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7月28日，孙继先将军之子孙东宁、老船工帅仕高之孙帅飞、老船工韦崇德之孙女韦蛟，将31件浸染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91年前，17名勇士在大渡河畔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天险；91年后，革命文物从将军后人、船工后代手中回到大渡河畔。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们从家庭珍藏升华为民族财富，从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值此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雅安·红色回响”系列报道，探寻长征精神在雅安的生动实践与代际传承。
8月12日，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一件绿色军大衣在展柜中格外引人注目——大衣内衬的厚厚羊毛依然柔软密实，表面却已有多处磨损，仿佛每一道褶皱都藏着一段烽火往事。
□ 转载自《雅安日报》记者 吴丹 郑雨莎
图片均由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提供
帅飞（右）向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捐赠军大衣
将军肩章：穿越烽火的印记
捐赠仪式当天，猩红暗纹的丝绒展布之上，孙继先曾经佩戴过的肩章、帽徽、领章整齐摊开。金色织料历经岁月浸染，原本鲜亮的鎏金光泽慢慢褪去，肩章上银色五角星的边角被反复摩挲，棱角磨得温润，帽徽表面的珐琅漆面布满细碎斑驳。
一件件旧物无声静卧，每一道磨痕，都是一位革命者戎马生涯留下的鲜活印记。“父亲生前很少主动讲当年战斗的细节，但我知道，这些物件他保存得比什么都珍贵。”孙东宁的声音不高，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真切。他将这些饱经岁月摩挲的肩章、帽徽及领章，郑重地交到纪念馆工作人员手中。
这并非孙东宁第一次将其父亲的遗物送到大渡河畔。此前，他已向纪念馆无偿捐赠过孙继先在战争年代用过的马褡子。一件件文物，如同沉默的讲述者，将一段跨越91年的记忆缓缓铺展。这一次，他把家中珍藏多年的肩章、帽徽、领章一并交出，让将军的随身军饰，重新回到父辈浴血拼杀的大渡河畔。
时光倒回至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行至大渡河畔，前有300米宽的天险急流，后有国民党军重兵紧追，敌军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让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为确保渡河万无一失，红军没有贸然行动，在调整渡河方案后，决定挑选战斗骨干组成强渡奋勇队。
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一营营长孙继先受领任务后，从一营二连挑选出17名勇士执行强渡。5月25日拂晓，杨得志和孙继先组织指挥17名勇士乘坐木船，在激流中一边强渡，一边与对岸敌军作战。
木船在炮火中颠簸前行，勇士们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对岸，硬生生撕开敌军防御阵地，为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开辟出一条生死通道。
硝烟散尽，大渡河畔的战火远去，孙继先的使命并未止步。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孙继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90年，孙继先走完一生。孙东宁按其遗愿，将父亲部分骨灰在安顺场红军渡口撒入大渡河中。2016年，纪念馆在骨灰抛撒处立起“魂系大渡河”纪念石碑。而今，这副与他相伴多年的军饰也回到了这里。
羊毛军大衣：将军的牵挂
在所有捐赠文物中，一件绿色军大衣格外引人注目。大衣外表款式寻常，表面有多处磨损，内里缝制的羊毛内衬依然柔软密实。与一般使用磨损不同，这件大衣的磨损主要集中在领口——因为它很少被穿在身上。
“这件大衣，爷爷一辈子都没舍得穿。”帅飞摩挲着爷爷领取大衣时的留念照片，语气里满是深情。
帅仕高正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的船工，也是舵手。帅仕高等当地船工不顾生死，奋力撑船，才让17名勇士得以成功渡河。安顺场从此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载入史册。但大家从未忘记那些冒死撑船的船工。
1983年6月，红一师建师五十周年，杨得志安排人员专程到石棉邀请老船工参加庆典。因帅仕高、张子荣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最终由韦崇德、龚万才两位老船工作为代表前往，随后在北京受到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的接见。临别时，杨得志取出四件军用皮大衣：“还有两件替我转给帅仕高、张子荣。”
“爷爷说，杨得志将军见过他。”帅飞回忆爷爷生前的讲述，帅仕高一生珍视这件大衣，只在冬日夜里盖在棉被上增加保暖，天气暖和时还会拿出去晾晒。“因为只用作保暖，所以跟其他大衣磨损的地方不一样，仅有领口处有磨损。”
帅飞说：“爷爷常念叨：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领导还记得我们。”
杨得志深知安顺场一带气候多变、河谷湿冷，在普通军大衣内加缝厚厚羊毛用以御寒。一位指挥员对普通船工长达数十年的牵挂，就藏在这件大衣密实的羊毛内衬里。
“把这些荣誉证书和历史文物放在纪念馆，能让更多人了解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帅飞说，也让新一代的长征人，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
定期补助证：军民同心的见证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册边角泛黄、字迹漫漶的船工定期补助证。
韦蛟自小就听父辈说起爷爷韦崇德的渡河往事。1935年，22岁的韦崇德常年受地主压榨，亲眼看见红军分粮济民，他主动站上木船，成为强渡大渡河的一名船工。“每一次靠岸都险象环生，湿滑青苔让船只难以停靠，爷爷他们只能纵身扎进冰冷江水里，双脚嵌进山岩缝隙，只为稳住船身护送红军向前。”韦蛟说。
长久以来，纪念馆内只存有一张77名船工的文字名录，缺少实物佐证，这本印有专属“船工”二字的定期补助证，便成为证明韦崇德船工身份的关键。
纸页间一行行数字，写满跨越半生的踏实关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专项补助政策落地，每月15元的补贴按时送到韦崇德手中，之后每隔两三年便上调一档，直至老人1993年离世，补助标准涨到每月46元。细碎的月度发放记录，将一句“不忘功臣”，变成数十年不曾中断的实在回馈。
原总政治部当年寄来专门核实渡河人员细节的信函，也随这本证件一同捐赠。薄薄的定期补助证，将叙事笔触落到77名船工身上，让普通百姓的奉献铭刻于宏大历史的字里行间。
四位老船工领取军大衣的合照
31件文物：激荡历史回声
据悉，此次捐赠还包括红一师建师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纪念照片、观礼证、人大代表证件、信函原件等共计31件文物。它们进一步丰富了馆藏中关于将帅日常生活、基层部队互动、军民共建的实物资料，让历史更加血肉丰满。
“征集文物是我们常态化开展的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馆长付婷婷介绍，孙东宁作为纪念馆名誉馆长，此前已多次捐赠孙继先的物品。此次在他的动员下，帅飞和韦蛟将自家前辈用过的物品捐出，意义非凡。
“以前征集到的船工东西很少，此次算是一个突破。”付婷婷说，革命文物征集回来后，发现部分船工的信件存在损毁，急需修复，“下一步，我们将组织专业部门和人员进行修复工作。纪念馆将依托本次接收的文物，在后续工作中深挖文物承载的革命史实，丰富展区叙事内容，切实盘活馆藏红色资源。”
据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现有馆藏文物252件，其中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31件。在纪念馆内，观众对当年渡河使用的木船和红军标语墙的共鸣度最高。船工后代捐赠的革命文物，将有效补充军民关系史这一重要叙事维度。
“这批文物对研究红军强渡大渡河、研究军民关系史具有独特价值。”石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岳铖说，“它进一步充实了历史文物，提升了纪念馆知名度；它承载着革命先辈的殷殷嘱托，让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有了更鲜活的载体，有了最真切的物证。”
时隔91年，一件大衣、一副肩章、一本证件，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它们从家庭珍藏升华为民族财富，从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将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深深镌刻在大渡河畔，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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