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泉州旅馆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退了房。

出门的时候天刚亮，聚宝街上还没有人，几只野猫蹲在骑楼底下舔爪子。我把蛇皮袋甩上肩膀，往火车站方向走。走到街口的时候我侧了一下头，余光看见身后拐角有个影子晃了一下。我没回头，继续走，步子没快也没慢。到了火车站买票进了候车室，我才靠在柱子后面回头看了一眼——没人跟进来。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

回厦门的火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账册拿出来放在膝盖上。头天晚上太累了没细看，现在有了光线，我一页一页翻。前面一百多页全是汇款记录，人名地名数额日期，规规矩矩，林世铭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翻到账册最后几页，笔迹变了，明显换了一个人。

这一页只有半页写了字，字很潦草，像是匆忙之间写的：“三号库已空，四十二箱已装船。去向不明。——黄。”就这两行字，旁边画了两道杠，像是写了之后又觉得不该写，想划掉又没划干净。然后是账册最末一页，在封底的内页夹层里有一处不太平整的地方，我用指甲挑开，里面粘着一张薄纸，比账册的纸薄。纸上写着一行字，毛笔小楷：“诸君款项已于九月十五日前尽数转交厦门方面。经手人：蔡南卿。”日期是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又是蔡南卿。账册前面写着“经手人林世铭、蔡南卿”，末尾又单独出现蔡南卿的名字。林世铭是源头，蔡南卿是终端。

火车晃了三个小时到厦门。我出了站没回中山路的铁皮棚子，直接搭车去了同安。马巷蔡氏祠堂门关着，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隔壁一个老太婆探出头来说：“你找谁？蔡家老头今天不在，去镇上看病了。”

我站在祠堂门口等了一会儿，把账册从蛇皮袋里取出来翻到那一页再看了一遍。“诸君款项已于九月十五日前尽数转交厦门方面”——“厦门方面”是谁？九月十五日是什么时间节点？是钱入账的日子还是钱转走的日子？

我蹲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把账册摊开。午后的太阳晒着，纸页泛着光。我忽然发现蔡南卿那行字的底下，墨色和前面不一样，像是后来补上去的。我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那行字的底边，果然下面还有一层字，被盖住了。但盖得不严实，能看出来是两个字。我凑近了使劲辨认，那两个字是——“周”。后面那个字被墨洇了看不清笔画。

我心头跳了一下。账册上还藏着一个人名。那笔款项的“去向”不是没有方向，而是被人涂掉了。

我在祠堂门口又等了十几分钟，还没人回来。老太婆又探出头来说：“你今天别等了，他去厦门看病了，天黑才回来。”我看了看天色，下午两三点，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正犹豫着，兜里的手机响了。

我接起来——“沈先生，我是厦门日报的记者，姓刘。有人给我们报社投了一封匿名信，说您在查一批抗战时期的华侨捐款，要采访您。”我说我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那边沉默了一瞬，说：“那您知道信是谁写的吗？”我说不知道，然后挂了电话。

匿名信。有人替我投了封匿名信给报社。要么是想帮我，把事情曝光出来逼那些人收手；要么是想害我，让我更显眼更危险。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但不管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有人在暗处看着我，比我以为的还要多。

我收好账册，决定不等了。同安蔡家这条线索暂时走到头了，账册上被涂掉的“周”字却让我心里扎了一根刺。我往回走，在路边拦了一辆回厦门的班车。车上人不多，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蛇皮袋放在脚边。车开上国道之后开始晃，窗外是同安的农田和村庄。我靠着车窗闭了一会儿眼睛。

不知道开了多久，我忽然觉得不对劲。车里的味道不对。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像医院里那种消毒水混了糖浆的味道。我想抬头看一眼，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身体瘫在座椅上动不了。

最后一排只有我一个人。前面座位的乘客都歪着脑袋，像是睡着了。

车窗外的天光还在，但我已经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傍晚了。我最后记得的画面是班车的后视镜里映出一张脸——年轻男人的脸，穿着白色衬衫。那个人在朝我这排座位走过来。

然后我的世界就黑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的时候先闻到的是泥土味和烂香蕉的气味。我趴在地上，脸贴着土，嘴巴里全是泥。我翻了一个身，太阳晒在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缓了一会儿我才看清，我躺在一片香蕉地里。四周全是香蕉树，叶子又宽又密，头顶的天蓝得不像话。

身上的蛇皮袋没了。口袋里的钱包没了。手机没了。账册也没了。

我坐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两条腿软得站不住。裤子的右腿口袋里还有一个东西——我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是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白纸，上面写着那枚镍币的刻字和源兴信局的地址，我抄下来备用的。对方搜身的时候没搜到这张纸。

我扶着香蕉树站起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香蕉地，看不见路也看不见人。

我走了大概半个小时才找到一条田埂。沿着田埂走到一条石子路上，又走了四十分钟，终于看见了房子。路口的牌子写着：“角美镇。”角美，在漳州和厦门之间。有人把我从同安回厦门的班车上弄晕，扔到了角美。

对方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但我越想越后怕——如果对方不仅想拿东西，还想灭口，我根本醒不过来。他们在查什么东西——账册里的名字、地址、联系人，他们全部拿走了。

但我还活着。这说明那批人拿东西比拿命要紧。也说明他们还不想闹出人命，至少现在不想。

我在角美镇的路边坐了半个小时，借了个公用电话打给老吴——帮我写举报材料的律师。他接起来：“老沈？你跑哪去了？打了你一天电话都关机。”

“老吴，我身上所有东西都被人拿走了。你在厦门帮我办一件事——买一张电话卡，送到中山路我那个铁皮棚子隔壁的花店老板娘那里，我回去取。”

“你出什么事了？”

“见面说。”

老吴说好。我挂了电话，身上没有钱，走了两里地找到一家废品收购站，跟老板说了半天好话，借了二十块钱。坐了一趟中巴车回了厦门。

到厦门的时候天快黑了。我去花店取了老吴送来的新电话卡，装进一个二手手机里，给老吴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两声他接了，听出我的声音：“你在哪？”

“中山路。老吴，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帮我查一个人。”

“谁？”

“姓周的。男的，跟蔡南卿、林世铭同时期的人，可能是厦门的。账册上涂掉了一个名字，只看见一个‘周’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吴的声音有点迟疑：“老沈，我刚想跟你说——你不在的这两天，有个人找到我律所来了。四十来岁，瘦高个，穿灰白衬衫。他问了我一堆你的事。”

我的手紧紧攥着手机。

那个穿灰白衬衫的瘦高个。我在恒达贸易公司楼下看见的那个瘦高个。他在老郑头家翻东西的时候说“搜仔细点别漏东西”。现在他找到老吴了。

“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说。”老吴说，“但你听我一句——你最好先躲一躲。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查账的事了。”

我站在中山路的路灯下面，捏着手机。

夜色从骑楼顶上压下来，街上的人渐渐少了。老吴的那句话——“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查账的事了”——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

账册被拿走了，钱被拿走了，名单被拿走了。但那个被涂掉的“周”字我记住了。

我低下头，把手伸进口袋，捏住了那张叠成小方块的白纸。

源兴信局的地址还在。

蔡南卿的名字还在。

那个“周”字也在。

只要我还没死，这条线就还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