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近日向多名新任军事指挥官致贺信,名单集中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改革派总统,在国防领域的话语权历来有限。他发出的贺信,可以理解为行政程序对既成事实的确认。
那么佩泽希齐扬作为改革派,为什么会向政治对手,也就是强硬派官员的晋升道贺呢?伊朗又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中伊合约?
伊朗自1979年革命后,军队分为正规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支。正规军承担常规国防,革命卫队则负责政权安全、弹道导弹、海外代理人网络和大量经济实体,无论是在战力、还是话语权上,革命卫队都是稳压正规军一头的。最高领袖通过革命卫队掌握国家,总统对革命卫队几乎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这种二元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为防范总统和正规军坐大而设。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上任前,长期在安全与情报系统内经营,此次推动多名革命卫队将领进入关键岗位,实际上是在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交接做铺垫。对佩泽希齐扬来说,这批任命意味着他,以及整个改革派,在安全议题上的边缘化进一步固化。他发贺信,就像出席一场自己无法参与的宴会,只能说些场面话。
这一轮的调整幅度并不小。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及其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均出现变动,负责弹道导弹项目的军官也获得晋升。这些位置直接关系到伊朗对外军事行动、核计划配套力量和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由穆杰塔巴主导安排这些人选,说明最高领袖家族正在把最敏感的军事资源向自己人手里集中。
总统的贺信本应是国家元首对军队的礼节性问候,但在当前伊朗政治框架里,它更像是一次公开的服从展示。佩泽希齐扬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他只能表示祝贺,否则就会被解读为挑战最高领袖权威。
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于2021年签署,约定在能源、基建、通信、金融等领域开展长期合作。伊朗的诉求是维持石油出口,吸引中国投资,绕过美元结算。对中国而言,伊朗的原油储备和联通中亚、西亚的地理位置具有商业和通道价值。这项协议总体上是互补的,但从来不是排他性的安全同盟。
问题在于,伊朗现在想要的更多。经过多轮制裁和地区冲突消耗,伊朗财政吃紧,里亚尔贬值,国内通胀高企,连革命卫队下属企业的现金流也受到影响。新上台的强硬派官员急着对中国提协议,实质上是希望中国加大采购、加快投资、提供更多结算便利,甚至在核谈判和国际场合替伊朗承担压力。这些要求里,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商业诉求,中国可以谈;另一部分则超出了经济合作范畴,中国需要划清边界。
由军方背景官员而不是外交部出面提对华合作,这是个很值得关注的细节。前面提到过,革命卫队是掌握了大量经济实体的,长期把持边境贸易、工程承包和能源交易,对中国在伊投资项目多有介入。过去一些中国企业抱怨,项目审批慢、手续繁、安全成本高,其实往往有革命卫队系统层层设卡。现在由这批人主动提“战略协议”,是他们自己也需要外汇了。
现在伊朗的经济压力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石油出口出了问题。尽管过去两年伊朗石油出口有所回升,但大部分是通过影子船队和折价交易完成,实际回款效率低,且运输保险、结算通道都受到西方制裁限制。中国作为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支付的款项很多无法直接进入伊朗的国际账户,只能通过地区银行或易货方式结算。伊朗希望中国在金融通道上提供更多便利,但这需要中国金融机构冒着被美国次级制裁的风险。这个风险,伊朗自身无法承担,也不应该要求中国单方面承担。
针对伊朗这轮人事变动和对华喊话,中方的回应大概率会延续既定基调。
首先可能是祝贺伊朗新任军事指挥官,重申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这种祝贺开头,既给伊朗留了面子,也没有做任何实质性承诺。中国不会因为德黑兰换了几个军方人物就改变评估体系,更不会因为伊朗提合约就加速放款。
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规模,取决于价格、物流和制裁合规风险,而不是伊朗的政治需求。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三段论:维护伊核全面协议框架,反对单边制裁,不支持伊朗拥核。这三点决定了中国可以在商业上继续与伊朗合作,但不可能在国际场合无条件为伊朗的核活动背书。伊朗若想获得更多支持,需要在核问题上做出可验证的让步,而不是靠军方人物出面说几句“战略协议”。
中国的中东政策排序是,稳定、发展、不选边。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之一,但不是唯一。中国同时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保持大规模能源和基建合作,这些国家的稳定对中国经济安全同样重要。如果伊朗强硬派上台后继续在地区制造紧张,中国在伊朗和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平衡会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不太可能会为了伊朗的激进政策,破坏整个中东布局。
伊朗此次对华示好,看似主动,其实被动。
被动之处在于,伊朗手里能够用来交换的筹码有限。石油是中国需要的,但中国有多个供应源;伊朗的地理位置虽然重要,但走廊建设需要地区稳定,伊朗若继续与以色列、美国对抗,那么地理位置再重要,也会沦为次选。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真正能够向中国提供的,是相对优惠的能源价格和一定程度的政治配合。但这不足以让中国替它承担战略成本。
革命卫队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封闭性和不透明,恰恰是中国企业进入伊朗的主要障碍。中国在伊投资的大型项目,不少因为官僚效率、制裁限制和军方干预而进展缓慢。如果新上台的强硬派真的需要中国资金,就应该在项目审批、外汇结算、安全保障等方面给出实际便利,而不是把协议挂在嘴上。
一个更需要伊朗想明白的问题是,伊朗强硬派是否真的愿意为了留住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调整内部利益格局。革命卫队系统的利益在于,维持自己在制裁环境下的垄断收益。如果全面向中国企业开放,意味着他们要让出部分项目和利润。现在就看伊朗的诚意到底有多少了。
接下来可以关注一个指标:伊朗是否会允许更多的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其油田开发,而不仅仅停留在采购原油和贸易层面。如果这一步迈不出去,那么伊朗对华的“不情之请”就仍然停留在外交姿态上。对北京来说,保持现状已经足够,不需要为德黑兰的军方新贵们额外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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