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967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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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若溪
整理|张兴媚
编辑| 陈子珩
摘要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情报机构在整体扩张框架内启动了系统性的对华专项组织调整。剖析该调整的布局、特征及潜在影响,是维护中国边境安全与战略利益的重要前提。本文以组织适应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开源情报(OSINT)分析方法,以印度政府新闻局(PIB)公告、印度国防部公开材料、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及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研究报告、印度主流媒体调查报道,以及印度与美国公开签署的双边情报合作协议文本为主要数据来源,系统考察2020—2026年间印度对华情报工作在议题、技术、协作三条扩张路径上的公开可观察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印度对华情报工作沿议题扩张、技术扩张、协作扩张三条路径系统推进,呈现四个显著特征:路径间差异化分工形成的任务精细化;以天基—无人机—网络三位一体为支撑的技术情报优先化;以智库—情报界协同为机制的知识供给外部化;以及以多边条约为依托的对华情报协作能力扩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结构扩张—效能局限”冶理悖论这一核心分析命题:上述扩张共同推动了印度对华情报覆盖密度的快速提升,但受路径依赖变量的持续制约,印度情报分析文化与评估逻辑的深层更新严重滞后,情报覆盖的扩展未能带来战略评估效能的同步提升,反而可能因认知偏差在技术化情报流程中的延续,增加双边战略误判风险,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一定挑战。
关键词：印度情报机构 对华专项调整 组织适应理论 结构扩张—效能局限 国家安全
印度调查分析局（RAW）。图源：dnd.com.pk
引言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是中印双边关系的重大负面节点，也是印度情报机构启动对华专项组织调整的触发事件。研究这一调整的扩张路径与效能边界，对于准确研判中印战略博弈走向、防范周边地缘安全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既有研究多围绕印度情报战略的整体动向与改革逻辑、对华战略误判的生成机制、印度情报文化的历史生成机制以及印度军事人工智能化与智能化情报体系构建等议题展开。对印度在对华方向上的具体情报扩张路径、运作特征与效能边界尚未展开专题研究，构成既有文献的实质性空白。
为填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组织适应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开源情报（OSINT）分析方法，系统考察2020—2026年间印度对华情报工作在议题、技术、协作三条扩张路径上的公开可观察行为模式，并提出“结构扩张—效能局限”悖论这一核心命题，尝试为理解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内在逻辑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对象为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公开可观察变化,包括其议题关注、装备采购、条约合作与智库议程等外部可见维度。由于印度情报机构的内部建制、任务分配与人事安排不对外公开确认，本文对“适应治理”与“扩张治理”的观察严格限于外部可观察层面，不涉及对机构内部组织细节的断定性描述。
一、理论框架:组织适应理论及其
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一）
组织适应理论的核心命题
组织适应理论由汉南（Michael T.Hannan）与弗里曼（John Freeman）的种群生态学路径发展而来，其基本命题是：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压力下持续进行动态调整,当环境变化的性质或强度超越既有结构的有效应对边界时,组织将启动相应的适应性变革。赫尔曼（Michael Herman）认为,情报机构对威胁感知变化具有高度的结构敏感性，变革通常沿三条路径展开：以专项职能单元设立为标志的职能分化、以资源向高优先级方向集中配置为标志的资源重配，以及以跨机构协调架构重组为标志的协调整合。三条路径依次递进，共同决定情报机构适应特定威胁感知变化的深度。组织适应理论同时关注适应的内在局限：当外部冲击仅触发结构层面的快速调整，而组织的认知文化与评估逻辑框架未能同步更新时，适应将停留在形式层面，结构扩展与效能提升之间形成持续落差。
（二）
印度对华情报组织适应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文在组织适应理论一般命题的基础上，结合印度情报体系的具体制度情境,构建独特的印度对华情报组织适应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三个层次与两组核心变量构成(见表1)
图源：原文
该框架的三个层次分别为：触发层，以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为分析起点，识别这一事件对印度情报机构威胁感知强度的制度性激活效应；扩张层，以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公开可观察行为维度为分析单元，分别从议题扩张、技术扩张、协作扩张三个维度，考察其在对华方向上的职能分化、资源重配与协调整合三类适应机制的具体运作；效能层，以“一阶结构适应冶理”与“二阶认知适应冶理“的区分评估整体效能，其中，一阶指机构重组与技术配备等形式性调整，二阶指情报评估逻辑框架的深层更新。
两组核心变量分别制约上述三个层次的运行。其一，路径依赖变量，即1962年边境战争留下的制度性认知遗产，构成印度情报机构对华评估的历史约束条件，持续制约二阶认知适应的速度。苏布拉马尼亚姆(K.Subrahmanyam)在检讨1962年情报失败时明确指出，印度之所以无法提供有效的战前预警，根本原因在于“情报分析存在偏见”；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也曾说：“历史的创伤已经深入他们（印度年轻官员）的骨髓，他们很难意识到双方正式立场中存在的缺陷与模糊之处。这一反思揭示了历史认知框架在印度战略决策中的持续作用，路径依赖变量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其二,技术赋能变量，即天基侦察、无人机与网络情报技术的引入扩展了情报结构覆盖能力，加快了一阶结构适应的速度。
基于上述框架，本文的核心分析命题是：当一阶结构适应快速推进而二阶认知适应严重滞后时，情报机构会用持续扩展的技术信息去印证既有偏见、而非修正它。其结果是情报覆盖越密、偏误性结论越充分、战略误判越难纠正，即本文所论证的“结构扩张—效能局限”治理悖论，本文将以此作为评估印度对华专项情报调整实际效能的核心工具。
二、印度对华情报专项调整的驱动因素
印度对华情报专项调整的启动，既有1962年以来积累的历史制度遗产作为认知基础，也有2020年后现实安全冲击与外部战略环境变化的直接推动，二者共同构成这一专项调整的背景。
（一）
1962年战争创伤奠定对华情报防范的认知底色
1962年边境战争的历史创伤，通过战后印度情报机构的系统性制度重建，演变为持续制约对华情报评估方向的认知基础，构成组织适应框架中路径依赖变量的历史初始状态。战前情报失误的具体性质，由时任情报局局长马利克(B.N.Mullik)在其回忆录中留有第一手记录：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多次向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并承认这一判断建立在主观预设而非客观情报信号的基础之上，是典型的评估失准。
战争惨败后,印度情报界将“中国不可信”确立为对华评估的基本前提，这一认知转变通过机构设立得到制度化固定。印度方面认为，1962年中印战争与1965年印巴战争暴露出的情报失误，是1968年建立研究分析局（RAW）的重要背景。研究分析局成立后，其早期重点任务之一即包括对中国与西藏方向的战略情报搜集与边境监控。
1998年印度宣布进行核试验后，时任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公开宣称“中国是印度头号潜在威胁”，标志着对华威胁叙事从情报评估层面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话语，完成了从认知偏误到政策宣示的制度化固定。
这一历史演变进程表明，印度方面对1962年经验的选择性援引构成其对华情报评估的强硬底色，印度彼时获得的美苏两国的加持与印度国内历史创伤相互强化，进一步固化了印度对华示强的行为逻辑。印度情报机构对华评估的认知框架已进入长期的路径依赖状态，任何新的对华冲突都将被自动纳入既有的威胁确认逻辑加以解读，而非触发对现实情况的独立研判。这是理解加勒万冲突后印度对华专项调整何以快速启动、方向高度一致的制度前提。
（二）
加勒万冲突与中印技术差距
的扩大驱动印度启动对华专项调整
加勒万河谷冲突与中印技术差距的持续扩大，作为现实层面的两个并行因素，共同触发了印度情报机构向对华方向实施专项资源调度的行动。
印度政府的制度性回应在两个层面清晰可见。其一，据印度官方公告,2020年7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DAC）启动多批高海拔专项紧急采购程序，采购文件明确援引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LAC）对峙态势，采购重点明显指向北部边境高海拔地区的应急作战需求，直接指向对华防御方向。其二，印度国防部随后继续推进第17山地打击军建设。该军种于2013年专为中国方向高海拔作战设立。2021年印度媒体援引官方消息披露，印度陆军进一步向该军增配约1万人，以强化其在中国边境方向的进攻性作战能力，反映出加勒万冲突后印度对北部边境方向的资源倾斜。
就技术差距而言，WIPO《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综合排名升至第11位，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领域专利密度处于全球前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约为印度同期的15倍。这一持续扩大的差距早已引发印度国防界的公开关注——印度时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在2021年即公开表达对中国军队技术优势不断增强的担忧，相关智库评估也指出，印度人工智能军事支出与中国相比严重不足，在此背景下，印度对华技术情报的关注方向呈现出从边境军事动态监控向中国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延伸的趋向。
上述调整也可被解释为边境危机后的正常防务反应、对冲中国军力增长的现实制衡，或国内政治动员压力下的资源调度。然而，这些解释主要回答了印度为何推动对华情报能力扩张，却难以解释扩张为何主要表现为既有威胁认知的强化，而非对既有认知框架的修正；也难以解释技术能力持续提升的情况下，部分对华军事技术评估偏差为何仍然存在。路径依赖变量的引入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组问题，其解释力更多体现在扩张的特定方式与效能局限上，而非扩张本身。
（三）
印度独立情报能力的结构性
上限驱动印度寻求多边情报助力
印度独立情报能力存在难以通过内部建设克服的结构性制约，构成其寻求多边情报借力的根本动因。在地理层面，喜马拉雅山脉与青藏高原的极端地形对卫星过境轨道形成天然限制，印度独立部署的对华侦察卫星难以实现对西藏方向全天候、高分辨率的持续覆盖。在技术层面，如前所述的中印技术差距意味着印度在高精度地理空间情报处理、信号情报截收与海洋态势感知等核心领域，与中国能力水平之间存在可观察的代差。在上述结构性约束下，借助具有先进情报能力的外部伙伴——尤其是美国——成为印度突破独立侦察上限、扩展对华情报覆盖的现实选择。
2016—2020年间《后勤交流备忘录协议》（LEMOA）、《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与《地理空间情报共享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三份协议的密集签署，标志着印度将多边情报借力从战略意图转化为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化进程的集中形成期与印度对华战略焦虑的阶段性升温高度吻合，体现出独立能力上限与外部借力需求之间可观察的制度性呼应。在组织适应理论框架内，三份协议构成资源重配路径在多边层面的制度延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借力安排同时意味着印度的对华情报评估框架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方战略叙事的系统性塑造，进一步强化路径依赖变量对二阶认知适应的制约。
（四）
半官方智库的议程生产与对华情报议程的前瞻性塑造
印度半官方智库围绕涉华议题的系统性知识生产，构成对印度对华情报议程的前瞻性塑造机制。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下设的东亚研究中心围绕中国外交政策、国内政治、经济以及中国军队等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并通过系列军事与科技监测刊物持续产出政策相关研究，为印度战略界提供知识支持。ORF的中国研究并非停留于学术层面，而是通过瑞辛纳对话等制度化平台嵌入印度的政策共同体之中。该平台将智库知识转化为政策讨论议题，从而在国家安全决策生态中实现间接扩散。涉华议题的知识生产已在公开层面实现制度化、专业化与持续化，不再依赖个别研究人员的偶发性关注。
从公开可观察的议程对应关系看，IDSA研究人员围绕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存在持续输出的专题简报，与印度对华海上情报关注的公开延伸之间，构成可核查的时序对应关系。智库议题供给与情报议程之间的协同，共同推动印度对华情报工作议题边界的持续扩展。这一机制根植于对华战略竞争叙事，在客观上强化了既有评估取向。
三、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三条扩张路径
印度对华情报工作在加勒万冲突后呈现出三条清晰的扩张路径：议题扩张、技术扩张与协作扩张。三条路径分别对应赫尔曼所论情报机构变革的职能分化、资源重配、协调整合机制，共同指向对华情报覆盖密度的系统性扩展。本节依次考察三条扩张路径的具体表现，再归纳贯穿其中的四个运作特征。
（一）
议题扩张：对华情报任务的多维延伸
从公开可观察层面看，加勒万冲突后印度对华情报关注的议题领域呈现系统性扩展。在传统的边境军事动态监控之外，对华情报议题的关注方向趋于向以下三个方向延展:其一,向南亚周边国家扩展，将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影响纳入重点关注；其二，向经济与技术领域扩展，将中国战略性新兴技术的发展动态与军工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纳入专项情报搜集；其三，向海上领域扩展，将中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远洋活动纳入持续跟踪范围。
这一议题扩张反映出印度对华威胁感知已从陆地边境维度向经济、技术与海上多维度延伸,是职能分化机制在议题层面的具体呈现。同时，路径依赖变量在这一扩张中留有清晰印记—议题扩张整体围绕“威胁监控”展开，延续了1962年以来将中国定性为首要威胁的组织文化基调,而非转向“全谱系战略理解”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议题扩张的方向选择本身也带有路径依赖的印记。印度对华情报议题的扩展方向高度集中于“威胁感知”层面，即便向经济、技术、海上等新维度延伸时，依然保持“防范—监控—对抗”的基本定位，而非纳入“合作—共处—竞合”等更为多元的评估视角。这种议题选择的单一性，本质上是1962年以来对华威胁叙事在新议题领域的自然延伸。
（二）
技术扩张：天基—无人机—网络三轨推进
印度对华技术情报能力在2020年后沿天基侦察、无人机侦察、网络情报三条技术轨道并行扩张，形成多机构协作的对华技术情报体系。
天基侦察轨道以自主卫星部署与多边数据借力的叠加为核心特征。印度通过RISAT系列雷达成像卫星的陆续部署构建起对中国方向的全天候图像侦察能力；叠加BECA协议提供的美方高精度地理空间情报数据——据报道，美国据此向印度提供了中方部队位置与卫星影像以协助应对2022年边境对峙，印度对华边境态势感知实质上形成了自主侦察与多边借力相互叠加的双重覆盖结构。
无人机侦察轨道沿采购加速、边境部署、专项编组三步推进。加勒万冲突后，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以快速采购程序大幅加快对华边境所需侦察无人机的获取进度；印度陆军沿LAC的拉达克段部署Heron型长航时无人机，形成覆盖中印边境的战术侦察平台；印度空军在北部前沿基地组建专项无人机侦察中队，推动对华无人机侦察从分散部署走向建制化运作；印度陆军同期引入人工智能赋能的国产战术无人机，实现对中国军队巡逻活动的实时跟踪。
网络情报轨道以条约框架深化为核心特征。印美两国通过COMCASA和BECA协议建立起通信安全与地理空间情报共享机制，印美网络安全合作框架的同步深化为印度对华网络安全能力提供了多边支撑。
与议题扩张不同，技术扩张的推进方向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规模与技术获取渠道，而非历史认知框架的直接制约。
（三）
协作扩张：多边条约框架与中东方向情报延伸
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协作扩张沿印美双边条约框架与中东方向的情报合作网络两条线索推进。
在印美双边层面，BECA协议构成协作扩张的核心制度载体。BECA协议允许印度获取美方高精度地理空间情报数据，将对LAC中方一侧的图像侦察分辨率提升至独立卫星体系难以企及的水平；“印太海域感知伙伴关系”（IPMDA）框架进一步将印太多国海洋信息系统整合为统一的数据采集与传输网络，使印度获得对中国海军远洋活动的持续感知能力。
在中东方向，印度以阿曼杜库姆港的海军准入权为战略支点，沿印度洋西段航道逐步织就覆盖波斯湾出入口的情报合作网络，并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国分别签署双边反恐情报合作备忘录，构建涵盖情报交换、能力建设与协调对接的多层专项合作安排，客观上形成了对印度洋西段的情报覆盖，对中国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构成潜在的信息压力。
协作扩张贴合赫尔曼所论的“协调整合”路径。但其对外部数据的高度依赖同时暴露出印度对华独立评估能力的结构性不足——当关键情报输入来自第三方时，对华评估将在客观上受到第三方战略叙事的系统性塑造。
（四）
四个运作特征归纳
在上述三条扩张路径的基础上，可归纳出贯穿印度对华情报工作全程的四个运作特征。其一，任务分工精细化：议题、技术、协作三条扩张路径在对华情报体系中形成差异化功能定位，分别承担战略意图评估、技术情报采集与多边情报借力的专项职能，路径间分工边界日益清晰。其二，技术情报优先化：受制于喜马拉雅地区极端地理条件对人力情报渗透的天然限制，印度在对华情报资源配置上呈现一致的技术情报导向，形成以天基—无人机—网络为架构的三位一体技术情报体系。其三，知识供给外部化：IDSA“中国与东亚研究中心”与ORF“中国研究项目”通过制度化渠道持续向印度情报与决策系统输出涉华概念框架与议题优先序列，形成“智库概念生产—情报议程跟进”的协同取向。其四，能力借力制度化：通过BECA、COMCASA等条约安排将多边情报借力制度化，印度将对华情报覆盖扩展至其独立侦察体系难以支撑的范围。
四、“结构扩张—效能局限”悖论
的实证呈现与涉华影响
“结构扩张—效能局限”悖论的核心主张是：印度对华专项情报调整在一阶结构适应层面的快速推进，并未同步带动二阶认知适应，其结果是情报覆盖密度越大,偏误性结论越“充分”，战略误判越难纠正。以下通过2025年“辛杜尔行动”中印度情报机构对中国军事技术能力的系统性低估，以及2025—2026年LAC态势缓和窗口中印度评估体系的结构性惯性两个案例，对上述悖论进行实证呈现，并在此基础上评估其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一）
“朱砂行动”：情报能力扩展条件下的评估偏差
2025年5月的朱砂行动虽发生于印巴冲突情景，但其暴露的情报失败本质上反映出印度对华军事技术评估中的认知偏差风险。PL-15是中国自主研制并出口的战略级空空导弹，印度情报系统对其实战性能的评估，属于对华技术情报评估范畴。在此意义上，辛杜尔行动构成检验印度对华情报评估体系效能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开观察案例。
2025年印巴军事冲突期间，路透社援引印巴双方官员的调查报道指出，印度方面对中国PL-15导弹实战射程的评估可能存在严重偏差，并将这一偏差与战场失利直接关联。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空战专家贾斯廷·布朗克（Justin Bronk）对此直接表述：“印度人根本没有预期自己会在那个距离被攻击。印度国防参谋长乔汉（Anil Chauhan）在公开讲话中亦承认作战初期存在“战术失误”，并表示这些失误“随后得到了纠正”。相关战损细节尚缺乏官方完整确认，但上述信息来自多个独立渠道的公开报道，可作为趋势性佐证，而非定论性证据。
这一案例的意义不在于战损本身，而在于它所揭示的评估逻辑。印度情报机构此前已就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建立了系统性的关注机制，但在“充分情报支持”的条件下，其对PL-15实战射程仍出现明显评估偏差，可能影响印方作战预期。该案例所呈现出的“技术信息存在而评估结论偏离”的特征，与本文提出的“结构扩张—认知滞后”机制具有高度一致性，为观察印度对华技术情报评估中的认知惯性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开样本。这表明，技术信息采集能力的增强，并不自动带来对中国军事技术能力判断框架的同步更新，情报覆盖密度的提升也未必能够同步改善评估准确性。
冲突结束后，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启动PL-15E逆向工程计划以提升Astra Mk-2射程。这一回应仍止于技术层面，未触及情报评估框架的深层更新，再次反映出“一阶结构扩张、二阶认知适应滞后”的特征。
（二）
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LAC）
态势缓和窗口中的评估惯性延续
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间，中印关系在加勒万冲突后进入有限缓和阶段：LAC多个摩擦点实现局部脱离接触，两国领导人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外交接触频次有所回升。这一窗口期为检验印度情报评估体系的二阶认知适应水平提供了直接观测机会。
然而，印度的实际防务部署与缓和信号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反差。在双方边境脱离接触协议达成后，印度并未同步缩减对华方向的防务部署，对华方向的侦察与情报资源部署据公开报道仍在延续。这一“外交缓和、情报持续”的行为模式，反映出印度情报与安全评估系统并未将双边外交接触翻译为战略意图判断层面的重新校准。
这种行为反差至少表明，印度对华评估体系对外交缓和信号的反应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滞后，与认知惯性的预期特征相符。即便外部环境进入缓和阶段，既有评估框架仍持续产出“威胁延续”的判断。这一惯性与1962年确立的“先疑后信”认知底色一脉相承，在2025—2026年的最新情报周期中依然有效运作。从机制层面看，路径依赖变量的制约作用在缓和情景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历史认知框架将“中国军事意图”默认设定为持续威胁，因而外交缓和信号在评估系统中被处理为“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性转变”，不足以触发资源配置与评估框架的重新校准。外部环境的变化虽能改变印度对华政策的表层话语，却难以触动深层评估逻辑的根本重构，这正是“结构扩张—效能局限”悖论在缓和情景中的具体表现。
（三）
涉华影响研判
从学理层面审视,上述悖论可能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产生影响。
第一，LAC边境态势面临更密集的多源技术监控。印度对华技术侦察与边境情报体系化建设的叠加，使中国在LAC沿线的常规军事活动面临更密集的多源技术情报监控，战略行动的隐蔽性空间受到实质性压缩，对我边防信息安全防护提出更高要求。
第二，中国的南亚周边外交面临系统性干扰。印度将中国在南亚周边国家的战略布局纳入对华情报监控范围，并通过情报输出强化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协调，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南亚节点建设与维护周边战略互信构成持续干扰。
第三，情报覆盖密度的扩展可能放大误判风险。对华情报覆盖越广，中方常规活动被纳入威胁分析框架的概率越高，由此引发单边应对的可能性随之上升，这一趋势值得持续关注。
五、结语
综合审视，印度对华情报战略的扩张性转向，是历史路径依赖、现实地缘焦虑与数字技术赋能深度交织的复合产物。从运作实践来看，印度对华情报工作正沿议题、技术、协作三条路径持续扩张，形成智库前瞻引导、天基与无人机技术支撑、多边联盟机制借力的复合型覆盖格局，其战略覆盖已实现从边境有限监控向印太全域延伸、从单一边境军政情报向多域综合情报的系统性跨越。
本研究揭示了“情报能力扩张”与“情报质量提升”之间的深层悖论：技术手段的快速迭代不必然带来情报评估准确性的同步提升，当认知偏见以技术程序的形式被固化时，越强大的情报系统反而可能产生越坚硬的误判。这一论断对于理解当前印度情报体系的内在逻辑具有解释力。
面对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上述趋势，以下几个方向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关注：其一，如何通过深化与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战略沟通，以透明、普惠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冲情报驱动型安全压力；其二，如何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动防御能力，建立针对高级持续性威胁（APT）的常态化检测与溯源响应机制；其三，如何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性与实效性,主动设置涉华议题框架；其四，如何建立中印多层次战略沟通渠道，探索情报误判的早期预警与危机降级机制,防范因系统性评估偏差引发的战略摩擦。
作者简介：赵若溪，女，1996年生，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印度研究、情报合作。
本文选自《情报杂志》2026年7月31日网络首发论文，原标题为《印度对华情报工作的扩张路径及其效能局限(2020—2026)》。
本期编辑：陈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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