开过来，就往前迎了几步。陈桂芳下车，刘姐一把拉住她的手：“可算回来了，我还怕你们路上堵车。”陈桂芳说：“不堵，高速上没多少车。”两个老太太拉着手在巷子里走，身后跟着陈建军一家人。陈豆豆第一次来，东张西望的，看什么都新鲜。刘姐回头看了他一眼，说：“这小孩长得真俊，像他爸爸。”陈桂芳说：“也像他妈妈。”
刘姐家还是老样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好几样点心，花生酥、芝麻糖、云片糕，还有一碟蜜枣。刘姐招呼大家坐，又忙着去泡茶。周晓丽说：“刘姨，您别忙了，我们坐坐就走。”刘姐说：“急什么，吃了中饭再走，我都准备好了。”陈桂芳说：“今天我们请客，去外面吃。”刘姐连连摆手：“去什么外面，浪费钱。我菜都备好了，下锅就能吃。”
陈桂芳知道刘姐的脾气，就不再坚持。她跟着刘姐去了厨房，帮她择菜。陈建军和周晓丽坐在客厅里陪陈豆豆玩。陈豆豆在刘姐家发现了一个旧收音机，上面有个大旋钮，拨一下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玩得不亦乐乎。周晓丽说：“别弄坏了，这是奶奶的东西。”陈豆豆说：“我没弄坏，我就是看看。”
陈桂芳在厨房里一边择芹菜一边跟刘姐说话。刘姐问她：“你跟儿媳妇现在处得怎么样？”陈桂芳说：“好多了。今年过年，她还给我买了件羽绒服。”刘姐说：“那就好。我以前还替你愁呢，你说你一个人在老家，图什么呢？”陈桂芳说：“那时候太犟了。现在想开了，一家人住一起，热热乎乎的。”刘姐说：“就是这话。我要是孙子在这边，我也愿意跟儿子住一起。可惜我儿子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来一趟。”
陈桂芳听出她话里的落寞，说：“你儿子有出息，在大城市安了家。你该高兴。”刘姐说：“高兴是高兴，就是平时太冷清了。你看你这回来，我这儿一下子热闹了。”陈桂芳说：“那以后我常回来。”刘姐说：“可别光说嘴。我知道你城里住着舒服，哪还想起来回这破地方。”陈桂芳说：“地方破不破不重要，人在这儿呢。”刘姐笑了笑，没说话。
中午饭是刘姐做的。四个菜一个汤，热腾腾地摆了一桌子。刘姐一个劲儿给陈豆豆夹菜，说：“小孩多吃肉，长个子。”陈豆豆碗里堆成了小山。周晓丽在一旁说：“刘姨，够了够了，他吃不了这么多。”刘姐说：“吃不了怕什么，慢慢吃。”
陈桂芳夹了一筷子清炒藕片，脆生生的，带着点甜味。她说：“刘姐，你这个藕炒得真好，比我炒得强。”刘姐说：“这都是跟你学的。你忘了？咱俩以前一个宿舍，你做什么我都跟着学。”陈桂芳想了想，说：“那时候我也不会做什么，就瞎弄。”刘姐说：“你做得香。你做那个白菜炖粉条，我到现在都学不来。”陈桂芳说：“那有什么学不来的，等会儿我写给你。”刘姐说：“可别，你写了我也不照着做。就吃你做的才香。”
吃完中饭，陈桂芳带着一家人去给刘姐贴春联。春联是陈建军单位发的，多了一副。陈豆豆抢着要刷浆糊，陈建军把他抱起来，让他刷横批。陈豆豆小手拿着刷子，认认真真地在墙上刷了两道，然后陈建军把横批贴上去。刘姐站在下面看，说：“歪了歪了，左边高一点。”陈建军又调整了一下。刘姐说：“行了，这样就正了。”
贴完春联，陈桂芳又帮刘姐把窗户擦了一遍。刘姐说：“你歇着吧，我自己能行。”陈桂芳说：“就擦这一回，又累不着。”周晓丽也挽起袖子帮着收拾。陈豆豆在巷子里跟邻居家的小孩玩，跑来跑去的。陈建军在一旁看着，不时提醒他别摔着。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陈桂芳才起身告辞。刘姐送他们到巷口。陈桂芳说：“你回吧，天冷。”刘姐说：“再站会儿，看你们走。”陈桂芳坐进车里，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刘姐挥手。刘姐也挥手，花白的头发在风里轻轻飘着。
车开了，陈桂芳回头看了一眼，刘姐还站在巷口，身影越来越小。陈豆豆说：“奶奶，那个刘奶奶家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陈桂芳说：“她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不常回来。”陈豆豆说：“那她一个人不害怕吗？”陈桂芳说：“不害怕。她习惯了。”陈豆豆想了想，说：“我以后不想住那么远。我想离你跟爸爸妈妈近一点。”陈桂芳笑了，摸摸他的头：“行，就在跟前。”
车开出老城区，上了高速。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陈豆豆靠在周晓丽身上睡着了。陈建军把空调开大了一点。陈桂芳望着窗外，看见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亮成一片海。
她忽然有些想刘姐。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想，就是心里某个地方，有点酸，有点软。刘姐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男人走得早，儿子远走高飞，一个人守着一间老房子，守着她那些旧物件。陈桂芳以前觉得自己跟刘姐是同病相怜，都孤单。可现在她明白了，孤单这件事，跟有没有人在身边有关，也跟自己心里怎么想有关。刘姐是孤单的，可刘姐也认了命，就那么过着。陈桂芳以前也认了命，可后来她改了。
人这一辈子，能改一回命，多难啊。可只要改过来了，就都值了。
回到家已经快九点了。陈桂芳洗了把脸，又用热水泡了泡脚。周晓丽把陈豆豆抱到床上，给他脱了衣服。陈豆豆睡得沉，一点没醒。陈建军在厨房烧了壶水，给陈桂芳倒了杯热的放在床头。
陈桂芳坐在床边，慢慢喝着热水。手机响了，是刘姐发来的微信：“到家没有？”陈桂芳回：“到了。”刘姐说：“到了就好，早点睡。”陈桂芳回：“你也一样。”
她把手机放下，觉得身子有些乏，可心里很安稳。这一天虽然累，可累得踏实。她躺下来，把被子拉到下巴。窗外的路灯把窗花映在墙上，红殷殷的一片。
她闭上眼，脑子里浮现出刘姐站在巷口挥手的样子。她跟自己说，等天暖和了，再去看看刘姐。带上周晓丽和陈豆豆，一起去。给刘姐做顿饭吃。就做白菜炖粉条，多放点猪油渣。
这么想着，她就睡着了。梦里，她又回到了纺织厂的女工宿舍。上下铺，八个人。刘姐还在下铺，半夜里翻个身，木板床吱呀响一声。她轻声问：“桂芳，你睡了没？”陈桂芳说：“没呢。”刘姐说：“我想吃白菜炖粉条了。”陈桂芳笑着说：“明天给你做。”
那梦里，她们都还年轻。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像一块刚出锅的饼，金黄金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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