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一年，我十九岁，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四川老家晃到深圳。出了罗湖火车站，热浪裹着人潮扑面而来，我攥着蛇皮袋，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心里又慌又盼。
进了龙岗一家电子厂，流水线，十二小时两班倒。我被分到三楼宿舍，靠窗的下铺。上铺是个湖南妹子，叫阿芳，比我大一岁，圆脸，眼睛亮亮的，笑起来嘴角两个小窝。
“新来的？”她探下头看我，“哪儿人？”
“四川。”
“那咱算半个老乡。”她翻身跳下来，利落地帮我铺床，“我在东莞待过一年，这边食堂哪个窗口打菜多我都摸清了，回头带你认认门。”
她那双手麻利得很，三下五除二把我那块硬板床铺得整整齐齐。我看着她，心里那股离家千里的酸劲儿，忽然就淡了些。
二
后来我们真的成了最好的朋友。床挨着床，夜里翻身都能碰到彼此的手。白天在流水线上面对面坐着，她焊锡，我插件，眼睛乏了就相互挤个鬼脸。下了班一起去食堂，她总把菜里的肉片夹给我，说我太瘦了。
周末休息，我们就挤一辆公交车去东门老街。她试衣服的时候我在旁边帮她拎包，我挑头花的时候她帮我比划半天。有次她看中一条碎花裙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吊牌，最后还是放下了。我说喜欢就买嘛，她摇头笑笑：“下个月发工资再说。”
那条裙子，她到最后也没买。
晚上熄了灯，宿舍里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我们俩总是头挨着头说悄悄话。她说她家里有个弟弟在念高中，每个月工资寄回去一大半。她说她想攒够了钱回老家开个小卖部，卖冰棍和汽水。她说等以后咱俩都回老家了，你来找我玩，我带你去我们那儿的山上看杜鹃花。
我说好。
窗外是深圳永远不眠的灯火，我们挤在一米宽的铁架床上，做了一个又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三
那年腊月二十八，厂里赶着年终盘点。仓库在顶楼，货物要全部搬到一楼重新清点。男工不够，女工也得上。阿芳被分到搬运组，从早八点到晚上十点，一趟一趟扛着纸箱上下楼。
晚饭时我给她打了最爱吃的番茄炒蛋，送到宿舍。她瘫在床上，脸色发白，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吃点吧，一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她摆摆手：“没胃口……累得慌，想睡一会儿。”
我把饭盒放在床头，给她掖了掖被角。她闭着眼，呼吸很重，额头一层细密的冷汗。我以为就是累过头了，睡一觉就好。
半夜，我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惊醒。黑暗中听见阿芳猛地坐起来，紧接着是液体溅在地上的闷响。我摸索着拉亮灯——
她伏在床沿，嘴角挂着暗红色的血，地上那一滩刺目得让人腿软。她抬头看我，眼神散着，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光着脚冲出去拍主管的门，声音抖得不成调：“救人！快救人！”
四
急救车来得很快。担架抬走阿芳的时候，她手上还攥着我塞给她的一件外套。我跟车到了医院，走廊里的白炽灯照得人眼睛发疼。医生出来说是上消化道大出血，加上连日劳累，身体彻底垮了。输血、抢救、观察……我们在医院守了三天，她时醒时昏，醒过来就盯着天花板，喃喃说想回家。
第四天早上，她走了。
我和另一个小姐妹赶到病房时，床已经空了。护士说凌晨送去了太平间。我们站在医院门口，初春的深圳飘着细雨，我手里还拎着给她买的粥，还是热的。
后来厂里出了火化的钱，骨灰装在一个小小的白瓷罐里。没有人来领。她家里人电话打不通，老家托人去问，说房子早就空了，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那个白瓷罐在厂办搁了半个月，后来管事的人说先放仓库吧，放着放着，就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五
阿芳走后的第七天，厂里库房半夜着了火。消防来查，说是电线老化短路。可那天我明明记得，库房总闸是拉了的。
又过了半个月，流水线上一个平时闷不吭声的河南女孩，中午趴在桌上休息，忽然猛地抬起头，眼神直勾勾的，嘴角咧开一个笑——那是阿芳的笑，两个小窝，一模一样。她嘴里哼着我们夜班时常唱的歌，哼着哼着又哭起来，眼泪哗哗地流，嘴里叫着“我想回家”。
全车间的人都吓傻了。把她拖回宿舍灌了热水，她清醒过来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她就辞了工，连当月工资都没结。
第二回，是食堂打饭的阿姨。正给工人盛菜呢，手里的勺子咣当掉在地上，人往后一仰，又是那种又哭又笑的模样。这次闹得大，半个厂的人都围过来看。我站在人群后面，浑身发凉——我认得那个笑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闭着眼，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将睡未睡的时候，耳边传来一阵均匀的呼噜声——阿芳的呼噜声，带着一点鼻音，像小猫打盹。我猛地睁眼，宿舍里其他人都在安静地睡着，只有那呼吸声清清楚楚，就在我枕边。
我抱着被子搬到隔壁空床，那声音跟着来。又搬去走廊尽头的宿舍，凌晨两点，呼噜声准时响起。
我终于受不了了。
六
我把我们所有的合影翻出来，大头贴、东门老街的合照、厂区门口的留念——剪了个粉碎。
我说：“阿芳，你自己命苦，怪得了谁？我帮不了你。你走吧。”
没过多久我辞了工，离开了深圳。
七
之后的十年，阿芳几乎夜夜入我的梦。
梦里总是同一个场景：我们还在那个三楼的宿舍，灯关了，外面是深圳不眠的夜。她躺在我旁边的床上，侧过脸看我，说：“我冷，我到处飘，没地方去。”
每次我都哭着醒过来，枕头湿一片。我结了婚，换了城市，生了孩子，可她还是来。我老公问我怎么老做噩梦，我说梦见以前一个朋友。他说梦都是反的，别想了。可我知道不是反的，她真的在。
有一年清明，我找了个十字路口，给她烧了些纸钱。我不知道她老家在哪，也不知道她的骨灰最后被搁在了哪个角落。我蹲在路边，火苗蹿起来，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飞。我跟她说，你要是真在，就往亮处走，别老跟着我了。
最近这十来年，我再也没梦见过她。
她大概真的投胎去了吧，愿她去个好人家，吃穿不愁，有人疼有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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