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末清晨，济南东郊机器厂的广播还在播放《江南好》，医务室窗边却挤满好奇的工人。那名叫劳有花的护士正在填入党志愿书，笔尖落到“个人经历”一栏时，她停顿了三秒，只写下“1946—1949年，上海诊所实习，后转纱厂”。看似平常的两行字，却像一颗石子丢进了平静水面，涟漪迅速扩散。

外调函被送往上海。纱厂已公私合营，负责接函的公安干警见到“劳有花”三个字，眉头一皱——档案柜里，正好躺着一份迟迟未销的“在逃嫌犯名册”。同名，同岁，同是济南人，更巧的是，对方也当过护士。这种重叠从不会被视作巧合，几通电话，线索飞回济南。

济南市局连夜布控。48小时后，工厂门口那株法国梧桐下，一抹白衣被悄然带走。审讯室里，劳有花终于承认：自己正是1949年秋潜入上海、负责为刘全德提供情报的特务。至此，一桩被尘封近十年的暗杀案再次被翻开。

时间拨回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陈毅以市长身份宣布：不炮击市区，不入民宅。黎明时分，百姓推门见到满街席地而眠的解放军，惊愕随即化作信任。可好景不过数日，一颗包裹在牛皮纸内的手枪子弹，被递到陈毅的办公桌。陈毅淡淡一笑，把子弹当纸镇压在文件上，却吩咐警卫：“别声张，让公安自己去查。”

彼时上海暗流汹涌。青帮旧势力尚未肃清，大批海上逃散的国民党特务伺机而动。前两批潜入者已被上海市局一网打尽，蒋介石气急败坏，直接点名要“前共产党、现军统头号枪手”刘全德出马。毛人凤送上百根金条做酬劳，又嘱咐刘全德：“务必手起枪响，手落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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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全德登岛定海，再潜往大洋山。情报部门获知动向，在吴淞口埋伏。10月30日，一艘运糖的帆船被搜了个底朝天，结果扑了空。原来刘全德早已弃船，化装成货郎，从川沙口悄悄进城。公安虽蹑后，却被他几次甩脱。

有意思的是，刘全德并非孤身。执行“斩首”计划的外围组由一男一女组成，女方正是劳有花。她曾受戴笠亲授，颜貌艳丽，手段老辣。若不是军统覆灭得太快，她也许早已混迹权贵圈。此番重返上海，她的任务只有一个——侦听市府要员信息，打通掩护通道。

然而天网早已张开。11月8日深夜，刘全德在南京路一处公寓与旧识密谈，被策反的线人陆仲达撞见。陆表面寒暄，转身即奔向公共租界外围的巡逻哨所。“那人来了。”短短四字，让守株待兔的行动迅速启动。

三日后，刘全德醉倒在武康路弄堂口，被特警按倒。知道难逃一死，他索性佯装神志不清，妄图蒙混过关。上海市局并不急，继续撒网，先后拿下数十名“反共救国上海行动总队”成员。羁押审讯时，一名落网特务供出：“如果没有劳有花，我们根本不敢进城。”

这句供词把公安的注意力重新指向那位“王牌美女杀手”。可惜劳有花早一步潜逃。她捡起曾在护士学校学过的本行，躲进济南，在妹妹的介绍下进入工厂医务室，口音一致、证件齐全，竟无人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劳有花自认布下一条“保险线”——在履历里写上那家已易名的纱厂。她笃定时过境迁，再无人能追根究底，却没有料到公安档案的细致保存。正是那张同样署名的老旧登记表，把她与1949年的阴谋牢牢锁死。

押解回沪途中，劳有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不是那封外调函，我早就成模范党员了。”审讯员淡淡回应：“历史的账，本就要还。”面对详实的供词、被捕同伙的指认，以及自己留存在军统的照片，劳有花无话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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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劳有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经复核，终予以枪决。行刑那天，黄浦江畔雾气未散，号角声远，枪响仅一次，随即归于寂静。

刺杀陈毅的阴谋，始于一颗信封里的子弹，终于一张平平无奇的入党表。短短几行字泄露出的真相，让深埋十年的黑暗一夕曝光。历史的回声提醒世人：再精巧的伪装，也敌不过时间与正义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