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天，赵一曼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中弹倒地。左腿被三八大盖步枪子弹打穿，大腿骨碎裂成24块碎骨，左腕也挨了一枪。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带着碎骨头在肉里摩擦，人已经处于极度失血的濒死状态。她就这么被日军拖走了。
审讯她的人叫大野泰治。他根本不想从她嘴里问出情报，他只想看她崩溃。他不顾赵一曼中枪流血的伤口，拿马鞭的木柄往里面捅。往外渗血的枪伤被反复戳弄，烂肉和碎骨头被抠出来，那场面连在场的汉奸都不忍心看。赵一曼没有喊叫，只是咬着牙，额头上的青筋一条一条暴起来。
在接下来两百多天里，酷刑成了家常便饭。日军把数十种刑罚轮番用在她身上，浸水的皮鞭抽到皮肉翻卷，辣椒水和汽油混着小米往口鼻里灌，灼得她口鼻喷血、腹痛如绞。她被绑在老虎凳上，双腿下面硬生生垫高，受伤的腿被拉得咯咯作响。竹签扎进指甲缝，再用钳子硬生生把指甲拔掉。烧红的烙铁贴在皮肉上，吱吱作响，焦糊味弥漫整个刑讯室。
后来他们还动用了电刑。电极夹在她的手指、脚趾、太阳穴上，电流穿过全身，肌肉疯狂抽搐，五脏六腑像被烈火焚烧，每一根神经都在被生生撕裂。参与审讯的日军战犯晚年回忆时说过一句话，她的嘶吼根本不是从喉咙里喊出来的，是从骨血里、从骨头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那声音持续不断、撕心裂肺，整间刑讯室都被它笼罩着。
可她始终没有开口。牙关紧咬，满嘴都是血，几度昏死又被剧痛唤醒。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审讯的人，嘴里反复只说着同一句话：“我的主义就是抗日。”
日军见她什么都不肯说，把她送到医院养伤，想慢慢软化她的意志。可赵一曼在病床上也没有闲着，她给看守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了两人的民族良知。1936年6月，在两人的帮助下她成功逃出医院，可没跑多远又被追上了。
这一次日军彻底恼羞成怒，动用了比之前更残忍的手段。可她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说。近九个月的折磨，她的身体彻底垮了，伤口反复溃烂无法愈合，腿部骨头碎裂难愈，全身神经饱受摧残。可她心里装着深陷苦难的国家和百姓，装着未完成的抗日事业，也牵挂着远在他乡尚且年幼的儿子。
赵一曼被押上刑场那天，拖着被酷刑摧残得残破不堪的身体，努力挺直腰板。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走向生命的终点。那一年她31岁，永远定格在了她誓死守护的黑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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