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请了一天假回老家，早上去，晚上回。时近立秋，依然燥热。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硬是享受不了一点空调，只好打开车窗，享受劈头盖脸的热风。
尽管如此，每走一段，熬到实在受不了，就要求停车，快步冲开车门向路边一蹲，大吐一气。
每回晕车，就在晕乎与清醒的间隙里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坐车了。但家总要回，哪怕备受折磨。何况这次非回不可。
01
回家的前两天下午，我们得到消息，表哥走了。
表哥才48岁。上有老，下有小。病重后的一年多，他辞了工，回老家养病。也许预感时日不多，今年春节他一个人开车去湖南的表姐家，做了一场远远的辞行。
多次化疗后，他把头发都剃光了，戴上帽子。过年时见他，觉得他忽然间老了十岁。
最后一次去医院，出院时医生说：以后不用来了。
但他心有不甘。走的前两天，他让孩子再送他去一趟医院。他说：我觉得我这个病有治头，能好。
那天我坐在搭着厚重篷布的阴凉里，吹着水塘边刮过来的风，看着眼前无边的夏绿，山绿、树绿、禾绿，扑面而来，又无限叠加。夏末的绿，满得要溢出来，格外动人，也格外决绝。
我猜在生命最后的那些天，他坐在家门口，一定也常常凝视这些景色，感受到这一切的美好吧？
那一刻像是生命的最后一搏，他宁愿相信老天对他会有眷顾，相信某一刻会有奇迹降临。
然而没有。在医院第二天，人已经不行了。到家之前，人已经走了。
02
那天的行孝礼，灵位前站着五六个梯子踏一样的娃娃孝。原本天真无忧的年龄，现在要被迫做大人，让人心酸地跪跪，起起。瞬间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
那年我才刚下学，妈妈已经为我找好了工作。我也要去广东了，那是人生第一次坐火车。此前从未出过远门，爸爸陪我一起。
记得爸爸在火车上撕开一桶泡面，端去接了开水，挑起一勺热腾腾的面，问我要不要吃，我说不想吃。
那时候的我对于远方，应该既兴奋又忐忑吧。
第二天早上，火车停在深圳罗湖站。出了站我和爸爸哪儿也不敢去，乖乖地傻傻地站在一个公交车站台前，看着一辆车一辆车来来去去。表哥在盐田，他会来接我们。
终于看到他，清清瘦瘦的，从一辆驶来的公交车上跳下来。他喊了一声“二姑爷”，接着就是作为老外地人对新外地人的重要提醒：“到了这里比不得屋里，手机千万护好，丢了是找不回的。”
那年爸爸有一个小小的手机，带天线的那种，一路上别在裤腰带上。听闻后他摸了摸裤腰，一面好好好应着，一面跟着上了去盐田的公交。
表哥那时在保税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正好是夜班。他租住在海山公园附近一套老楼梯房，二楼还是三楼，房中房，很小的一间。
打开房门，里面两个房门紧挨，左手是表哥的房，右边的另一家租户，住了一对夫妻，两家中间用一道厚木板隔开。
房里只能按下一张小床，过往得侧身，还好有半边窗户。坐下来，看到木板上不知何人写的一句话：沙头角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白天表哥休息，我不能打扰，就跑去马路对面的图书馆看书，午饭晚饭随便买点什么解决。
晚上表哥去上班了，我就睡在那张小床上，听收音机。有一天就听到了胡晓梅的《夜空不寂寞》。
有时晚上，表妹从厂里下班回宿舍，会用塑料袋提一些香蕉干顺道来看我。我一边寄居，一边等消息。
等了大概两个星期，表妹厂里贴出了招工通告，我也顺利入了职，从此离开寄居。
记得每有节假，表哥就会叫上我们几个，到他的一个亲戚那儿去吃饭。走楼梯上去，经过楼屋都大开家门，里面围了一桌子人吃饭，热热闹闹，真像过节。
前三年我过年不回家，除了聚餐，表哥还带我们去海边。说小梅沙收费，大梅沙免票，风景大差不差，能省省该花花。我们觉得很对。家在千里万里远的地方，但有表哥表妹照顾着，也不觉孤单。
03
之后的几年，我厌倦了夜班和流水线，报名学了电脑，学会了就辞工，去到关外找新工作。那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很少见到表哥了。
只有过年，他随大伙来我家拜年，能碰个面。见面寒暄，他总是扯着嗓子热热闹闹一阵，但说完了就说完了，并不多话。吃饭不坐桌子不喝酒，饭菜盛好坐到院子里慢慢吃，总是一顿饭后就要回。
私下我们也不大说话，我除了喊一声哥，不晓得要说什么，也想不起来要特意去找他说点什么。
他病后，再见他，还是老样子。饭桌上早早吃罢停筷，也不说话，安静听左右人大说大笑，变着法把酒互劝，他看热闹一样地笑着。
他到底还是不大接受自己病情的恶化程度。对未来他仍然抱着期望，不愿就这么离开。越到后期，折磨得越难受，他反而越想好好活。
他到底没能如愿。绕棺三行，我小心翼翼看向角落里睡着的他，嘴唇紧闭，一只眼睛却是半睁着。
生命最后的一瞬，他是不甘心的吧。不甘心就此闭上眼睛。那最后一瞬的挣扎。
当时如果有人在他旁边，跟他说几句话，劝慰，以手抹之，或许他能走得更安心安详一些吧。
但生命永远封印在了这一刻。
04
这次回家，我见到了小学同学李。她老家和表哥家上下屋。那天下午，我们坐在篷布下的两张椅子上说话。
聊起表哥，我们都觉得非常可惜。后来不知怎么聊起她爸爸。李老师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老师。
我已经记不得李老师上课时的样子了，但想起来，我那时候总是很羡慕她的，因为她有一个当老师的爸爸，好值得骄傲。
她说起爸爸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她说爸爸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病已经重到这种程度，觉得一定是医生误诊了，怎么一查就是晚期。
跑了几家医院，确诊书都一样。
她说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立刻从广东辞工回家，多陪陪爸爸。两个月后她回家，爸爸已经逐渐衰弱下去了。
从不认命、不相信，到最后一个月的某一天起，爸爸已经不能躺下，只要一躺便开始止不住地憋喘咳。只好夜夜坐在一张椅子上，上半身向前折下去，头搁在膝上，以此勉强入睡。
他睡的时候，家人轮流在旁守夜。尽管这样，还是会发出很大的呼噜声，她也习惯了在这样的呼噜声中入睡。
她说有一天晚上十一二点醒来，没听到呼呼声，她还为爸爸感到高兴，觉得他可是睡了一个好觉。但随即发现，爸爸已经喊不应了。
那时候她的孩子才只一岁多。十几年过去，说起来，仍然泪湿眼眶。
还说到街上一个乡镇医生，去年冬天，起身去给一个打着药水的病人换药瓶，就倒在去换药水的桌边。
一屋的病人正在挂吊水。
05
今年，我们听到太多太多人离开的消息，也为太多太多人无比惋惜。
但生命有开始就会有结束，只是我们无法预计。所以当生命离开的时候，总觉得猝不及防，心里像被什么挖了一块，空落落的。
也许是受了来回风、来回晕车的不适，回家后两天，右侧头一阵阵跳痛，有时像水面投了石子，一圈儿一圈儿荡开的晕。
后来终于发烧了，昏睡了两天，整个人更加晕乎。再后来身体自己又慢慢退烧，像打了一场不得不打的仗。过了某道坎，自己慢慢走回来。
但有些人，永远留在了坎的那一边。
回来大病一场，像是身体替我消化了一场来不及细想的告别。烧退之后，我慢慢回归日常。上班，吃饭，睡觉。
离开的人，他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方式，活在我们记起他们的每个瞬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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