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木头是五年前从水库底挖出来的。

那年大旱，村东头的跃进水库见了底，裂缝像龟壳一样铺了满底。村里组织清淤，男人们穿了胶鞋下去挖，一铲子下去，碰上个硬邦邦的东西。几个人连刨带拽，弄上来一看，是一根木桩子，比大腿还粗，齐腰高，沉得像灌了铁。

"水库底下哪来的这东西？"有人嘀咕。

"修水库那年埋的吧，六几年的事了。"

木桩浑身黑黢黢的，泡了多少年的水，表面已经碳化了一层，硬得用指甲抠不动。老周家院子里的石墩子去年裂了，正缺个坐的，他借了板车把这根木桩拉回了家，往院角一放，就是张现成的凳子。

村里的孩子们都坐过它。夏天的傍晚，老周端着碗蹲在院门口吃面，孙子就骑在木桩上晃腿。冬天落雪，木桩顶上积一层白，像戴了顶帽子。春来秋去，院子里的槐树黄了又绿，木桩始终在角落里站着，敦敦实实的，谁也没觉得它有什么特别。

五年过去了，木桩的顶端被磨得光滑油亮，坐出了一个人屁股的形状。

老周六十多岁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一年回来一两趟。这次回来是七月，天热得蝉都懒得叫。儿子的大学同学跟着一道来的，说是来这边做田野调查，听说老周家有个老物件，想看看。

"就一根破木桩子，哪算什么老物件。"老周从井里拎了桶凉水，往院子里泼了半桶，地上滋滋地冒热气。

那个年轻人蹲在木桩旁边，手里拿着个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清理木桩表面的泥垢。他弄得很仔细，用软毛刷刷掉浮土，用喷壶喷了水，再用棉布轻轻地擦。

老周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看，心里纳闷，这有啥好看的。

年轻人擦到木桩侧面的时候，动作忽然慢下来。他凑近了，手指在木头表面摸索着什么，然后抬起头，脸色变了。

"周叔，你来看。"

老周凑过去，年轻人用水把那块地方喷湿了，木纹之间隐约显出些什么。是字。被人用刀刻上去的，笔画很深，虽然被水泡了那么多年，好多地方都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周兴国，民国二十七年……"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

周兴国是他爹的名字。民国二十七年是一九三八年，那时候他爹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他爹跟着游击队走了，再也没回来。村里人都说他死在了外面，尸骨都没找到。老周那年才三岁，对他爹唯一的印象就是院子里那棵槐树——他妈说那是他爹走那年种的，说等树长高了，他就回来。

槐树如今已经两个人合抱那么粗了。

年轻人继续往下清，又露出几行字。字迹很小，有的地方已经模糊得辨认不出，只有片言只语断断续续地连起来：

"……奉命……往北……等胜利了……"

最后几个字刻得很深，很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年轻人反复用水润湿，反复辨认，终于读出来：

"……等我回来。"

老周坐在那把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院子里的槐树叶哗啦啦地响，蝉鸣一阵高过一阵，他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

那天晚上儿子和朋友走了以后，老周一个人坐在院里的木桩上。月亮升起来，照在磨得光滑的木桩顶上，照在那一行模糊的字迹上。

他伸手摸了摸那个刻痕。八十多年了，木头都泡烂了，但笔画还在，每一道都实实在在的。他想，他爹当年刻这些字的时候，大概就是坐在这个位置——那时候这还是一棵树，还是活的，叶子应该比槐树还要密。一个年轻人坐在树下，用刀一笔一划地刻，心里在想什么呢？在想等他回来的儿子？在想这场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那棵树是什么时候被砍的，又是怎么被沉到水库底下去的，已经没人知道了。修水库那年老周才十来岁，跟着大人在工地上跑，可能就在这棵树旁边玩过，只是他不记得了。

第二天一早，老周把木桩从角落里搬到了堂屋正中间。他烧了一炷香，插在木桩前面的香炉里——香炉是他媳妇陪嫁带来的，平时只在过年才用。

青烟袅袅地升起来，绕过木桩粗糙的边缘，从窗缝里钻出去，散在七月的风里。

后来老周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把那根木桩看好，别让太阳再晒了，也别让雨再淋了。电话那头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爸，那木头在水里泡了几十年，晒了五年都没事，结实着呢。

老周说，不是怕它不结实，是怕它疼。

挂了电话他又在堂屋里坐了半晌，对着那根黑黢黢的木桩。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落在那些模糊的字迹上。

他想，他这辈子坐在这根凳子上五年，起身的时候总觉得屁股底下硌得慌，却从来不知道，那是他爹在跟他说——等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