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表哥总说顺路来给我浇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常常拎着一只旧水壶，鞋底沾着楼道里没扫干净的灰。我的房子在临河小区七号楼，离他住的青禾里隔着三条街，怎么走都算不上顺路。
我以前没有拆穿他。
那天我把闹钟调早了一个小时，六点二十起床，洗了脸，换上平时上班穿的灰色外套。没有出门。我把高跟鞋摆到玄关，包也挂在门边，自己躲进了储物间。
七点零五分，钥匙转动的声音响了。
我没有给过他钥匙。
贺川进门以后，先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他没喊我，只把水壶放下，绕过沙发，走到阳台。那几盆绿萝是我离婚以后才养的，叶子长得乱，像我没收拾好的头发。
水声断断续续。
过了十分钟，他搬动了最里面那盆栀子花。
我从门缝里看见，他没有浇水。
他弯下腰，用手指拨开花盆边缘的土，动作很轻。像怕惊动谁，又像已经做过很多次。
我捂住嘴，没让自己出声。
周启年在离婚协议上签字那天，贺川也说过一句：“你先住着，别急着把房子收拾得像没人来过。”
我当时只听见了“没人来过”。
他离开后，我等了五分钟，才从储物间出来。客厅里有一股泥土味，水壶还放在地板上，壶嘴朝着阳台。
我把栀子花搬到餐桌上，拿旧筷子一点点往下挖。
筷子碰到硬东西时，我的手停了一下。
泥土里埋着一张折旧的车票，边缘已经发白。车票上的字大半模糊，只剩下日期和一个站名，落霞站。车票下面压着一枚银色戒指，戒圈很细，内侧刻着两个字。
“回来。”
我盯了很久。
那不是贺川的字，也不是周启年的东西。我结婚八年，周启年连我的花盆放在哪儿都记不住。
我把戒指放在掌心，凉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手机响了一声，是贺川发来的消息。
“花浇好了。你上班别迟到。”
我看着阳台那盆干燥的栀子花，回了他一句：“你今天没浇花。”
他没有回复。
我把车票摊在桌上，用指甲抹平折痕。日期是二十年前，正好是我母亲离开家的那一年。
母亲失踪时，家里人告诉我，她是坐车走的，没留下东西。
我把戒指翻过来，内侧那两个字在灯下变得更清楚。
回来。
有些人说顺路，不是因为路顺，是因为那条路上一直放着一个没等到的人。
02
我没有去上班。
到了八点半，我给主管发消息，说胃不舒服。主管回了一个“好”，又补了一句，下午有会议。
我把手机扣在桌面上，去厨房烧水。
水烧开了，我没泡茶。又把火关了。
贺川在九点十七分打来电话。
“你没出门？”
“你怎么知道？”
“你鞋还在。”
“你进我家还看鞋？”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他大概在抽烟，我听见打火机响了两次。贺川戒烟戒了很多年，紧张的时候还是会摸口袋。
“花盆里的东西，你看见了。”
不是问句。
我把戒指放到窗台上，“你埋的？”
“是。”
“钥匙也是你拿的？”
“你离婚以后，锁换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帮你找人换的，第二次你自己找的。你给我的不是现在这把。”
“那你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
我低头看玄关。门把手旁边果然留着一道很浅的白痕，是我早上出门前故意把门虚掩的。
我本来想试他。
现在看起来，他也在试我。
“车票是谁的？”
“你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还问你。”
“林禾，你不是想知道答案，你是想听我承认我瞒了你。”
我没有说话。
厨房里水龙头漏了一滴水，掉进不锈钢水槽，声音很轻。贺川也不催我。
我拿起戒指，“这是谁的？”
“你母亲的。”
“她不是坐车走了吗？”
“她坐过车。”
“然后呢？”
“然后下车了。”
我笑了一下，笑得不太像笑，“你们家的人说话都这样吗，能说半句就绝不说全。”
“你们家的人？”
“你不是我妈的表弟吗，你不算他们家的人？”
“我算，所以我知道有些话不能替别人说。”
我把戒指套在小拇指上，松得厉害，差点掉进水池。
母亲离开时我八岁。她只带走了一个蓝色布包，里面有没有戒指，我不知道。父亲说她去找自己的生活，没必要再回来。外婆说她不想要我。贺川那时候十九岁，正在外地读书，偶尔回家，给我带过一盒硬糖。
我一直记得那盒糖是酸的。
“车票上的日期，是她离开的那天？”我问。
“不是。”
“那是哪天？”
“她回来找你的那天。”
我握住电话，手指压出一道白印。
“她回来过？”
“嗯。”
“你见过她？”
“见过。”
“她为什么没进门？”
贺川沉默了。
这种沉默我太熟悉了。周启年说“随便你”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把话推开，再等我替他找台阶。
我走到阳台，掀开栀子花下面的托盘。泥土沾在桌上，我用纸巾擦了两下，越擦越散。
“贺川，你今天来不是浇花，是确认东西还在不在。”
“是。”
“你怕我发现？”
“我怕你不发现。”
我抬头看了一眼那几盆植物。最边上的薄荷快死了，叶子只剩几片，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忘了浇水。
“你埋了多久？”
“七年。”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因为你以前不肯听。”
“我什么时候不肯听？”
“每次有人说起你母亲，你都说，别提了。”
“我那是体面。”
“你那不是体面。”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和我无关的事。
“那是什么？”
“你怕别人发现，她走了这么多年，你还在等。”
我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他发来一条消息。
“戒指别戴，内侧有毛刺。”
我低头看着小拇指边缘，果然有一道细细的红痕。
最难堪的不是被人看穿，是你已经把自己藏好了，对方却连藏在哪儿都知道。
03
下午三点，我去了贺川家。
他住在青禾里二号楼，房子不大，客厅里放着一张折叠书桌。桌上有没洗的茶杯，杯底粘着一片干掉的茶叶。贺川不爱收拾，外套总是搭在椅背上，袖口磨得发白也不换。
他开门见到我，先看我的手。
“戒指呢？”
“怕有毛刺，没戴。”
“你可以不戴，别弄丢。”
“你埋在我家花盆里，倒开始管它了。”
他侧身让我进去。
我没坐，直接问：“我妈回来过几次？”
“一次。”
“你刚才说她回来找我。”
“嗯。”
“她见到我了吗？”
“没有。”
“为什么？”
贺川去倒水，水壶里只剩半杯，他还是倒进了两个杯子。一个放我面前，一个放自己手边。
我没碰。
“我爸不让她进门？”
“你爸那天不在。”
“那是谁不让她进门？”
“是你。”
我看着他。
“我八岁，怎么不让她进门？”
“你说不认识她。”
“我不可能说这种话。”
“你说了。”
“谁告诉你的？”
“我在楼下。”
“你那时候不是在外地？”
“我提前回来了。”
他说得太快，像这句话已经在心里排练过很多遍。
我从包里拿出那张车票，放在折叠桌上，“她带着戒指来，坐车到落霞站，站在楼下。然后八岁的我说不认识她，她就走了。你想让我相信这个？”
“我不需要你相信。”
“那你埋这些东西干什么？”
“怕你爸扔掉。”
“这是我家的事。”
“你爸说你妈不要你，说她把戒指也带走了。你信了二十年。现在发现她回来过，开始怪我。”
“我没怪你？”
“你从进门到现在，问的都是为什么没人告诉你。”
“难道不该问？”
“该。”
他喝了一口水，杯沿碰到牙齿，发出一声轻响。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贺川总把糖纸折成小船。折不好就揉成一团，塞进裤兜，从不扔。他人也这样，做错了事情不解释，只把证据收着，收很多年。
“车票为什么在花盆里？”我问。
“你母亲给我的。”
“她什么时候给你的？”
“她离开前。”
“她为什么不给我？”
“你那时候在睡觉。”
“她连我睡觉都知道？”
“她站在窗外看过你。”
我笑了，“所以她不进来，只在窗外看我？”
“她不敢。”
“她有什么不敢的，她是我妈。”
“她怕你不想见她。”
“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决定想不想见自己的母亲？”
“有时候大人把决定权推给孩子，自己就轻松了。”
这句话不像在说我母亲。
我盯着他，“你在替谁说话？”
“替我自己。”
“你也走过？”
他没回答。
我绕过桌子，看见书架上夹着一本旧相册。封面被透明胶带补过，角落里露出一截蓝色布料。
我伸手去拿，贺川忽然按住相册。
他的手背青筋凸起，指甲缝里有没洗干净的黑色泥土。
“别翻。”
“里面有她？”
“有你。”
“那更该给我看。”
“林禾。”
“你们都喜欢叫我的名字，好像叫得重一点，我就会听话。”
贺川松开手。
我翻开相册，第一张是我八岁那年站在院子里，穿着一条不合身的红裙子。照片边上有一只女人的手，指尖戴着那枚戒指。
下一张被撕掉了。
只剩下半截车站的长椅。
我把相册合上，“你手上的泥，是今天从我家花盆里沾的？”
“不是。”
“那是什么？”
“我妈那盆花也该换土了。”
他母亲早就不住这里，房子里却摆着一盆快干死的君子兰。叶片上有一层灰，盆沿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
我没看清。
贺川把相册拿走，背过身去。
我问：“你为什么一直给我浇花？”
“你不会照顾。”
“我会。”
“你连薄荷都能养死。”
“那是它自己不想活。”
贺川笑了一下，又收回去。
“你看，你还是这样。花死了，你说是它不想活。人走了，你说是她不回来。”
我没有接话。
他把水杯往我这边推了推，“喝点，凉了。”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水里浮着一片没捞出来的茶梗。
“我妈现在在哪儿？”
贺川看着我，许久才说：“你先问问自己，你想找的是她，还是想找一个能证明你值得被留下的人。”
“这两件事不一样吗？”
“对你来说，一样。”
一个人最擅长维持的体面，往往正是她最想被安慰的地方。
04
贺川把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不是地址，是一份医院家属登记表。
我看见“林秋岚”三个字时，手里的杯子碰翻了。茶水沿着桌边流下去，浸湿了相册一角。
“她还活着？”
我问得很轻。
贺川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她在望栖镇。”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她不想见你。”
“她不想见我，还是你不想让我见她？”
“她说你过得好就行。”
“我过得好不好，轮不到她远远看。”
“她不是远远看。”
“那她在哪里看？”
“你家楼下。”
我站起来，膝盖撞到桌角。那张登记表掉在地上，背面朝上，露出一角蓝色布包。
我弯腰去捡，贺川比我快一步。
“给我。”
“你手里还有多少东西？”
“没多少。”
“车票，戒指，相册，登记表。你说没多少，是想让我以为还有更多，还是确实只剩这些？”
他不说话。
我伸手去拿，他把纸攥在手里。动作不重，却没有松开。
“贺川，你到底在怕什么？”
“怕你去见她以后，发现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本来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她在我八岁的时候走了。”
“她不是自己走的。”
“那是谁赶她走的？”
“你父亲。”
“我父亲说她不要我。”
“你父亲说过很多话。”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你会听吗？”
“你至少该说。”
“我那年二十一，刚离开家，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我回去的时候，你已经把你妈的照片全收起来了。你爸告诉你，她不要你。你在院子里把照片一张张撕了。”
“我不记得。”
“你当然不记得。你那天还问我，纸屑能不能拿去包糖。”
我抬手把桌上的茶水擦掉，一遍，又一遍。相册边角湿透了，胶带翘起来，我用指甲压回去。
“她现在想见我吗？”
“她说不想打扰。”
“她凭什么替我决定会不会被打扰？”
“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她有没有资格，是她说了算吗？”
贺川看着我，终于把登记表递过来。
纸张背面写着一行字，墨水已经晕开。
“花还在吗？”
我认出那是母亲的字。
小时候她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最后一笔总会往上挑。父亲说那样不好看，她后来改了。纸上的字，最后一笔又挑了起来。
我把登记表攥在手里，问：“她什么时候知道我养花？”
“每次经过，她都看见。”
“她来过很多次？”
“七年。”
“你七年前就知道她在哪儿？”
“嗯。”
“你把我当什么，笼子里的鸟，不能受一点风？”
贺川忽然低下头，用手背蹭了一下鼻子。他的手指上有一小块干裂的皮，被蹭出了血丝。
“你那时候刚被周启年甩在婚礼前一天。”
“我们没有办婚礼。”
“你说不办，是因为他说家里人都忙。”
“后来我们还是结婚了。”
“你说你不在意，是因为他不想公开。”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那时候连他把你放在什么位置都不敢问。你妈来找你，你会见她吗？”
我张了张嘴。
没有声音。
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三下，不重。
贺川脸色变了。
他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头发剪得很短，手里提着一只旧布袋。她看见我，先看我的脸，再看我手里的纸。
布袋掉在地上，里面滚出一个白色搪瓷杯，磕在门槛上，裂了一道缝。
她没有进来。
“你长高了。”她说。
我看着她。
四十年的人生里，我想过很多次和她见面。她会哭，会抱我，会说对不起。她应该比照片老一点，比我记忆里瘦一点。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来还一只借走很久的杯子。
“你是林秋岚？”
她点头。
“戒指是你的？”
“是。”
“车票也是你的？”
“是。”
“你为什么不进来？”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你没请我。”
贺川说：“你先坐。”
她摇头，“我坐了，她会更难受。”
这句话让我手指一松，登记表掉在脚边。
我蹲下去捡，动作很慢。她也弯腰，想帮我。我往旁边让了一步，她的手停在半空。
“我不是不要你。”她说。
我捡起纸，压平折痕，“可你走了。”
“是。”
“那就够了。”
她点了点头，“够。”
屋里静下来。贺川站在我们中间，像一个没来得及撤走的证人。
我忽然问：“你那天为什么回来？”
她把布袋拎起来，里面有几颗洗干净的土豆，还有一小束晒蔫的薄荷。
“给你送戒指。”
“为什么不进去？”
“你爸爸把门锁换了。他说你不认识我。”
“你就信了？”
“我站在门口，听见你问他，妈妈是不是不要你。他说是。你没有哭，只说那以后别再提她。”
她看着我，手指慢慢收紧布袋的提手。
“我在门外听完了。”
我盯着她的脸，“你就走了？”
“我没有勇气推门。”
“你现在有了？”
“没有。”
她说完这句，竟然笑了一下，嘴角很快垂下来。
贺川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水，递给她。她没接，伸手从布袋里拿出一个旧玻璃瓶。
瓶里装着几粒薄荷种子。
“你小时候喜欢把薄荷叶夹在书里，说这样书里就有味道。”她说，“我后来每年都种，种不活。贺川说你家阳台有一盆，就让我别送了。”
我看见她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勒痕，像常年戴过什么东西。戒指不在她手上。
她把瓶子放到地上，转身下楼。
我没有叫她。
她走到楼梯拐角时，贺川追出去，把那只裂了缝的搪瓷杯塞回她手里。
“杯子坏了。”
“还能用。”
“别用了。”
“你们都喜欢替我扔东西。”
贺川站住。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也别替自己扔。”
我在门口，听见这句话落在楼道里。
像一只没关好的水龙头，滴了很久。
有些人不是没有回来，是回来以后发现，门里的人已经学会了不再开门。
05
母亲没有留下地址。
贺川也没有追问她去哪儿。
他把门关上以后，先捡起地上的薄荷种子，一粒粒放回玻璃瓶里。瓶盖松了，他找了一圈，拿透明胶带缠住瓶口。
“她住在哪里？”我问。
“望栖镇南边，靠近旧车站。”
“她一个人？”
“不是。”
“和谁？”
“她姐姐。”
“她结婚了吗？”
“没有。”
我看向他，“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她每年搬一次，我每年找一次。”
“你一直在替她找我？”
“她不让我找。”
“那你找什么？”
“找你有没有把花养死。”
我没说话。
他蹲在地上，把薄荷种子倒出来，又装回去。来回两次，像在确认瓶子没有漏。
我拿起那本相册，翻到最后一页。之前被撕掉的那张照片并没有完全消失，夹层里露出半截纸。我用指甲挑出来。
照片上是车站长椅。
年轻的母亲坐在左边，怀里抱着八岁的我。她的手指搭在我的肩上，戒指就在那根手指上。照片右侧站着一个少年，眉眼还没长开，是贺川。
照片背后写着日期，比车票早一天。
“你拍的？”我问。
“嗯。”
“那我怎么不记得她抱过我？”
“你睡着了。”
“她为什么把照片撕掉？”
“不是她撕的。”
“是我爸？”
“是我。”
我抬起头。
贺川把眼睛移开，“我以为撕了，事情就没有了。后来发现照片会分层，就把剩下的塞进相册。”
“你那时候也说她不要我？”
“说过。”
“为什么？”
“你一直哭。你爸说她不会回来了。我说，你别哭，她不要你。”
他把透明胶带贴歪了，又撕下来重贴。胶带粘住了几根手指，他低头慢慢扯。
“我那时候觉得，先让你不等，就能少疼一点。”
“结果呢？”
“你等了二十年。”
我把照片放到桌上。
车票背面有一串铅笔字，之前被泥土遮住了。我用湿布擦干净，露出一行小字。
“贺川，等我把戒指给她，你就告诉她，我不是不要她。”
字迹是母亲的。
我把车票递给他，“你没告诉。”
“我没来得及。”
“你有七年。”
“她每次都说下次。”
“你也每次都信？”
“她是我表姐。”
“她也是我妈。”
“所以你们两个都很会把话留到下次。”
这句话说得太轻，我反而听清了。
我去厨房洗杯子。桌上有三个杯子，两个是贺川的，一个是母亲带来的。那只裂了缝的搪瓷杯被放在水槽边，杯口缺了一小块。
我把它洗了三遍。
贺川靠在厨房门边，“你不用洗了。”
“有土。”
“那不是土。”
“我知道。”
水声一直响着。
他忽然说：“你和周启年，真的离了吗？”
“协议签了。”
“他还来找你？”
“偶尔。”
“你还见他？”
“偶尔。”
“为什么？”
我关掉水龙头，看着杯底一点没冲干净的茶渍。
“因为他每次来，我都能知道自己还没有输得太难看。”
贺川没有接话。
我把杯子放下，“你看，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句话难听。”
“不是难听。”
“那是什么？”
“你把被留下过，当成了胜利。”
我抬头看他。
他摸出烟盒，里面只有一支烟。犹豫了一会儿，又放回去。
手机在这时响了。
是周启年。
我没有接。铃声停了，又响起来。贺川看了我一眼，转身往客厅走。
我接通。
“林禾，你还在家？”
“嗯。”
“我听说你妈找你了。”
我手指一紧，“谁告诉你的？”
“你表哥。他前几天来找过我。”
客厅里，贺川的脚步停了。
周启年继续说：“你们家这些事，我不想掺和。你别把情绪带到工作上。”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工作？”
“我只是提醒你。”
“你来找我，是想提醒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戒指你找到了吧？”
我看向桌上。
贺川走回来，伸手示意我把电话给他。我没有给。
周启年说：“那枚戒指，本来是我妈的。你妈当年拿走了，后来又托人还回来。你表哥把东西藏起来，是不想让你知道你爸当年做过什么。”
“你见过那枚戒指？”
“见过照片。”
“谁给你看的？”
“你妈。”
我抬头看贺川。
他低声说：“挂了。”
我没有挂。
周启年叹了口气，“林禾，你不用把所有人都想得太坏。你妈当年离开，也不是因为你。她只是……”
“只是什么？”
“她有自己的难处。”
“你现在想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你们母女见面，别把旧账全翻出来。她年纪也大了。”
我看着贺川。他的手放在桌边，指尖轻轻敲了一下，又停住。
“周启年。”
“嗯。”
“你还留着我家的钥匙吗？”
他不说话。
我把电话挂掉。
贺川问：“你知道他来过几次吗？”
“知道。”
“你每次都让他进门？”
“没有。”
“那他怎么知道戒指？”
“你告诉他的。”
“我没有。”
“他自己说的。”
贺川盯着我。
我转身去拿阳台的花盆，最里面那盆栀子花被搬动过以后，根部露出一小截白色塑料片。我拔出来，是一张旧照片的背面。
上面只有一句话。
“她不是没回来，是每次回来都不敢敲你的门。”
照片正面朝下压在塑料片下面。
我没有翻。
贺川也没有催。
过了很久，他说：“我妈当年把戒指交给你妈。那是她和你爸订婚时的东西。你爸后来不肯让她进门，把戒指扔在院子里。你妈捡起来，去车站买了票。她本来要带你一起走。”
“后来呢？”
“你发烧，没走成。”
我看着他。
“我不是问你怎么知道。”
“我在车站。”
“你也在那里？”
“嗯。我妈让我去把戒指送给她。她把票撕了，只留下这一张。她说，孩子不舒服，不能走。”
“她后来为什么还是走了？”
“你爸把她关在屋里三天。她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被送到外婆家。”
我听见自己问：“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贺川低下头，“因为她让我把你照顾好。你爸让我闭嘴。后来你自己也不问。”
他把桌上的照片翻过来。
照片正面，是母亲抱着熟睡的我。她低头吻着我的额头，戒指贴在我的脸旁。
我一直以为，自己从来没有被她抱过。
贺川把戒指放到照片上，戒圈正好套住照片里母亲的手指。
没有多余的话。
你以为自己在等一个道歉，其实你等的是有人承认，当年被留下的不是你。
06
我没有马上去望栖镇。
第二天照常上班，开会时把一页文件看了三遍。主管问我是不是还不舒服，我说没有，只是昨晚没睡好。
她看了我一会儿，没再问。
午休时，贺川发来一张照片。
他母亲家的君子兰长出了新叶，旁边放着那只裂缝的搪瓷杯，杯里插着几根薄荷。
我回他：“杯子不是让你别用了吗？”
他说：“她不让扔。”
我问：“她呢？”
“在厨房削土豆。”
“你没有把她送走？”
“她本来就住那儿。”
“你昨天为什么带她来？”
“她说想看看你的花。”
“她不会自己来？”
“她怕你关门。”
我看着这句话，删了又改，最后只回了一个“哦”。
晚上下班，我没有回自己的房子，去了贺川家。他正在阳台给君子兰换土，动作笨拙，把泥撒了满地。
“你不是会养花吗？”我问。
“我会浇，不会换。”
“那你以前怎么给我换？”
“找视频学的。”
“你还看这个？”
“人总得学点没用的。”
我蹲下来帮他扶住花盆。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盒盖凹了一块。
里面是一些零碎东西：几颗酸糖的糖纸，一截蓝色布料，一张被撕开的照片，还有一枚旧钥匙。
我拿起钥匙。
“我家以前的？”
“你母亲留下的。”
“她为什么把钥匙给你？”
“她说哪天你愿意见她，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她一直带着？”
“嗯。”
“你怎么不早给我？”
“你没有问。”
“我问了你也不会说。”
“那你现在问。”
我握着钥匙，没有再问。
周启年后来没再来过。苏芮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周启年把剩下的东西放在她那里，让我过去拿。我没有去。
她又发来一句：“我不是来抢你位置的，他那里本来就没有给谁留位置。”
我盯着那句话很久。
她大概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人。她发完消息以后，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一张窗帘，白色的，角落里有一道没熨平的褶。
我没有回复。
周六，贺川开车送我去望栖镇。
车上放着旧歌，歌词我没听清。经过落霞站时，他把车停在路边，问我要不要下去。
我说不用。
他熄了火，也没催。
车站旁边有一家卖杂粮饼的小店，玻璃柜里摆着几只冷掉的饼。贺川下车买了两个，回来递给我一个。
“我不饿。”
“你小时候一紧张就不吃东西。”
“我现在不是小孩。”
“我知道。”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饼皮有点硬，里面的葱放多了。
母亲住的房子在一条窄巷里，门前摆着两盆薄荷。她没有出来迎我。贺川敲门三次，里面传来拖鞋声。
门开了一条缝。
她看见我手里的旧钥匙，眼睛停了停。
“还留着？”
“你给他的。”
“我以为他早给你了。”
“他以为我早问了。”
她把门拉开一些，“进来吧。”
屋里没有照片，只有一张旧木桌，桌上放着削了一半的土豆。她给我倒水，还是那只裂了缝的搪瓷杯。
我没有接。
她就把杯子放到我面前。
“杯子还能用。”她说。
“你一直种薄荷？”
“种不活。”
“贺川说你每年都种。”
“他话多。”
“他不话多。”
“那是对你。”
我们都坐着，谁也没提过去。她问我现在住哪里，问我花养得怎么样，问我还吃不吃酸糖。
我说：“不吃了。”
她点头，“我也不吃了。”
贺川在院子里搬花盆，故意把脚步弄得很响。他大概以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太尴尬。
我从包里拿出戒指，放在桌上。
“这个还给你。”
她没伸手。
“你留着。”
“我不戴。”
“那就放着。”
“放在哪里？”
“你花盆里。”
我看她。
她笑了，眼角的纹路挤在一起，“那得换个结实的盆。”
我把戒指推过去。她没有拿，只伸手摸了摸戒圈内侧那两个字。
回来。
她的手指停在那儿，像确认一件旧物还在。
院子里，贺川喊：“林禾，薄荷要不要搬一盆回去？”
我说：“要。”
母亲说：“别搬那盆，根没长稳。”
贺川回：“她自己会养。”
母亲看向我，“她不会。”
我也看着她，“我会。”
两个人同时说完，屋里静了一下。
她把那枚戒指收进掌心。
“那你拿靠门的。”
我起身去院子里。贺川已经把一盆薄荷放在门边，盆底沾着泥。他看见我，往旁边让了让。
回城的时候，我把薄荷放在脚边。车里有一股潮湿的土味，叶子碰到我的鞋面，轻轻晃着。
到楼下，贺川替我把花盆搬上楼。
我拿钥匙开门，门锁转了一圈，卡住了。
贺川说：“你这锁该换了。”
“你顺路帮我换？”
“嗯。”
“别说顺路。”
“那说什么？”
我把门推开，阳台上那盆栀子花被阳光照着，土还没压实，露出一小截旧车票的纸边。我蹲下去，用指腹把它按回泥里。
贺川站在门外问：“晚上吃什么？”
“随便。”
“我买点饺子。”
“别买太多。”
“知道。”
我把薄荷搬到阳台最靠里的位置。母亲说根没长稳，我没有再动它。
我没有原谅谁，也没有把谁留在门外。只是那天回家，我给两把钥匙都配了新的。
后来，贺川还是会说顺路，母亲偶尔打电话来问薄荷有没有长新叶。我有时接，有时让电话响完。阳台那盆花越长越乱，新的叶子挤着旧的叶子，我没有急着修剪。晚上洗完杯子，我会顺手把门留一条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