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5年前生效的《反外国制裁法》，拿新加坡公司开刀立威，中国人这次用自己立的规矩，在中美博弈的正面战场，碾碎了西方的“治外法权”。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五年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简称《反外国制裁法》），绝对是中美博弈中的神来之笔，同时在我国最近这几年的对外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比如近日上海海事法院依照该法做出的一个判决，就在境外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就是一家中国香港公司曾经被美国政府列入了制裁清单，该公司在2022年10月委托一家新加坡船务公司运输一批价值约499万元人民币的电子产品，从上海港运至巴拿马曼萨尼约港。
涉事的新加坡公司与该香港公司正常签署了运输合同、承接了业务，但在货物装船完毕后，却以该香港公司被美国制裁为由，拒绝签发提单，并在船舶抵达巴拿马港口时拒绝在当地交货。
在被上海海事法院强制发出提单后，该新加坡公司又私自将货物运回了上海港。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后认定，承运人以“制裁风险”为由拒绝在目的港交货，并将货物强行退运，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最终裁定该新加坡船务公司赔偿香港公司货款损失499万余元及利息，并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
此案件被一些外媒报导为《反外国制裁法》第一次发挥威力，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我国首起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案是2024年某海工公司诉某外国船用设备公司案。2024年中国某海洋工程公司如期为一家欧洲船东建造完毕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轮模块。
后来美国将该中方企业列入SDN制裁清单，欧洲船东随即以“执行第三国行政令/合规”为由，中止支付1186万美元（约合8600万人民币）的尾款并切断沟通。
中方企业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因执行或协助外国歧视性措施导致我国主体受损，可向法院起诉索赔）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南京海事法院对涉案船舶实施了“活扣押”（限制离港但允许原地改建），最终外方迫于压力，主动从境外汇入反担保金并全额支付了尾款，双方达成调解结案。
回到这次香港公司的案件，上海海事法院根据的是《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我国主体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认定外国单边制裁在我国境内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违约的合法免责抗辩。
这两起案件分别引用了《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两个条款，但都指向一个核心原则：外国的制裁在中国的法院不是辩护理由，更不是违约的“挡箭牌”。
到目前为止，这两起案件都指向美国的“治外法权”，宣告其在中国无效，但实际上《反外国制裁法》是针对所有外国的，并且已经针对欧盟应用了多次。
比如，2025年7月欧盟在第18轮对俄制裁中，以涉俄为由将两家中国金融机构列入制裁名单。
在当年8月13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发布公告，明确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等规定，决定将欧盟的两家银行列入反制清单，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该反制收到了显著效果：在今年4月23日，欧盟被迫宣布撤销对中国两家金融机构的制裁，次日中国商务部就发布2026年第1号令，取消对上述两家欧盟银行的反制措施，完成了涉外法治上一次成功的对等博弈。
上海海事法院和南京海事法院的两个判例还有个隐含的说明，即美国（及任何国家）的对华制裁措施，并非“不可抗拒因素”，这些涉及“治外法权”的措施全部都是“可抗拒”的，任何涉案的外国企业，不能因为害怕欧美的连带制裁，而对中国企业违约、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现在到了他们必须选边站的时候了。
举个明确的例子，就是美国国会的一些政客正在试图通过一个“MATCH法案”，禁止荷兰阿斯麦公司向已经销售给中国的DUV光刻机提供售后服务和零部件。
要知道，像光刻机这样的复杂产品，在进行销售的时候，企业双方都会签署长期的售后服务和零部件供应合同。
如果荷兰阿斯麦公司为了遵守美国的“MATCH法案”而对中国企业违约，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必然会受到中国企业的巨额索赔，并会被《反外国制裁法》惩罚。
如果它不进行赔偿，中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法律手段和实际工具，让阿斯麦公司或者荷兰政府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中国之所以有底气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这是和中国的实力分不开的。
根据各国海关发布的贸易数字，中国目前是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约占世界人口的73%。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4.6万亿美元。
美国是世界上5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为3万亿美元。美国在北美和部分欧洲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则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相比之下，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里的影响力更强。此外，中国的贸易顺差也连年增长，基本没有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
我们无法判断美国的“治外法权”游戏还能玩儿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这里，它玩儿不起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