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分家爹把400块对半分，二嫂嫌少摔碗，我媳妇拿钱买100只鸡苗|二嫂|小梅|来福|鸡场|鸡棚|鸡苗

84年分家爹把400块对半分，二嫂嫌少摔碗，我媳妇拿钱买100只鸡苗

楔子

煤油灯把父亲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晃得像一棵秋天的老树。他枯瘦的手按在炕桌上，两摞票子码得整整齐齐，四百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二嫂的碗砸在青砖地上，碎瓷片蹦到我脚边，带着高粱面汤的黏乎。我媳妇蹲在门槛外，把滚到那儿的一枚钢镚儿捡起来，在衣襟上蹭了蹭，放进口袋。夜里她对我说：“明天去东乡，全部买鸡苗。”窗外起了风，吹得贴在窗棂上的旧报纸哗哗响，像有无数只翅膀在拍。

第一章分家

1984年，刚过完中秋。院子里那棵老枣树还剩几颗干枣挂在枝头，风一吹就往下掉，砸在碾盘上，啪一声。

我爹坐在堂屋正中的那把柳木圈椅里，那椅子比我年纪都大，扶手被磨得油亮油亮的。他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又装了一锅新烟叶，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烟雾升起来，绕着他花白的头发打转。炕桌上放着两摞钱，十元一张，每摞二十张，整整齐齐。

“都坐下吧。”我爹开口，嗓音像是从磨盘下传出来的，带着砂。

我大哥坐东边条凳上，二哥坐西边，我拉了把马扎坐在靠门的地方。我媳妇没进屋，她在灶房忙活，铁锅铲碰铁锅沿的声音一下一下，不紧不慢。二嫂倒是进来了，怀里抱着我三岁的小侄女，倚在门框上，眼睛盯着炕桌上的钱，像是要看出花来。

“你娘走得早，这个家能撑到今天，不孬。”我爹抽了一口烟，“今年收成你们心里有数，棉花卖了两千三，刨去种子化肥、打药、请人，再加上过年跟春荒的口粮，紧巴着剩了这四百整。你们弟兄仨，树大了要分杈，鸟大了要离窝。今天就分开过。”

二嫂的脚动了动，怀里的孩子被她勒得扭了一下，哇地哭起来。她拍着孩子，眼睛仍盯着那两摞钱：“爹，这咋分？”

“你俩每家两百。”我爹说得慢，“老三年纪小，才娶媳妇不到一年，今年先跟我和着过。这四百是你们两家的起步钱。”

“啥？”二嫂的声音尖了，“我们跟老大一样多？大哥家三个孩子，我们家就一个，按理说按人口分，我们家该多拿！”

我大哥闷着头不吭声，手指头抠着裤子膝盖上那块补丁。大嫂站在院子里，隔着窗户往里看，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爹在桌沿上磕了磕烟锅：“分家不是按人口，是按户。你俩都成家了，各立门户，一样的钱，谁也没话说。”

“那凭啥老三不拿？他娶媳妇的钱不是家里的？他盖那间西屋不是家里的？分了家还跟你吃住，这不是白占？”二嫂把孩子往地上一放，孩子哭得更凶了，“爹你偏心偏到胳肢窝里去了。”

我媳妇从灶房探出头来，脸上被灶火烘得红扑扑的，没说话，又缩了回去。

我爹的脸沉下来：“老三媳妇进门带过来的嫁妆，你算算值多少？老三这一年给家里挣了多少工分？二小子，你管管你媳妇。”

二哥从进门就没吭气，这会儿抬起头，看了看我爹，又看了看二嫂，嘴唇嗫嚅了两下：“爹说得对。”

“对个屁！”二嫂突然爆发了，声音尖得像杀猪，“我嫁到你们老孙家五年，起早贪黑，喂猪打狗，生了个丫头你们就给我脸色看。现在分家了，就给我两百块？打发要饭的呢！”

她一把抓起炕桌边沿的那只蓝边碗——我爹刚喝完玉米糊糊的碗，还带着残渣——啪地摔在地上。

碎瓷片四处飞溅，有一片划到二嫂自己的脚脖子上，她也不管。孩子吓得坐在地上大哭，我爹的烟袋锅子停在半空，烟灰簌簌往下掉。我大哥把脸埋进手掌里，大嫂在窗外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坐在马扎上，看着地上那些碎碗片，和那两摞安安静静躺在炕桌上的钱。钱是劳动布包着，用皮筋扎的。两张十元从里面滑出来半截，露出工人老大哥的侧脸。

“你摔碗给谁看？”我爹站起来，身子直打晃，手扶着桌沿，指关节白得像骨头，“这个家穷是穷，没亏待过你。该给的一分不少，不该要的一分不给。今天这个家，就这个分法！”

二嫂哇地哭出声来，抱起地上的孩子就往外冲，把门帘子都扯掉了。二哥站起来，看看我爹，又看看门外，最后跺了一下脚，追了出去。

我大哥也站起来，把属于自己的那份钱揣进怀里，低着头，过了好半天才说：“爹，我……我先回去了。”他从我身边走过去，脚步很轻，像是怕踩碎什么东西。大嫂跟在他后面，对我爹弯了弯腰，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院子。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我爹。夕阳从窗户纸里透进来，把那两摞钱照得发红。我爹慢慢坐回圈椅里，肩膀垮下来，一瞬间像是又老了十岁。他指指另一摞钱：“老三，这钱……你拿着吧，跟老大他们一样。你媳妇是个好的，我信她能把这个家撑起来。”

“爹，您自己留点。”

“留什么，地里还长着呢。拿上。”

我伸手去拿那两百块钱。票子很新，摸着硬挺挺的，有一股油墨味。我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光闪了闪：“别学你二嫂。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争出来的。”

我点点头，把钱揣进外套内兜里，贴着胸口。走出堂屋的时候，正迎上我媳妇从灶房端着一盆洗好的地瓜出来。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屋里，轻声说：“你的钱拿到了？”

“嗯。”

“多少？”

“两百。”

她嗯了一声，把盆放在磨盘上，把手在围裙上擦干：“大嫂家三个孩子，开销大，估计不够。二嫂闹成那样，二哥心里不会痛快。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我看着她那张平静的脸，想起半年前娶她过门那天，唢呐班子吹到一半下雨了，她在轿子里自己掀了盖头，说：“走快些，别让雨把嫁妆淋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嫁妆就一口樟木箱子，里面是几身衣服和二十块钱。她说她是逃荒路上被人领养大的，养父是个民办教师，教她认了字，死的时候连副薄棺材都差点没置办上。

她从来没跟人红过脸，却也不是个软柿子。有一次村里王三喝多了在村口拦她，她抄起扁担抡过去，把王三的腿打得三天不敢沾地。从那以后村里人都知道，孙老三家媳妇，不好惹。

“这钱，你打算咋办？”我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放在她手边。

她抬起头，眼睛很亮：“明天去东乡，张家寨。我听大姑说那里的炕房鸡苗好，母鸡多，三毛一只。一百只才三十块。剩下的钱搭个鸡棚，买点细糠和豆饼，入冬前就能下蛋。到腊月，鸡蛋能卖五毛一斤，你算算。”

我笑了：“你心里早就算好了。”

“光算有什么用，得干。”她把地瓜端回灶房，又回头说了一句，“对了，你明天跟我一起去。鸡笼我来挑，你得学着认公母。”

第二章鸡苗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动了身。我爹听说我们要去买鸡苗，没拦，把家里那根扁担递给我：“路上有个坡啥的，挑着省劲。”我媳妇背着个柳条筐，筐底垫了干草，又铺了层旧棉絮。

从我们孙庄到张家寨有将近四十里地。走到日头出来一竿子高，我媳妇走在前头，步子又快又稳。她穿一件月白碎花的褂子，洗得发白但很干净，后摆被风鼓起来一点。我跟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分家分得也不全是坏事。

到了张家寨，找到大姑说的那个炕房。老板姓张，精瘦，一颗门牙龇在外头，笑的时候老用手背挡。他带我们看鸡苗，那些小绒球挤在大竹匾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像是在下雨。我媳妇蹲下去看，看鸡苗的肛门，看爪子，看翅膀尖，一只一只翻。张老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大妹子是行家啊。”我媳妇笑了笑：“小时候在养鸡场帮过几年工。”

最后挑了一百只，三毛五一只，比说的贵了五分。我媳妇说母鸡比例能到七成往上，不算贵。付了三十五块，还剩一百六十五。张老板帮着把鸡苗分装进两个竹篾筐，上头盖了麻布。临走他又喊住我们，从屋里拎出一包土霉素：“天凉了，这个拌水给它们喝，防白痢。算我送你们的。”

回程走得慢，因为鸡苗不能颠。走走歇歇，我媳妇隔一会儿就揭开麻布角看一眼，像看刚出生的孩子。路过一条小河沟时她让我停下，从筐里拿出水壶，自己先喝了一口，又倒一点在掌心，凑到鸡苗嘴边。那些小嘴啄她手心，痒得她笑。

“你给它们起名不？”我坐在石头上，腿肚子有点转筋。

“起什么名，一百只，起得过来吗。”她头也不抬。

“那万一长大了，哪只下蛋多你都认得出？”

“认得出。鸡跟人一样，每一只都有自己的脾气。”她放下水壶，抬头看了看天，“明天有雨，鸡棚今天得搭好。”

我那会儿累得只想躺下，但看她眼睛里那点光，还是把扁担提了起来。回到家已经是下半晌。我爹在院子角落里腾了块地方，用树枝和玉米秸先圈了个临时围栏。我们把鸡苗放进去，它们挤成一团，不安地叫。我媳妇拌了温水加土霉素，用浅竹槽盛了。又煮了点小米，晾凉了拌上切碎的菜叶子。

我爹蹲在旁边看，看得入了神。他的烟袋锅子没点，就那么空叼着，像嚼着一截没有味道的草根。

“这鸡苗不错。”他说，“养好了，年前能开窝。”

“嗯。”我媳妇把鸡槽轻轻放进去，退后一步，看着那些小绒球挤上来，小小的喙啄在槽壁上，叮叮的响。

我出门找木料和油毡。我大哥听说了，从家里扛来两根杉木檩条，说是以前修房剩下的。大嫂也来了，拿了几块旧竹帘子，说挡风用。我们几个人一直干到天擦黑，鸡棚搭起来了，矮矮的，像个弓着背的小房子。里面用竹竿架了一层离地半尺的“床”，铺了干草和沙土。角落放了个破铁锅，是喝水用的。

晚上吃饭，我爹破天荒让我媳妇坐正位。她不肯，端着碗站在锅台边吃。我爹说：“你现在是当家人了，坐下。”她才坐了，只坐了半个屁股。

刚扒拉两口饭，二哥来了。他站在院子当中，磨磨蹭蹭，手里攥着个布包。我爹问：“吃饭没？”二哥说吃了。又站了一会儿，把布包往窗台上一放：“爹，这是我那二百块。你替我收着，我怕她拿回娘家去。”

我爹没动：“分给你们的钱，你们自己管。我收着算什么。”

二哥闷头不说话。我媳妇放下碗，走到窗台边把布包拿起来，塞回二哥手里：“二哥，自己的钱自己攥着。你要是信不过二嫂，就在外面找个地方藏起来，别让爹为难。”二哥看看她，又看看我，最终把钱揣回怀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没回头，说：“老三，你媳妇是个能干的。好好待她。”

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媳妇躺在我身边，呼吸很轻。我听见鸡棚里传来细微的叽叽声，像远处下雨，像春蚕吃桑叶。我把手伸过去，摸到她的手，她把我的手轻轻扣住。

“睡吧，明天鸡棚还要加固，怕起风。”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

过了很久，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听见她很小声地说了一句：“等鸡长大了，我要给咱爹做一件新棉袄。他那件，后脊梁的棉花都跑光了。”

我没回答，假装睡着了，眼泪却从眼角滑下来，落在麦草枕头里，无声无息。

第三章白痢

第三天果然下雨了。头半夜还是淅淅沥沥，到后半夜风起来，雨点子打在鸡棚的油毡顶上，噼里啪啦，像有人在上面撒豆子。我媳妇一下坐起来：“你听。”

我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听出来。她已经披上衣服往外跑，我跟出去，看见她掀开鸡棚的草帘子钻进去，打亮手电筒。光圈里，几只鸡苗歪着头挤在角落，翅膀耷拉着，拉出的粪便带着白糊糊的东西。

“白痢。”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手在抖。她叫我回屋烧水，把土霉素拿出来，又让我把那些精神不好的鸡苗单独隔出来。我照办。两个人蹲在鸡棚里忙活了一个多小时，那些病鸡被放进一个小的竹篓里，灌了药水。我媳妇跪在湿漉漉的沙土上，一只一只数。数到最后，她说：“死了三只，还有二十多只不对劲。怕是这一路上受了凉。”

我看着她手背上溅的泥点子，和额角沾着的一根稻草，心里像被什么钝东西狠狠砸了一下。买鸡苗才三天，就出这样的事。这要是全都没了……

“别慌。”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把手电筒照向鸡棚顶上，“剩下的基本没事。把通风口堵一半，地上换干草，饮温水。能救回来。”

天亮时候雨还在下。我爹披着麻袋从堂屋过来，蹲在鸡棚外头抽旱烟，看着那些没精打采的小东西，吧嗒吧嗒抽个不停。我媳妇把几只没救过来的鸡苗拎出来，放在墙角。我爹看了看，把烟灰磕掉：“埋到枣树底下，肥地。”

我拿铲子在枣树下挖了个小坑，把那几只僵掉的小身体埋进去。雨水很快把土冲平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接下来几天，我媳妇几乎没怎么合眼。她每隔一个时辰就去看一次，夜里也是。我不放心，要替她，她不肯，说我不懂药量和温度。那些日子，她瘦了一圈，眼窝子凹下去，但眼睛还是亮的。我白天去地里干活，回来就帮她给鸡棚烘火。我爹找了口破缸，在缸底铺了炭灰，放木炭进去点着，让鸡棚里不至于太冷。

第十天早上，我醒来，看见她坐在门槛上，腿伸得直直的，手里端着一碗已经凉透的白开水，人靠在门框上睡着了。我轻轻叫她，她睁开眼，第一句话是：“只剩三只还拉白屎了，别的都欢实了。”

她的嘴唇又干又裂，可嘴角是翘着的。我鼻子一酸，夺过她手里的碗：“你去睡。今天我不下地了，鸡我看着。”

“你会个啥。”

“不会可以学。你教过我的那些我都记着。”

她认真地看着我，突然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行，孙老三，你长本事了。”

那天上午，我按照她教的方法拌食、换水、观察粪便。她就在屋里睡，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我爹轻手轻脚地走路，见人就打手势，怕吵醒她。村里王三的娘来串门，大嗓门喊了一句，我爹差点拿烟杆子把她轰出去。

到了傍晚，我媳妇醒了。她走出屋门，先去看鸡。我站在鸡棚旁边，看着她蹲下来，一只一只看那些已经缓过来的鸡苗。它们已经长出了一些硬羽，翅膀尖上有了白花花的毛。夕阳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头发丝染成金红色。我爹坐在枣树下，用那把掉了漆的旧口琴吹了一段跑调的曲子。那是他年轻时候当石匠时学的，我娘活着的时候他天天吹，我娘走了之后，他再没碰过。

那天晚上，我媳妇数鸡，数了三遍，跟我说：“还剩九十三只。”

“死了七只。”我说。

“对。七只。剩下的，一只也不能少了。”她把油灯放到最高处，开始写什么。我凑过去看，是记账。买鸡苗三十五，土霉素赠，细糠二十斤一块八，豆饼十五斤四块五，鸡棚材料七块三。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她在旁边画了个小格子，写着“储备”。

“你还会记账。”我说。

“我养父教的。他活着时候在村里当会计。”她的字方方正正，比我的好看不少。

我看着她一笔一画地写，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身上有股很沉的东西，像是从老辈人手里传下来的劲儿。她不抱怨，也不怕。摔碗的是二嫂，哭的是二嫂，可最后真正把日子过起来的，恐怕是这个蹲在油灯下记着鸡账的小女人。

我把自己那两百块的事跟她说了一遍。她说：“我知道你手里有钱。别乱花。我这儿够用。”然后又补了一句，“等年后，我想把鸡棚再扩一扩。要是这茬鸡养成了，到明年秋天，能再进一批。到时候，你就不用去公社窑上背砖了。”

我在公社窑上干活，一天一块二，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多少。她说得对，如果能靠养鸡立住脚，日子会不一样。可我也知道，眼下还远没到那一步。九十三只鸡苗，要活到产蛋，中间还有数不清的坎。

“你信不信我？”她突然问我。

“信。”

“那就行。”她吹灭油灯，“睡觉。明天早晨把鸡棚东边的矮墙补一补，老鼠多，怕晚上钻进来咬鸡。”

我在黑暗里“嗯”了一声。心里想，老鼠算什么，以后什么难事来了，我也得替她挡住。想着想着，听见鸡棚里那些小鸡细小的叫声，和窗外的虫鸣混在一起，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细碎而坚定的声音。

第四章二嫂回门

鸡苗养到二十天的时候，已经褪了细绒，开始抽羽。灰的、白的、花的，整天在围栏里扑棱。我媳妇用细铁丝把几根竹竿绑成个小门，白天放它们出来在院子里跑，傍晚再赶进去。我爹说这鸡好，腿粗，胸脯宽，长大了是下蛋的料。

这天晌午，二嫂回来了。她带着小侄女，胳膊上挽着个蓝印花布的包袱，站在院门口，不进来。

“爹。”她喊了一声。

我爹在磨盘上磨镰刀，抬头看了一眼：“进来。”

“我不进去了。”她咬了咬嘴唇，“我来拿我的镜子，还有小梅的棉裤。上次走得急，忘了。”

我媳妇从鸡棚那边走过来，手上还沾着麦麸。她看了看二嫂，说：“都在西屋呢，我给你拿。”

二嫂没吭声，跟着进了西屋。我媳妇从柜子里翻出东西，包好，递给她。二嫂接过去，没马上走。她站在那儿，眼睛往院子里瞟。我媳妇把她的手一拉：“二嫂，坐一会儿吧。喝口热水。”

二嫂坐下了，屁股只挨着炕沿。我媳妇去灶房烧水，我跟进去帮忙。我小声说：“你理她干啥。”我媳妇白了我一眼：“她是老孙家的媳妇，闹归闹，断了不成？”

水烧好端出去。二嫂喝了两口，把孩子放在地上，小梅跑去追鸡，追得鸡群四散，咯咯直叫。我爹没生气，反而笑了：“这丫头，劲不小。”

二嫂看着那些鸡，突然问：“还剩多少只？”

“九十三。”我媳妇说。

“哎哟，没死多少啊。我还以为得折一半呢。”二嫂的语气里带着点酸，又带着点意外。

我媳妇没接话，只是笑了笑。二嫂坐了一会儿，话匣子打开了。她说二哥拿着分家那两百块去集上买了几头小猪崽子，说要养肥了卖。结果没养几天，有一头不吃食，躺在圈里哼哼。她骂了二哥两句，二哥摔门走了，到现在三天没回家。她气不过，就回娘家了。

“那你住哪儿？”我媳妇问。

“我娘那儿。可你也知道，我嫂子那人……唉。”二嫂说着就掉眼泪，“我不该摔那个碗的。我就是……就是觉得憋屈。嫁过来这么多年，没落下什么好。分家给了两百块，我回娘家都不好意思说。”

我媳妇递过去一块手巾：“别哭了。你跟二哥的日子，还得你俩往一块儿过。你要是有空，过来帮我喂喂鸡。以后真挣了钱，我教你养。”

二嫂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你真的肯教我？”

“怎么不肯。都是老孙家的人，一荣俱荣。你养好了，二哥也不会往外跑了。”

二嫂那天在院子里待了半个下午。她帮着我媳妇切菜叶子、拌米糠，手底下虽然没我媳妇利索，但也不笨。小梅在院子里追鸡，追累了就蹲在鸡群中间，那些鸡围着她的小手转，啄她手里的菜叶。二嫂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抹了一把眼泪。

她走的时候，我媳妇用一个小竹篓装了三只半大的仔公鸡，说让二嫂带回去养着，给二哥换换脾气。二嫂推了两下，到底收下了。走到门口，她停下来，回头说：“弟妹，你这人，能成事。”

我媳妇笑了笑：“成啥事。就是不想让爹为难。”

二嫂走了，我爹从屋里出来，看着她的背影，半天没说话。后来他对我媳妇说：“你二嫂那性子随她娘家人，吃不得亏，心里存不住事。但只要有人给她个台阶下，她就能顺下来。”我媳妇说：“我明白。”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劈柴。月亮很亮，亮得能看见鸡棚顶上油毡的花纹。我媳妇蹲在旁边，把劈好的柴码整齐。她忽然说：“二嫂其实不坏。她就是怕穷。穷怕了的人，看什么都像抢食。”

“那你呢？你不怕穷？”

“怕。”她停下动作，抬头看月亮，“所以我才要把这九十多只鸡养大。穷不可怕，怕的是认了穷，还怨命。”

她的手很粗糙了，虎口结了茧，指缝里有些洗不净的麸皮。可她在月光下的侧脸，比什么都好看。

第五章鸡瘟来袭

鸡养到两个月，出了大事。

先是村东头刘满囤家的鸡开始死，一天死了十几只，鸡冠发紫，拉绿屎。刘满囤他老婆坐在门口拍着大腿哭，说那鸡是留着下蛋给孩子交学费的。没过两天，村南村北都有死的了。乡里来了个穿白大褂的，说是鸡瘟。

消息传到我家，我媳妇的脸刷地白了。她把我爹、大哥、还有我，叫到一起，说：“从今天起，任何人不能进咱家鸡棚。外面的鸡也不能放出来。院门口撒石灰。进院子先洗手，换鞋。鸡食煮沸了再喂。”

我爹说：“这么严重？”

“我那年十五岁，在养鸡场帮工，就是因为一场鸡瘟，场里三千只鸡，三天死光了。我养父也在那场瘟里丢了差事。”她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墙上，“这种事，大意不得。”

从那天起，我家院子成了一道防线。我媳妇把院门用草帘子挡上，门口撒了厚厚一层白石灰。任何人来，只能在院外说话。村里有人笑话她，说一个小媳妇家，搞得跟部队的岗哨一样。她不理会，每天用烧开的水冷却后给鸡饮水，鸡舍里用艾草熏，一天熏三次。

我每天从外面回来，得在门口把鞋底在石灰上蹭半天，外套脱下来挂在外头风吹。我爹起初有些不适应，后来见我媳妇那股子认真劲，也不再说什么，配合着做。

可鸡瘟还是来了。那天早上，我媳妇照例进鸡棚查看。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只芦花鸡，鸡冠已经暗紫。我一看，心就沉到了底。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声音都变了。

“就今早。只有这一只。”她把死鸡放进石灰水里浸过，用油纸包了，让我埋得远远的，不能埋到枣树下。我照办。

接下来三天，一共死了十一只。我媳妇日夜守着鸡棚，眼睛熬得通红。她把病鸡和好鸡分开，把鸡棚里的沙土全部起出来，用艾草和硫磺熏了整整一天，再铺上新土和干草。死鸡全部深埋，不扔不埋。她说瘟病这东西，有路就传，断它路，它自己就绝了。

村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刘满囤家的鸡死得只剩三只，他老婆天天在村口哭。王三他娘拎着个篮子到我家门口，想进来看看情况。我爹在门里说：“她婶子，对不住，不能进。你要没事先回去。”王三他娘在外头骂了两句，走了。后来又来，说：“你们家咋没死绝呢？是不是有啥法子？”我媳妇隔着门跟她说：“石灰封门，饮开水，熏艾草，能保住多少算多少。”王三他娘听了，半信半疑，回去照做了。

第二周，村里的鸡瘟过去了。刘满囤家剩两只，王三家剩五只。我家，还剩七十六只。

那天晚上我媳妇第一次哭了。不是那种大声的哭，是坐在炕沿上，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慌了，手足无措。我爹在堂屋里抽旱烟，一口接一口。我蹲在她面前，说：“七十六只，不少了。真的，不少了。”她摇摇头，声音哽着：“我答应过你，一只都不能少。”我把她揽进怀里，她的身体又瘦又硬，像一张绷紧的弓。

“没有哪个养鸡的不经历一场瘟。你做得已经比村里所有人都好了。”我把她头发上沾着的一小片艾草叶子取下来，“起来，洗把脸。明天去乡里再买点土霉素，剩下的鸡，还得过日子。”

她靠在我肩膀上，过了很久，吸了吸鼻子，抬起头，眼睛红着，但那股子劲又回来了。

“你说得对。还没到认输的时候。”

第六章开窝

日子像磨盘一样慢慢转。过了腊八，天冷得邪乎，井台子上全是冰。我媳妇带着我把鸡棚南面用草帘子加厚了一层，里头点了两盆木炭。那些鸡已经出落成了大姑娘，鸡冠红艳艳的，羽毛油亮，在棚里咕咕叫着。我媳妇说，快开窝了。

“开窝”就是下第一个蛋。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我媳妇跑进屋，手里托着一枚蛋，不大，粉白粉白的，还带着温乎气。她的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吓人：“开窝了！”

我爹从被窝里爬起来，披着棉袄跑出来，拿着那枚鸡蛋对着窗户的光照了又照，像看一件稀世宝贝。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最后把蛋放回我媳妇手里，说：“煮了，给老三媳妇吃。头一个蛋，大补。”

我媳妇不要，说留着。我爹说：“留什么留，往后天天有。煮了。”我媳妇拗不过，煮了。那是当天早饭桌上唯一一个鸡蛋。我爹用筷子头沾了一点蛋清，抿在嘴里，半天没咽下去。他的眼睛有点潮，但什么都没说，只是砸吧砸吧嘴，说：“香。”

过了小年，下蛋的鸡越来越多。起初一天三五个，到后来一天十来个，到腊月底，三十多只母鸡开窝，一天能收二十多个蛋。我媳妇用装粮食的柳条筐子铺了麦草，把鸡蛋一层层码好，盖上棉布。每隔三天，我用自行车驮着去乡里的副食品收购站卖。那阵子临近春节，鸡蛋行情好，一斤五毛二，有时候能卖到五毛五。一筐鸡蛋五十斤上下，能卖二十多块。

我第一次拿着卖鸡蛋的钱回家，把钱交给我媳妇的时候，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把钱接过去，一张一张数。数完，她笑了，那笑容很轻，像冬天屋檐上挂着的冰凌被太阳照出来的光。

“给爹扯几尺青布，做件新棉袄面。”她说。

我爹听到了，在堂屋里大声说：“我不冷。你们自己添置东西。”声音里带着笑。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们全家去赶年集。我爹穿上了新做的棉袄，面是青色的确良，里子是新棉花。他走路都比往常精神，逢人就说：“儿媳妇给做的。”有人问他养鸡的事，他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从鸡苗怎么挑，到鸡瘟怎么防，讲得头头是道，好像那些事都是他亲手做的。

我二嫂也来赶集了，身后跟着二哥。二哥那天很精神，头发也理了，胡子也刮了。二嫂看见我媳妇，凑过来，先看那新棉袄，又酸溜溜地说：“哎呀，这青布真不错，得不少钱吧。”我媳妇说：“不贵。鸡蛋攒的。”二嫂撇撇嘴：“我们家那三只鸡，也下蛋了。就是不多，一天就一个半。”我媳妇说：“等开春我帮你再弄些鸡苗。你喂猪也累，不如多养点鸡。”二嫂没拒绝。

那天下午回来，我媳妇给鸡棚里也贴了红纸，写的是“金鸡报晓”。我爹说应该贴“六畜兴旺”。最后两个都贴了，东边一个西边一个。夜里下起了大雪，我睡到半夜醒来，听见院子里有响动。我披了衣服出去，看见我媳妇站在鸡棚外头，仰着头看雪。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化成了细小的水珠。

“咋不睡？”

“听雪落在鸡棚上的声音。像撒米。”

我站到她旁边，什么也没说。地上已经白了一层。那些鸡在棚里发出低低的咕咕声，像在说梦话。远处有人家放了一颗二踢脚，咚一声响起来，惊得鸡群骚动了一下。

过了很久，我媳妇说：“明年这时候，我要给这个家盖三间大瓦房。”

“嗯。”

“你不信？”

“信。”

她把头靠在我肩上，雪花落在我们两个人中间，静悄悄的。

第七章破五风波

正月初五，破五。按理说该吃饺子、放鞭炮，把穷气崩走。可这天，我家门口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是二嫂娘家人。她娘、她两个舅、她大兄弟。一个个脸色不好看，站在院门外，把地上的石灰踩得乱七八糟。二嫂跟在后头，低着头，抱着小梅。小梅咬着手指头，不敢说话。

“孙老三！你给我出来！”二嫂的大舅嗓门像破锣。

我爹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啥事？”

“啥事？你儿子拿了两百块分家钱不给媳妇，自己藏着。我外甥女过年连身新衣裳都买不起。今天不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这才想起来，二哥那两百块被他自己藏了。分家那天二嫂摔碗跑了，二哥来还钱给我爹，我爹没要，我媳妇也劝他自己保管。后来二哥买了猪，猪没养好，人也不着家。那钱到底还剩多少，谁也不知道。

我站出来：“你们找二哥去，找我不算事。”

二嫂的大舅往地上啐了一口：“你二哥那个软蛋，躲着你二嫂不见人。你们老孙家，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

我媳妇从后面走出来，手里还拎着拌鸡食的铁桶。她把桶放下，当啷一声。她走到那几个人面前，不紧不慢地说：“爹，你先回屋。我来跟他们说。”

我爹不放心，没动。我媳妇说：“没事。这是老孙家的事儿，我做儿媳妇的能说清楚。”

二嫂的娘上下打量她：“你就是那个养鸡的媳妇？听说你分家一声不吭，买了鸡苗，现在卖鸡蛋挣钱了？”

“挣不挣钱，是我两口子的事。”我媳妇的声音很稳，“二嫂分家的钱，爹给了，就是二哥二嫂的。二哥自己不交给二嫂，那是他两口子的事。你们娘家来我家门口闹，是想再分一份呢，还是想把二嫂接回去？”

二嫂她娘愣了一下：“你这媳妇，牙尖嘴利。我们是来讲理的。”

“讲理好。那今天就在这讲清楚。”我媳妇往前站了一步，“分家那天，二嫂摔了爹的碗。那个碗虽然不值钱，但那是老孙家祖上传下来的。摔碗，就是摔了老孙家的脸面。后来二嫂回来，爹没计较，我也没计较，还给了她三只鸡。今天你们来闹，是要把这碗的事儿再翻出来算一遍吗？”

二嫂的舅不说话了。二嫂在后面呜咽起来：“娘，回去……别闹了……”

我媳妇把目光转向二嫂：“二嫂，今天是破五，本该在家好好吃顿饺子。你带着娘家人来堵小叔子的门，你让二哥以后在村里怎么做人？小梅长大了怎么看她娘？”

二嫂“哇”地哭出来，抱着孩子蹲在地上。小梅也跟着哭。娘家人脸上挂不住了，二嫂她大舅还想说什么，被她娘拉了一把：“算了算了，丢人。”一群人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到底散了。

二嫂没走。她坐在我家门槛上哭了很久。我媳妇蹲在她身边，拍她的背。我爹在堂屋里坐了一下午，没说话。

天黑的时候，二哥来了。他站在院门口，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二嫂看见他，扑上去就捶他，捶得他直踉跄。我媳妇拉住了二嫂：“行了，人来了，事情就有个了结。”

二哥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还剩一百四十二块。他递给二嫂：“就剩这些了。买猪花了一些，后来在外面打牌输了一些……剩的都在。我以后不打了。”

二嫂接过钱，哭得更凶了。小梅抱着她爹的腿，仰着小脸喊：“爹，回家吃饺子。”二哥弯腰把孩子抱起来，用自己的棉袄裹住她。

那天晚上，我媳妇煮了一大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剁了半棵白菜，半斤肥肉。我爹、大哥、大嫂、三个侄子、二哥一家三口，都来了。围着一张桌子，坐不开就站着。院子里点了两盏灯，鸡棚里的鸡被灯光惊动，偶尔叫两声。

我爹端起一碗饺子汤，说：“都吃。吃完这一顿，各人好好过各人的日子。”他夹了一个饺子，没吃，先供到墙上的灶王爷画像前头。我娘的照片就在灶王爷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

我媳妇的手艺很好，饺子馅咸淡刚好，咬一口有汁水。小梅吃了七个，肚子溜圆，还要，被二嫂拦住了。一家子人难得这么齐整，也难得这么安静。

吃完饺子，大哥带我三个侄子在院子里放鞭炮。鞭炮挂在枣树杈上，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红色的纸屑落在雪地上，像开了一地碎花。我媳妇站在门口看，嘴角带着笑。我凑过去：“今天多亏你。要不是你，那帮人还不一定闹到啥时候。”

“你二嫂其实不想闹。是她娘家人在拱火。她那个大舅，就是想在过年来敲点油水。”我媳妇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不过二嫂今天哭了这一场，心里那口气出了，以后会好些。”

正说着，二嫂走过来，拽了拽我媳妇的袖子：“弟妹，你过来一下。”两个人走到鸡棚边。二嫂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只看见她从兜里掏出一卷钱，往我媳妇手里塞。我媳妇推回去，两人僵持了一会儿，最后我媳妇收下了一半。

后来我问她，二嫂说了什么。她说：“二嫂说，那三只鸡她不要了，要还给我。我说不用还，算我送小梅的。她就说，那这些钱你拿着，算我入伙。等以后你教我养鸡，我跟你干。”

“你收了多少？”

“三十。够买几十只鸡苗。”她笑了，“二嫂这人，心里有杆秤。你把秤砣放正了，她就能平。”

正月十五元宵节后，二嫂真的来了。她每天下午过来，帮我媳妇喂鸡、清粪、捡蛋。她手底下有劲，干活麻利，就是学得慢点。但她肯干，鸡棚里的活儿，又脏又累，她不嫌弃。我爹说，二嫂像是变了个人。

我知道，她不是变了。她是看见了希望。人只要看见希望，就会变得不一样。就像我媳妇说的，穷不可怕，怕的是认穷。

第八章春孵

出了正月，冰化了，地气上升。我媳妇说，该孵小鸡了。

家里有三十多只母鸡，其中十来只出现了“趴窝”——整天蹲在窝里不出来，摸它也不动。我媳妇挑了两只性子好、身体壮的母鸡做抱鸡，又拿了几十个种蛋。种蛋是拿手电筒照过的，里面有个小暗点。

“这就叫受精蛋。”她把种蛋一个个对着手电筒看，动作轻得像在拿鸡蛋壳做灯笼，“能出鸡的。”

我爹也来了兴致，把自己炕上最暖和的地方让了出来。他说：“我晚上睡觉不老实，别把蛋踢了。”最后抱鸡窝设在东屋，用两个大竹筐铺了厚草，上面盖上旧棉被。两只抱鸡蹲在窝里，翅膀张开，把种蛋全部拢在身下。

我媳妇每天翻两次蛋，动作轻得不行。她说翻蛋是为了让种蛋受热均匀，不翻就废了。我打趣说，比照顾月母子还仔细。她白了我一眼：“月母子还能动弹，蛋会动弹吗？”

就在鸡孵到第十天的时候，出了件事。我大哥来了，面色很难看。他坐在堂屋里，半天才说，大嫂娘家弟弟要娶媳妇，女方要彩礼钱，差八十块。大嫂哭了一晚上，想来借。

我爹看着大哥，没说话，目光转向我。我知道爹的意思，这个家现在明面上是我爹在，实际上都看我媳妇的主意。我媳妇从鸡窝那边过来，袖子挽到胳膊肘上，手上沾着草屑。

“大哥，差多少？”她直接问。

“八十。”大哥低着头，“家里那点钱都买了化肥。小麦返青肥、玉米种子，还有孩子们开学的学杂费……实在倒腾不开了。”

我媳妇沉默了一会儿，走回里屋。我听见她开箱子的声音，然后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皮盒子。她打开，里面是这些日子卖鸡蛋攒的钱。她数出八张十块的，递给大哥。

“大哥，这钱你拿着。不多，能应个急。”她看了一眼我爹，“不过丑话我说在前头。这钱是我从鸡场里出的，鸡场现在刚起步，到麦收前我还想再进一批鸡苗。这钱，最好在麦收后能还上。”

大哥接过钱，手在抖。他站起来，对着我媳妇深深鞠了一躬。我媳妇侧身躲开：“大哥，使不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爹看着这一切，抽着旱烟，一口一口。大哥走后，他对我媳妇说：“你这个家，当得比我好。”

我媳妇笑了笑：“爹，是您打下的底子。”

过了二十一天，第一批小鸡出壳了。先是一声细微的“唧”，然后壳上破了个小洞，一只湿漉漉的小脑袋钻出来。我媳妇守了一夜，到天亮，四十七个种蛋出了四十三只小鸡。我爹高兴得像个孩子，把那些小绒球捧在手心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四十三只小鸡，加上原来的七十六只成年鸡，总数过百了。我媳妇在鸡棚旁边又搭了个小鸡舍，用木板和竹帘子隔开。她说，这回不买鸡苗了，自己孵。鸡生蛋，蛋生鸡，鸡有鸡路，蛋有蛋路。只要路走通了，日子就活了。

麦收前，我媳妇进了两百只鸡苗。这次是张老板给的最低价，三毛一只。二嫂也跟着进了五十只。两家的鸡加起来，在村西的荒地上连成一片。村里人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们了。刘满囤他老婆来讨教养鸡的法子，我媳妇没藏着，把该教的都教了。王三他娘逢人就说，孙老三家媳妇是女菩萨转世。我媳妇听了直笑，说：“什么女菩萨，就是被穷逼出来的。”

麦收那天，全家上阵割麦子。我爹站在地头，看着金黄的麦浪，风吹过来，他的旧草帽被掀起来，滚出去老远。我去捡帽子，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媳妇站在他身边，正替他系草帽的带子。她穿着那件月白碎花褂子，在满地的金黄里，像一朵安静的花。

第九章还债

麦收之后，大哥主动来还钱了。他提了一篮子新麦面蒸的馒头，又拿了八十块钱。我媳妇收了钱，馒头也留下了。那天她蒸了鸡蛋羹，一家子吃了顿好饭。

可紧跟着，麦收后的那场雨，给我上了一课。雨下了三天三夜，院子的排水沟堵了，水漫进鸡棚。我媳妇半夜起来，光着脚在雨里通水沟。我撑了把破伞跑出去，伞被风掀翻了三次。最后我们把鸡棚里的鸡全部转移到堂屋里。我爹把自己睡觉的东屋也腾了出来。那个夜晚，屋里全是鸡的气味和叫声，我爹坐在炕头，怀里抱着一只被淋透的母鸡，用自己的体温暖它。他的新棉袄外面又裹了条旧麻袋，整个人缩成一团，可脸上居然带着笑。

“这算啥，六零年那会儿，我跟你娘抱着你大哥在雨里走了一天一夜。你大哥烧到四十度，你娘用身子给他挡雨，自己的病就是这么落下的。”他拍着怀里的鸡，“人这一辈子，要护的东西多了。护得住就护，护不住就再想办法。”

雨停了，鸡没有大碍，只死了一只。我媳妇给每只鸡灌了温热的姜糖水——那糖水本来是我爹熬给全家喝的，她匀出来一半给鸡。我爹说：“鸡比人金贵。”我媳妇说：“鸡是咱家的家底。人都能扛，鸡扛不住。”

那年秋天，鸡蛋价格涨到了六毛一斤。我家的鸡已经接近两百只，其中产蛋鸡一百二十多只。一天能收八十到一百个蛋，隔两天卖一次。到了十月底，我媳妇算了一笔账，从买第一批鸡苗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除去所有开销，净赚了一千六百多块。

一千六百块。在1985年的鲁西南农村，这是个能砸出响声的数字。我爹听说了，坐在枣树底下抽了一晚上旱烟，抽到最后，把烟袋锅子一扔，说：“老三，你媳妇是咱家的财神。”

我媳妇当时正在鸡棚里捡蛋，听见这话，探出头来：“爹，您别这么说。没有您坐镇，这个家早就散了。”

她的话不假。这一年来，我爹虽然不常说话，但每个关键时候，他都站在我们身后。鸡瘟的时候他配合封门，雨夜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屋让出来，平时帮忙照看鸡群，捡蛋，修鸡棚。他没有钱，也不懂技术，但他给了我们一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不塌的屋顶。

入冬前，我媳妇把鸡棚翻修了一遍，扩大了三分之一。她用新赚的钱买了石棉瓦，把原来的油毡顶全换了。又用红砖砌了鸡舍的墙，地上抹了水泥。鸡舍里拉了电线，装了两个灯泡。那年冬天，鸡舍里暖和得跟人住的屋一样。我爹说，这鸡舍比他的屋还亮堂。我媳妇说，等明年，给您盖大瓦房。我爹摆摆手：“我住我那屋就行了，你先给鸡把日子过好。”

腊月里，我媳妇回了一趟她的老家。她养父的坟在村后的小山坡上，她一个人去的，带了一篮子鸡蛋，还有一壶酒。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我问她，她也不说，只把围裙一系，又去鸡舍里忙了。

那天晚上，她躺在我身边，在黑暗里说：“我养父要是还在，看见我现在这样，一定高兴。”她的声音很轻，像羽毛一样。我把她揽过来，她的头抵在我下巴上，头发有股淡淡的艾草味。

“你养父姓什么？”我问。

“姓沈。我叫沈玉兰。”她很少提自己的名字。我居然到那天才知道她的全名。

“沈玉兰。”我在黑暗里念了一遍，“好名字。”

“我养父说，玉兰花开的时候，他在地头捡到我。那时候我裹在一条蓝印花布里，连个生辰八字都没有。他给我起名玉兰，是希望我像那种花一样，不管什么年月，都能开出干净的花来。”

她没有哭，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知道，这个从逃荒路上走出来的女人，已经在鲁西南这片土地上扎下根了。她的花，开了。

第十章扩场风波

1986年开春，我媳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村西头那片盐碱地包下来，建一个像样的养鸡场。

那片地有将近三亩，因为碱气大，种粮不划算，一直荒着。我媳妇去找村支书。村支书姓赵，五十多岁，秃顶，人很精明。他听说我媳妇要包地养鸡，抽了半包烟，最后说：“包可以，一年一百二。不过那地碱，你养鸡行，建房子得垫土。垫土的钱得你自己出。”

一百二一年，不算贵。但建鸡舍、拉围墙、盖管理房、打井、走线，样样都要钱。我媳妇算了一笔账，按照她的规划，至少需要三千块。我吓一跳。三千块，在1986年，能盖三间大瓦房还有富余。

“钱不够。”我说。

“是不够。但可以凑。”她看着我，“我们攒了有两千。再卖一批鸡。另外，乡里有扶持养殖户的贷款政策，我去问过了，能贷五百。”

“贷款？那玩意欠着心里不踏实。”

“不欠人的债，就欠银行的。银行的钱有章程，比人情债好还。”她说话跟算账一样清楚。

我爹不同意，拍着桌子说：“好好的日子不过，去背债。你二嫂家当年就是欠了队里的钱，年年被追着要，到分家还没还清。这银行的钱，更不能沾。”

我媳妇不着急，坐在炕沿上，跟我爹慢慢说：“爹，现在靠鸡窝里那点规模，一年挣个两三千到头了。可要真想让这个家翻身，就得把规模做上去。一百只鸡和五百只鸡，都是养，但产出差五倍。我算过，如果一切顺利，两年内能还清所有债。”

我爹抽着旱烟不说话。我媳妇继续说：“您要是不放心，咱就不贷。我回娘家看看能不能借点。再不行，把计划缩一缩，先建两个大鸡舍，管理房先不盖。”

我爹最后叹了口气：“你拿主意吧。这个家，早就是你当了。”

我媳妇没有回娘家借。她最终接受了贷款。用她的话说，宁可欠国家的，不欠私人的。人情比利息重。

贷款下来了，地也签了合同。开春后动工。我大哥、二哥都来帮忙。二哥自从正月初五那顿饺子之后，像变了个人。他去窑上背砖，一个月能挣六十多。二嫂跟着我媳妇养鸡，学了不少。这次建鸡场，二哥干了整整一个月，没要工钱。他说：“给咱家干活，要啥钱。”我媳妇后来给了二嫂五十块钱，说是给她家孩子的花销。二嫂收下的时候，眼圈红了。

建鸡场那阵子，我几乎天天睡在工地上。白天干活，晚上看料。我爹每天送饭，用个竹篮子装着，上面盖着白布。他腿脚不好，走一趟要歇两次，但从不让我回来吃。他说：“饭要在工地上吃，才有力气。”

到了六月份，鸡场建成了。五间大鸡舍，红砖红瓦，一排溜。中间一个大院子，铺了砂石。管理房两间，一间住人，一间放饲料和工具。打了机井，拉了三相电。鸡场的门是铁门，我媳妇特意刷了绿漆。她说绿色好看。

第一批进场的是四百只成年鸡和两百只小鸡。六百只鸡在新建的鸡舍里，叫声传出来，几里外都能听到。村里有人羡慕，有人说风凉话：“女人养鸡，男人当马。孙老三这是把自己卖给他媳妇了。”我听了笑笑，心想，你们懂个什么。

也有找麻烦的。邻村有个叫周大壮的二流子，带着两个人来，说这盐碱地以前是他们村放羊的地方，现在被我们占了，要“放羊费”。我媳妇出来了，不慌不忙，拿出一张纸：“这是乡政府的批文。这地是咱们村的，三年前就划清了。你要是不服，去乡里问。”周大壮看那张纸，也不认识几个字，耍横说：“我不管什么批文。你占了老子放羊的地，就得给钱。”

我攥着铁锹要上去，我媳妇拉住了我。她从兜里掏出一个黄皮本子，记了周大壮的名字和日期，说：“行。你要钱可以，回头我去乡里，把你们几个人的名字报上去。乡里问你们要放羊的证明，你们有吗？没有证明，就是来闹事。闹事什么后果，你们自己想想。”

周大壮怂了，嘴里嘟囔了几句，带着人走了。我媳妇把本子收起来，对我说：“跟这种人，不能动手。动手就输了。”我服气。

鸡场正式运作起来后，我媳妇定了一整套规矩。每天几点喂食、几点清粪、几点捡蛋、几点通风，都写得清清楚楚。她还从县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养鸡的书，晚上对着油灯看。看不懂的字就问我，我不懂的，就去问乡兽医站的老周。老周五十多岁了，被她的钻劲打动了，隔三差五来鸡场转一圈，帮忙看看鸡病，不收钱。

我爹也搬到了鸡场的管理房。他说家里那几间老屋太冷清，不如鸡场热闹。他每天看着那些鸡在院子里跑，跟个老将军阅兵似的，背着手，脸上笑呵呵的。他养了一条黄狗，是从二哥家抱来的。狗叫“来福”。来福很会看护鸡群，晚上有动静就吠。我爹说，这狗通人性，知道这些鸡比人还精贵。

这一章里，我媳妇从一个农家小媳妇，变成了村里第一个养鸡专业户。她不跟人吵架，不打人，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把鸡场立了起来。像一棵树，风来了，叶子响，可根不动。

第十一章暴雨倾盆

鸡场建成的第一个夏天，我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

那是1986年7月中旬。天阴得像锅底，闷热得人喘不过气。鸡群在舍里乱叫，不吃食，翅膀耷拉着。我媳妇说，气压低，鸡比人敏感。她让把所有的通风口都打开，又给鸡喂了拌了蒜汁的水。

第二天午后，雨来了。起初是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地上冒烟。没过半小时，雨势就大得像有人拿着水管往地上灌。天空裂开一般，雷声一个接一个，像是从头顶碾过去的。我媳妇跑到院子里，浑身瞬间湿透。她指挥我跟我二哥，把鸡舍门全部封好，用沙袋堵住门槛。我爹在管理房里把来福拴在桌子腿上，免得它乱跑。

到了傍晚，院子里的水已经没到脚脖子。鸡舍是水泥地，可水从墙根往里渗。我媳妇让我和她一起，用铁锹在鸡舍后面挖排水沟。我们两个人在暴雨里挖了将近两个小时，手磨出了血泡。水终于顺着沟排出去了，鸡舍里没被淹。可就在我们松口气的时候，东边第三间鸡舍的一扇窗户被风刮开了。雨水斜着打进去，一群鸡被淋得乱飞。我冲进去关窗户，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水里。我媳妇把我拽起来，自己冲进去把窗子用铁丝拧死了。她出来的时候，头发贴在脸上，眼睛被雨水打得睁不开，可还是冲我笑了笑：“没事，鸡都活着。”

那天夜里，我们在管理房里挤着。我爹烧了姜汤。我媳妇没喝，先去鸡舍里巡了一遍。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三枚鸡蛋，是刚下的。她把蛋放在桌上，人坐在凳子上，嘴唇都白了。我给她端了姜汤，她喝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第三天，雨才停。太阳出来，照着一片狼藉。鸡场损失不大，只死了一只鸡，是被风刮下来的横梁砸的。但我媳妇不放心，怕雨后潮湿引发球虫病。她带着我们，给鸡舍全部消毒，把湿的垫料都清出来晒。又去乡里买了几十斤生石灰，把院子角和鸡舍外头全撒了。忙活了一个多星期，才敢说“稳住了”。

暴雨过后，村里很多养鸡户都遭了秧。王三家刚进的五十只鸡苗被水泡了，死了大半。刘满囤家的鸡舍直接塌了，砸死了二十多只。他们都来找我媳妇，问怎么办。我媳妇把自家的生石灰分给他们一些，又把防病的方法讲了一遍。王三他娘感动得不行，说：“孙老三家媳妇，活菩萨。”我媳妇说：“婶子，别这么说。大家都在一个村里，鸡瘟雨灾不分谁家。帮你们就是帮我自己。”

我听了，觉得她越来越有当家人的气度。可也有让她难过的事。邻村的一个养鸡户，雨后鸡群发球虫病，死了上百只。那家男人想不开，半夜喝了农药。人被救过来了，鸡全没了。我媳妇听说了，半天没说话。那天晚上她对我说：“我总想让日子好起来。可日子好了，人就怕把它丢了。那家的男人，是被绝望压倒的。”她的声音很低，像在跟自己说话。

我握着她的手，说：“你不会。你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也输了，你会不会也……”

“没有那一天。就算有，我也不会。”我打断她。

她看着我，轻轻笑了笑：“孙老三，你变了好多。以前你只知道在窑上背砖，现在你也懂球虫病了。”

“被逼出来的。我媳妇太厉害，我不跟上，怕配不上。”

她捶了我一拳，挺疼的。我爹在外面咳了一声，我俩都不说话了。来福在门口摇尾巴，雨后的晚霞很红，像把半个天都烧着了。

第十二章鸡场危机

1986年深秋，鸡场遇到了真正的危机。

先是饲料价格涨了。豆饼从四毛二一斤涨到了六毛。我们家的产蛋鸡每天要吃掉近四十斤饲料，光饲料钱一天就二十多。鸡蛋价格却降了，从六毛跌到了四毛八。这一升一降，利润被削去大半。我媳妇的眉头又皱起来了。

她翻来覆去算了好几个晚上，最后跟我说：“得想法子降成本。靠买现成饲料，早晚撑不住。”她开始研究自己配饲料。麦麸、玉米面、豆饼、鱼粉、骨粉、贝壳粉。她拿着老周给的一个配方，反复试。每一次调整，都记录在案。有些鸡吃了拉肚子，有些鸡的产蛋量下降。她也不急，一次改一点，像个在暗房里调药水的药师。

那段时间，我二哥从窑上带来了一个人，姓郑，是个下乡收鸡蛋的贩子。郑贩子看中了我们鸡场的蛋，想订长期合同。价格比市场价略低，但保证全包。二嫂很高兴，说这下不愁卖了。我媳妇却犹豫了。她跟郑贩子谈了几次，最终没有签。

“为什么不签？”我问。

“价格压得太低，签了等于白给他干活。鸡蛋这东西，得自己找出路。不能把命交在一个人手里。”她说话的样子像在讲一门很古老的道理，“卖鸡蛋跟养鸡一样，路要自己走，不能让人牵着。”

她决定自己去跑市场。先是到乡里的几个副食品店，跟人家谈代销。后来越跑越远，去了县城。县城的副食品公司有蛋品部，收购鸡蛋用大车往外运。我媳妇去问了，人家说必须量够大，一天不少于五百斤。我们当时一天产蛋还不到三百斤。她回来想了想，跟二嫂商量，又联络了王三、刘满囤家的鸡蛋，把几家的蛋集中起来，统一往县里送。这样凑起来，量就够了。

这个法子好。几家的蛋集中起来，在县里卖的价格比乡里高出了近两成。扣除运输费用，每家都多挣了。我媳妇又去找村里其他养鸡户，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入冬，她的“鸡蛋联合”已经有了十几户，每天能往县里送一拖拉机鸡蛋。拖拉机是租的，一个月三十块。开车的是本村的一个退伍兵，叫赵强，人实在，技术好。

我爹看着这一整套运作，感慨万千。他在枣树下跟来福说：“你女主人啊，天生是做大事的。可惜托生在了农村。要是在城里，能当厂长。”

我媳妇听了，从鸡舍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沾满米糠的勺子：“爹，您又吹我。我就是个养鸡的。”

可好景不长。县里蛋品部突然改了收购政策，要求鸡蛋必须有统一的包装，还要标明产地和日期。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同时，郑贩子不知道从哪里得了消息，跑到村里散布谣言，说县里要查“散养户”，以后私人鸡蛋不许进城。一些胆小的人家怕了，退出了联合。鸡蛋的量一下子下去了。

我媳妇不慌不忙。她先去找老周，老周有个表弟在县农业局工作，帮忙打听到了确切政策。根本没有什么“不许进城”的说法，只是要求卫生和检疫要达标。我媳妇回来之后，带着大家把鸡蛋统一用干净的草纸包好，装在柳条筐里。又花了几十块钱，在鸡场里搞了个简易的清洗和照蛋的流程。她把每个环节都拍成照片，让赵强带到县里去。过了一段时间，县里的收购点恢复了收购，而且因为我们家鸡蛋质量好，破损率低，他们专门给加了价。

郑贩子后来还来过一次，带着两包点心，皮笑肉不笑地说想“合作”。我媳妇没让他进门，隔着铁门说：“以后我家的鸡蛋，直接走县里。你的生意，找别人去吧。”郑贩子灰溜溜地走了。二嫂站在旁边，看着我媳妇，说：“弟妹，我服了。你比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有主意。”

我媳妇把草帽摘下来，扇了扇风：“二嫂，我不是有主意。我是被逼着长的。人但凡有靠山，谁愿意当山。”

那天晚上，她对我说：“你有没有怪我不签郑贩子的合同？那会儿确实缺钱。”

“不怪。你做的每个决定，我都赞成。”我说。

“你不懂。”她摇摇头，“其实我也有赌的成分。只不过我赌的不是运气，是道理。只要鸡蛋好，不愁卖。这是死理。守住死理，就乱不了。”

我看着她，觉得这个女人像一座山，不是因为她有多大，而是她稳稳地长在那里，风吹不动，雨打不倒。

第十三章玉兰花开

1987年春天，鸡场的鸡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只。产蛋鸡八百多只，一天能收六百多个蛋。我们雇了两个人，一个是同村的赵强，负责跑运输，另一个是刘满囤家的儿媳妇春秀，帮着喂鸡和捡蛋。二嫂也几乎天天来，她自己的鸡养得不错，加上在鸡场帮工，每月能有收入。

我爹的身体却不太好了。他六十八了，年轻时候在石场干活落下了腰伤。那年春天，他的腰疼得厉害，连走路都要扶着墙。我带他去县医院拍片子，医生说是严重的腰椎劳损，得静养，不能干活。我爹躺在床上，最着急的不是自己，是鸡场里的事。他说：“我不能总躺着，那鸡我不看着不踏实。”

我媳妇就把他躺的那张床搬到了管理房的窗户边，窗户正对着鸡舍。我爹歪个头就能看见鸡群在院子里跑。她又在他手边放了一个本子和一支铅笔，让他记鸡的数目和每天捡蛋的数量。我爹用他那双粗黑的手，趴在枕头上，一笔一画地记。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蚂蚁爬，可他认真极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没管过账，临老了，给鸡当个账房先生。”

我大哥和二哥轮流来照顾。大哥带来了大嫂做的棉垫子，垫在我爹腰底下。二哥从集上买了个暖水袋，灌了热水给他敷。一家人围着一个老人和一群鸡，日头升了又落。

那年春天，玉兰花开了。鸡场外面的小路边，不知什么时候长了一棵野玉兰。不大，瘦瘦的，在春风里开了一树白花。我媳妇每天清早经过那里，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她不说，可我知道那花对她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早晨，我爹能下床了，拄着根木棍，慢慢挪到鸡场外头。他站在那棵玉兰树底下，仰着头看花。我媳妇从后面走过来，扶着他。我爹说：“这花，像你。干净。”我媳妇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两个人站在花底下，谁也没说话。风一吹，白色花瓣落下来，落在她头发上，落在我爹的肩膀上。

来福跑过来，在树下转圈，一会儿闻闻这个，一会儿闻闻那个。鸡群在院子里晒太阳，有几只飞上了矮墙，昂着头，发出响亮的叫声。

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一个从土里刨食的穷小子，因为分家得了两百块钱，因为两百块钱得了一个好媳妇，因为一个好媳妇，有了今天这番光景。我走到那棵玉兰树前，折了一小枝，插在我爹床头的一个空酒瓶里。我爹醒来，看见了，笑出了声。

那天，来福不知道从哪里叼来一个破皮球。那皮球是刘满囤家孩子扔掉的。来福把球放在我脚边，尾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我把球扔出去，它飞快地跑过去衔回来，乐此不疲。我爹坐在门口看，笑得直咳嗽。春秀的小儿子也跟着玩。鸡场的土路上，狗跑、孩子笑、鸡在叫，好不热闹。

我媳妇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一碗鸡蛋茶，慢慢喝。阳光打在她脸上，她比我刚娶她那会儿丰润了一些，更好看了。我说：“玉兰，你过来。”她嗔了一句：“叫我干啥？”可还是走过来了。我拉住她的手，那手还是粗糙的，但有了温度。我说：“等再过两年，我想在这条路边都种上玉兰树。”她没说话，只是把脸别过去。我看见了，她嘴角是向上的。

第十四章暗涌

日子好了，暗涌也来了。

我爹的大弟弟，也就是我二叔，很多年不走动了。他年轻时候去了东北，在那边安了家。1987年秋天，他突然带着儿子回来了。说是探亲，可那眼睛在鸡场里转来转去，像在估一座房子的价。

二叔叫孙传福，在东北一个小镇上开了家修车铺，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他儿子孙亮，二十来岁，穿件花衬衫，头发梳得溜光，一看就不是在地里干活的料。他们父子俩在鸡场里住了一个星期。我媳妇安排他们住管理房后面的空屋，好饭好菜招待着。

第三天，二叔开始跟我聊“合作”。他说东北那边鸡蛋需求大，他有销路，可以帮我们把鸡蛋运到东北去卖，价钱翻倍。我听着，心里一动。我媳妇没表态，只是说：“二叔，您先歇着，这事慢慢唠。”

晚上，我媳妇跟我说：“二叔的话，最多信三成。”

“为啥？”

“他要是真有门路，不会回来探亲。这是说辞。他看中的是鸡场。想搭我的路，赚东北的钱，又不出本。真出了事，他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你担。”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

我点头：“那就别应。”

“不应归不应，脸面不能撕破。他是长辈。咱不跟他合作，但也不能赶他走。好吃好喝供着，等他自己待不住了，自然就走了。”

果然，二叔住了不到十天，看我们始终不接“合作”的话头，有些急了。他开始挑毛病，说鸡舍通风不好，说饲料配比不科学，说我爹偏心三房，把家底都给了我们。我爹气了，要把他轰走。我媳妇拦住了，对二叔说：“二叔，您难得回来一趟，有啥话咱坐下慢慢说。您要是觉得鸡场好，想投资，也成。我们把鸡场估个价，您拿钱入股。按股分红。可要是空手来、空手走，还想抽一道，那不行。”

二叔的脸一下子挂不住了。他拍着桌子说：“你这小媳妇，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我媳妇笑着说：“二叔，我敬您是长辈。所以先跟你把丑话说前头。您要是有诚意，咱们签合同。要是没有，吃完饭，我让赵强开车送你去县城逛一圈。来一趟不容易，别闹得不愉快。”

二叔没话说了。第二天，他带着儿子走了。临走，我爹让二嫂煮了二十个鸡蛋，用报纸包好，给二叔带上。二叔接鸡蛋的时候，手是抖的。他没说谢谢，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爹一眼，叹了口气：“哥，你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我不如你。”

我爹听了，没说话，只是挥挥手。

二叔走后，我媳妇说：“人走到哪一步，就说什么话。二叔今天说这句话，不是真心觉得不如，是认了。以后他不会再来了。”

我笑着摇头：“你这人，是把什么都看透了。”

“看透什么。就是吃过亏，知道什么人能信，什么人不能信。”她抬头看天，“这世上，最贵的就是‘信’字。丢了，就再也买不回来。”

那年入冬，鸡场又扩大了。我们把南边的一块空地也圈了起来，建了三个小鸡舍。村里来学养鸡的人越来越多。我媳妇索性在鸡场里办了个“小课堂”，每周六下午讲两个小时的养鸡常识。来听的，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后生。她讲的东西实在，都是自己踩过的坑、走过的路。那些人听得入了迷。有的人家从养十几只鸡开始，慢慢也发展到了上百只。

刘满囤就是那时候起来的。他原来因为鸡瘟差点放弃，后来跟着我媳妇学，又重新开始。到了1988年初，他家也养了两百多只鸡。王三更猛，包了一片地，建了规模跟我家差不多大的鸡场。村里的鸡越养越多，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专业村”。

乡里的领导来视察，站在村口，看着一片片红砖鸡舍，感叹道：“这是孙家媳妇带出来的新局面。”他们要让我媳妇去乡里开会，介绍经验。我媳妇一开始不去，说自己没文化。后来乡里托了三次人，她才去了。那天她穿了一件新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站在台上，没说大话，只讲了一句话：“养鸡不神秘，就三条：不怕脏，不怕苦，不动歪心思。”台下静了一下，然后掌声响起来，像夏天的雨点打在场院上。

我坐在台下，眼睛发热。这是那个当年在分家夜里蹲在门槛上捡钢镚儿的小媳妇。如今，她站在台上了。可我知道，她还是她。回到家，她照样蹲在鸡舍里清粪，手上照样沾着米糠。

第十五章爹走了

1989年冬天，我爹没了。

那天早晨，来福一直在叫。我从管理房出来，看见鸡舍的门开着，鸡群在院子里正常地跑。我爹的房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姿势很安详，嘴角还带着一点笑。他手边放着那个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今日收蛋六百四十七个。字迹比往常更歪，像是写到一半没力了。

我喊他，不应。我上去摇他，他也不动。他的身体还是温的。我的脑袋嗡了一下，然后什么感觉都没了，就跪在了床边。我媳妇跑进来，一看就明白了。她扑上来试他的鼻息，又摸他的脉搏，过了好一会儿，她慢慢直起身，泪珠子滚下来，落在围裙上。她说：“爹，您怎么不等我给您端碗水。”

大哥、二哥来了。二嫂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抱着门框哭。大嫂在院子里放声大哭。我爹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去了，没有痛苦。像一棵秋天的老树，在夜里自然而然地倒了。

我们在堂屋里设了灵堂。我爹的棺木是上好的松木，我媳妇坚持要买最好的。她说：“爹一辈子没享过福。这是最后一程，不能省。”花了五百多块。我心里难受，可没拦。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吊唁。刘满囤、王三、春秀、赵强，还有那些跟我媳妇学过养鸡的人家。出殡那天，下着小雪。路上白茫茫一片。送葬的队伍排了半里地。我爹的灵柩经过鸡场门口时，不知怎么的，鸡群突然齐声叫起来，声音凄厉而又宏亮。像几百支细小的号角在奏。来福跟在棺木后面，低伏着身子，呜呜地叫。

我爹埋在了村后我娘的坟旁边。两个土堆并排着，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夫妻。我在坟前磕了三个头，头抵着冰冷的泥土，眼泪把雪都融了。我媳妇跪在我旁边，磕完头，从怀里掏出那个记账本，一页一页看。看到最后一页，她说：“爹到死都在数鸡蛋。他把这个家，交给你了。”

“是交给我们了。”我说。

那天晚上回到鸡场，我爹的房门还开着，他的烟袋锅子还在窗台上。屋里还有他抽过的旱烟味。我媳妇走进去，把烟袋锅子拿在手里，轻轻放进了柜子里。又把那本记账本包好，搁在柜顶。她做这些的时候，没有哭。

她说：“爹最不放心的，是鸡场。明天开始，我不能停。我不能让他走得不安心。”

我点点头。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媳妇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她挺着，像那棵在风里不低头的玉兰树。

第十六章新章

1990年春天，鸡场迎来了新的变化。

我媳妇在一次去县里送蛋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从省城来的食品厂采购员，姓秦。秦采购四十来岁，戴着副金边眼镜，人很和气。他看了我们家的鸡蛋，说质量在鲁西南地区算头一份。他提出，能不能签长期供货合同，每月供应两万枚鸡蛋。当时我们的日产是六千多枚，离两万还差得远。但我媳妇没一口回绝。她跟秦采购谈了两个小时，回来后在油灯下画了一张表。

“两万枚一个月，一年二十四万枚。光靠我们一家，吃不下。但可以联合全村的鸡场。现在村里有十几家规模过百的，总共日产能有四五千斤。我们统一收蛋，统一质检，统一供货。做起来，就是全县最大的鸡蛋供应点。”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点亮了。

接下来的半年，我媳妇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联合社”上。她挨家挨户去谈。有的爽快，有的犹豫。她不催，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谁家的鸡什么品相，鸡蛋什么规格，她都心里有数。她和秦采购重新谈，把价格压到了一个合理又让村民有赚头的水平。最终，有十一户加入了联合社。我媳妇成了“社长”。没有任命文件，没有任何仪式。就是大家坐在鸡场里，你一言我一语，就把事情定了。

那年秋天，第一批统一包装的鸡蛋发往了省城。赵强开着新买的小货车，车上拉着码得整整齐齐的鸡蛋筐。我媳妇站在鸡场门口，看着车远去。风吹起她的围裙，像一面小小的旗帜。二嫂站在她旁边，说：“弟妹，咱们的蛋，能卖到省城去了。”我媳妇说：“还能更远。等以后，卖到北京去。”

二嫂笑：“你心真大。”

“不小。这些蛋，是全村人的饭碗。不大不行。”她说完，转身回鸡舍干活。我看着她背影，腰还是那样直。

那年年末算账，联合社的户均增收超过了一千元。村里很多人家都翻盖了房子。我家也盖了三间大瓦房。我爹没住上，可我媳妇在堂屋里留了一间，摆了我爹的遗像。遗像前面，放着那个蓝边碗。那碗后来她找人用铁钉锔好了，装着一把干枣。她说：“这是爹分家那天端着的碗。我要让它一直在这里，提醒自己，从哪儿来。”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六年前那个分家的傍晚。二嫂摔了碗，碎瓷片满地。我媳妇蹲在门槛外捡起那枚钢镚儿，在衣襟上蹭了蹭。那会儿，她还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走。可她已经走了。

第十七章各自的岸

时间像一条河，把人冲到了各自的岸上。

大哥家的三个孩子都大了。老大孙志刚考上了县里的师范，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了小学老师。老二孙志强去了广东打工，在电子厂里学了一手技术。老三是个闺女，叫孙志红，跟着我媳妇学养鸡，学得有模有样。我大哥没有大富大贵，但日子安稳。他常来鸡场坐坐，也不说话，就是坐坐。有时候帮我修个架子，有时候就看着那些鸡出神。我知道他心里记挂着当年那八十块。去年麦收后，他给我媳妇送了一筐自己种的黄杏。我媳妇把杏分给了鸡场的工人，留了几颗，放在我爹的遗像前。

二哥和二嫂的变化最大。二哥完全戒了牌，跟着赵强跑运输。后来自己攒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专门给乡里的小卖部送货。二嫂养鸡出了名，她的鸡场虽然规模不如我家，但鸡蛋质量很好。她入了联合社，一年能挣两千多块。两口子日子过得红火。二嫂逢人就说：“多亏我弟妹。当年她拉了我一把。不然我现在还在娘家受我嫂子的白眼呢。”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点也不遮掩，脸上还带着点得意。

我爹的几个老伙计有时候来鸡场坐坐，喝口茶，听我讲过去的事儿。他们说我爹有福气，三个儿子没一个走歪路。我听了，只是笑笑。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我媳妇那条稳稳的船，把这一大家子人都渡了过来。

我媳妇从1991年开始，把联合社改成了“玉兰养殖合作社”。名字是她起的，那棵野玉兰还长在鸡场外头，比从前高了许多，每年春天开一树白花。她说，以后合作社要建孵化厂、饲料加工厂、冷藏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像在幻想，更像是在说一个已经画好的图纸。我从不怀疑。

来福老了。那年冬天，它趴在鸡场门口，再也没有站起来。我爹走后的第二年，来福跟着去了。我把它埋在我爹坟旁边。我媳妇在坟上栽了棵小玉兰。她说，来福是替我爹看鸡场的，如今就让它回到爹身边去。我站在坟前，说不出话来。来福跟了我们七年。七年，它看着鸡场从无到有，看着这个家从穷到有奔头。它也是这个家的功臣。

1992年，我媳妇评上了县里的“三八红旗手”。去领奖那天，她穿了件枣红色的外套，是二嫂硬拉着她去县城买的。她把奖状拿回来，贴在了鸡场管理房的墙上。墙上还有一个旧镜框，里面放着我爹的记账本封面。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今日收蛋六百四十七个。”她不许任何人动那个镜框。她说，那是爹留给我们最好的奖状。

第十八章旧碗新米

1993年秋天，我媳妇把那只锔好的蓝边碗拿了出来，洗干净，盛满了新打的小米。她说要去爹娘坟前祭一祭。我陪她去。那天没有风，太阳很薄，像盖了层纱。她蹲在坟前，把碗放在土堆前，又点了一炷香。香雾细细地升起来，绕着玉兰树的枝干转。

“爹，娘，你们在那边好好的。家里的事，都顺当。鸡场好，联合社好，家里都好。志刚当老师了，志强在广东也能挣钱了。志红马上要嫁人了。我和老三，没给老孙家丢脸。”

她停了一下，又说：“二嫂给二哥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带把的。二嫂说，等孩子满月了，抱来给您看看。您盼了多少年的大孙子，到底来了。爹，您听见了没。”

她的声音很轻，没有哭。可我在旁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想起那个分家的傍晚，爹坐在堂屋里，两摞钱在炕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二嫂摔了碗，孩子哭，大哥走了，只有她蹲在门槛外捡起那枚滚出去的钢镚儿。如今，那枚钢镚儿变成了一个养鸡场、一个合作社、一条路、一个家。

我走到她旁边，也蹲下来，说：“爹，娘，你们放心吧。有玉兰在，这个家倒不了。”我媳妇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和我的手叠在一起。

从坟地回来，路过鸡场门口，听见里面传来鸡群的声音，像一片低低的潮水。太阳已经偏西，把鸡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媳妇站在大门口，抬头看那棵野玉兰。树叶快落光了，有几片还挂在枝头，在风里打着旋。她说：“等明年花开，我在树下放几张石凳。干完活的人，可以坐那儿歇歇。”

“好。”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