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的一个清晨，成都市区还笼在寒雾里，老式绿皮火车己经鸣笛开向南边。站台上，一个三十四岁的青年提着帆布包，神情专注，他就是离家十九年的田家英。
火车出了城区，窗外田野渐宽。田家英翻开笔记，本子第一页写着“农业合作化第二阶段实况”，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核实基层数字，看群众真实感受。
四川有上万座村落，为何偏偏去双流县李家巷子？田家英心里有盘算。亲眷多，童年熟，若有水分一眼便能识破；再者，了解熟人的冷暖，更能判断政策落地的温度。
抵达当晚，他让县里不要派欢迎队，也不要大桌宴席，一碗苞谷粥、两碟酸菜就算晚饭。老乡们私下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斯文的“北京干部”是曾正昌——自家娃儿。
第二天，村长康志成在土墙院里摊开账簿：全村128户，95户入社，耕地780亩。会计逄先知逐行核对。院外站满看热闹的乡亲，墙头也坐着小孩，一双双眼睛闪亮。
账目念完，人群里冒出粗嗓音：“砍树一天，只够换半升米，还不如从前！”说话的是木匠兼伐木工曾洪顺。他话落，全场静，康志成急得直眨眼。
田家英朝曾洪顺点头：“这事记下。晚上咱们细谈。”一句轻飘，压住了哄闹。随后他吩咐：“请把茂清三哥请来。”茂清，村里人称“当当磬”，昔日靠做道场积下家底。
曾茂清一进院就拘谨地低头。田家英笑：“三哥，我是正昌娃子，别怕。”亲切一句，气氛顿松。盘腿而坐，茂清如数家珍：31亩地，两间瓦房，长工两名，年谷子利20石。
听完，田家英转向曾洪顺：“为啥粮价涨？谷子囤在这里不流通，你卖木头的辛苦钱当然不值钱。”曾洪顺捂着脑门，喃喃一句：“原来是这么个理。”
谈到入社，茂清说自己想进，可要补偿太高。负责人曾发兴摇头：“合作社拿不出钱。”茂清急了：“我出一头牛、二十床晒席、五张拌桶，加一口满仓！”田家英看向曾发兴：“够不够？”对方一咬牙：“够！”就这样，双流县第一个富农成员敲定。
调研没止步。田家英又走访贫户、军属、手艺人，记满三本笔记。途中发现民兵队长周某打骂群众，立刻责令停职检查，并让县委公开通报，以儆效尤。
半月后，田家英背着那只旧包踏上归程。村民们议论：“这人不摆架子，一日三餐跟我们一样是红苕稀饭，还夜夜挑灯写字。”火车进隧道，窗外一片漆黑，远处的田埂上零星灯火，与他本子上的墨迹一起，留在了这趟默默无声的回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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