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张蓉 通讯员 宋朵云
今天（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法典化时代。
这一天，在衢州市衢江区法院，一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开庭并当庭宣判。最高院称，这是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新法迎来司法实践“第一案”。
不同于传统印象里环境资源案件多是江河污染、山林破坏、企业排污，这是一起看似寻常的邻里纠纷：一楼商铺养鱼，二楼业主夜不能寐，源头竟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因低频噪声和振动沿墙体传导到楼上，63岁的老人出现失眠、神经衰弱等不适，多次去医院就诊。老人被迫另寻居所，无奈之下，将商户告上法庭。
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和损害最小化原则，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振整改，并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那么，这桩民生小案为何成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
案件庭审过程通过网络向公众播出。省高院供图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噪声污染愈发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难点。
这起案件的焦点，在于鱼缸供氧设备产生的低频噪声。它不刺耳，未超过国家噪声排放标准，但全天候持续不断，穿透力强。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钭晓东说，这种“看不见的听觉侵蚀”——机械装置运行时产生低频噪声，是伴随城市发展逐渐多发的新型环境问题，却因个体对低频噪声的敏感差异大，易被忽视。
当前，城市建设不断提速，楼宇越建越密，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期待也水涨船高，环境维权意识持续觉醒。两股趋势的叠加影响下，噪声污染已然成为生态环境治理与基层民生治理绕不开的考题。
翻看《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2025年）》，在环境民事纠纷中，噪声污染案件占比稳居首位。具体到浙江，去年，法院审结25起噪声污染案，噪声来源五花八门：商铺经营、文娱活动的喧嚣，邻里之间的生活摩擦，居住区固定设备的运转轰鸣，还有建筑施工、交通带来的持续声响……
身处办案一线，衢江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该案承办法官吴正感触尤为真切，“越是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环境纠纷，增长越明显，噪声污染是最突出的一类。”他透露，今年以来，衢江区法院噪声污染案件收案数量明显上涨。
另一个重要原因，藏在《生态环境法典》“既护绿水青山，也守万家安宁”的立法初心中。
过去，在噪声污染纠纷中，受害者易陷入维权困境：噪声分贝未必超标，但实实在在干扰居民休息，可不超标就很难认定为侵权。
《生态环境法典》正破解了这一现实痛点。作为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不只是守护大江大河、森林湿地，更把老百姓身边的“环境烦心事”纳入法治保护范畴，将群众的居住安宁权益落到法条之上。
《生态环境法典》专设噪声污染防治篇章，系统整合噪声污染防治规则，明确噪声、振动属于法定环境污染物。同时，再次明确“噪声污染”不仅是“超过噪声排放标准”，还包括“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那么，如何判断是否扰民？为此，吴正等多位法官和声学专家一同多次前往现场勘验，核查全天候低频噪声的影响，“尽管被告已进行降噪整改，但仍存在持续的低频噪声，干扰程度超出普通居民正常生活的合理容忍限度。”
这起“第一案”的审理过程，彰显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以人为本的生态法治底色——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既要管得住“大污染”，也要治得了“小烦恼”。
判决既落实了《生态环境法典》优先保护群众人居环境安宁权益的立法本意，更破除了“只要不超标就能随意扰民”的错误认知。
庭审现场。省高院供图
这起“第一案”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司法对安宁权益与经营权益双向平衡保护的生动写照。
这起案件发生在商住混合区，住户要安眠，店家要谋生。“一边是居民的居住安宁权益，一边是商户的经营权益，各自的权益边界怎么划？如何在守护安宁与保障生计之间找到平衡？”吴正坦言，这是审判中最大的难点。
“经过多次现场走访，声学专家提出可以进一步改造，降低噪声影响，并给出更专业的整改方案。”吴正说，对被告而言，整改成本远低于拆除设备的经济损失。
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因此，审判没有“一拆了之”，驳回原告拆除相关设备的诉求，而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振整改。
这一判决，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保住了小本生意的“生机”，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体现了平衡保护社区宜居需求与城市商业发展的善意司法理念。
不止于噪声污染。钭晓东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已将餐饮油烟、恶臭、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环境问题纳入系统规制，告别了过去“等单项立法”的被动局面。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地，越来越多“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将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之力平衡城市发展与民生福祉、商业经营与人居安宁，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真正落在每个人的美好生活中。
（来源：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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