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员把卡推过来的时候，指尖在芯片位置轻轻点了点，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她说您看看卡上还剩多少钱。
我低头去看那个小小的屏幕，一串数字跳了出来，我的目光在那上面停顿了两秒，又停顿了两秒，然后才慢慢把卡收进钱包夹层，拉上拉链，对柜员点了一下头，转身往外走。
银行门口的光刺得人眼睛发疼，我站在台阶上，手伸进包里，隔着一层布捏着那张卡，塑料的触感冰凉，手心却是一层黏腻的汗。
公公是二十一天前走的，我伺候了他整整十年。
那十年是从他七十二岁那年开始算的，那时候他还能拄着拐杖在客厅里挪动，我每天早起熬粥，把菜叶剁得细碎，看着他把一碗粥喝完，碗沿留下一圈浅浅的痕迹。
后来他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我把他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抱回床上，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沉，到最后，我托着他的腋下把他挪动一下位置，都要喘上好一会儿。
他卧床的最后三年，屋里总是飘着一股淡淡的腥甜味，是褥疮换药后的味道，我每天给他擦身，翻身，换掉浸了排泄物的床单，那些床单洗得发硬，在阳台上晒出一片片不规则的地图。
这十年里，我自己的日子是停摆的。
我原本在菜市场旁边有个卖早点的摊子，凌晨三点起来磨豆浆，天亮的时候热气腾腾地卖出去，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
公公倒下后，我关了摊子，家里的进项就靠我老公那点工资。
大姑姐住得不算远，坐公交车三站路，但她来得总是很少。
偶尔过来，也是拎着一盒点心，在床边站一会儿，问问公公今天吃了什么，然后就说家里孙子要上学，匆匆走了。
姐夫几乎是不登门的，过年过节在饭桌上见一面，也是坐在一旁低头看手机，夹菜只夹离自己最近的，吃完就起身说公司还有事。
公公住院的那次，我在病房里守了七天七夜，折叠椅撑不开，我就坐在塑料凳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听着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迷迷糊糊地打盹。
我老公要上班，大姑姐说她晕车，姐夫说项目赶工期，最后守在病床前的，始终只有我一个人。
公公走前的那个下午，屋里的光线很暗。
他把我们都叫到床边，大姑姐和姐夫都来了，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公公的声音已经很微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他说他走了以后，那套老房子给女婿。
大姑姐坐在旁边，轻轻嗯了一声。
我站在床尾，手里端着半杯温水，杯壁上凝着水珠，顺着我的手指往下淌。
姐夫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又低了下去。
公公又费力地转了转眼球，看向我，说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给你留了五万块钱。
姐夫的肩膀似乎动了一下，但我没看清。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玻璃和木质桌面碰撞出清脆的一声。
五万块钱，十年。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把公公额前被汗水粘住的几根白发拨开，那皮肤摸上去，像是一层薄薄的纸，底下是突出的骨骼。
公公走的时候是清晨，我刚给他换完尿垫，用温水擦了脸。
他的眼睛半睁着，我用手轻轻把他眼皮抹下来，那重量轻得几乎感觉不到。
我站在床边看了他很久，那张脸瘦得变了形，颧骨高耸，嘴唇微微向内凹陷。
我去叫我老公，说爸走了。
他过来，看着床上的父亲，红了眼睛，然后开始打电话通知亲戚。
出殡那天，院子里搭了棚子，姐夫穿了一件崭新的黑西装，胸前别着白花，站在门口和来吊唁的人一一握手，说着节哀顺变，动作熟练得像是排练过很多遍。
大姑姐跪在灵前，哭声断断续续，哭累了就直起腰，接过别人递来的水杯喝一口，再重新跪下去。
我在后厨帮忙，端菜，洗碗，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起了一道道的红疹。
没人注意到我，就像这十年里的大多数时候一样。
丧事办完后的第三天，大姑姐拿着一串钥匙来了，说要去房管局问问过户的手续。
姐夫跟在她身后，进门的时候换上了自带的拖鞋，在客厅里走了一圈，说这房子朝向还不错。
临走的时候，姐夫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像是在看一件家具。
我没有说话，只是解下围裙，把上面的面粉拍了拍。
他们走后，屋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卧室门，那里曾经日日夜夜传出公公沉重的呼吸声，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今天来银行，是为了取那五万块钱。
我拿着卡，在柜台前坐下，把卡递进去。
柜员敲打着键盘，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
然后她就说了那句话，手指在卡上压了一下，低声说您看看卡上还剩多少钱。
我看着屏幕，那串数字比我想象的要少一个零。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才反应过来，点开交易明细。
就在公公去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大姑姐和姐夫来家里看房子的那天，有一笔五万块钱的转账记录，转出的账户名，是姐夫的。
那笔钱进来，又出去，卡里剩下的，是几个零星的、像是被遗忘的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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