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冬，雾气沿着岷江缓缓升起，成都的鼓角声忽远忽近。三十年前被推上皇位的刘禅，此刻坐在白帝城旧案前，等待一封封急报——邓艾已越阴平，钟会正逼剑阁。局势崩塌，他该如何收场？
回望早年，刘禅的命如同蜀地山路，险处最多。207年生，翌年便在长坂坡被赵云一骑救回；六岁差点被孙夫人掳走；十七岁仓促继位，又要在诸葛亮的羽翼下维系社稷。外人笑称“阿斗”，可他至少撑住了半壁江山，让蜀中百姓得以喘息。诸葛亮北伐五出祁山，后方若无刘禅稳盘，两川或早乱成一锅粥。此点，连《三国志》都写了“天资仁敏”。
诸葛亮病逝于234年五丈原，蜀国的保护伞就此收拢。此后近三十年，刘禅要面对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连串暗流：南中叛乱、羌人作乱、吴国的时而友好时而背刺，外患内忧，一起涌来。他任用蒋琬、董允、费祎，又在黄皓等宦官与姜维之间维系脆弱平衡。说他毫无主见，似乎低估了人家识人用人的手腕。
然而，国力差距终究摆在眼前。魏国吞并关中、占据中原，“甲兵四十万，马过漳河不溅蹄”。蜀中山河固若金汤，也挡不住兵锋南下。姜维多次北上求胜无果，反耗粮草。到263年，司马昭令钟会、邓艾、诸葛绪三路并进，蜀国已不堪再战。城楼上主战大吏声嘶力竭，光禄大夫谯周低声提醒：“再斗便是社稷俱焚。”刘禅低头无语，好一会才道：“不忍百姓再流血。”至此，降书奉上，剑门关亦令放弃。
洛阳行是亡国君的必修课。264年春，刘禅被安置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看似风光，实则寸步难行。司马昭表面笑迎，暗处派眼线日夜看守。一次夜宴，满堂胡笳齐作，蜀汉旧臣听到乡音，人人泪下。刘禅却举杯自若。司马昭细眼一扫，悠悠一句：“安乐公，可还念蜀？”刘禅答得极快：“此间乐，不思蜀。”短短七字，恰似一把钝刀，不割肉，却让在座蜀臣心凉透底。
有人骂他薄情，他却借醉掩饰：“回不去了，哭也没用。”那晚后，郤正偷偷提醒：“若再问，望殿上，闭目，叹先帝旧陵。”刘禅照做，结果被司马昭一语道破，“这定是郤正教的。”众人哗然，刘禅哈哈一笑，像是个天真老人。试想一下，若无几分演技，能瞒过全场？司马昭心中那根弦，松了半寸。
麻烦仍旧没完。暗哨盯守的视线让洛阳的冬夜更冷。刘禅索性在府门挂出三字木牌——“中山寨”。左右侍从看不懂，他只挥挥手：“挂着便好。”密探飞报，群臣议论：“此老幽居心未死，当图不轨？”司马昭叫人取来纸，写下“中山寨”三字，然后反转示众——“寨山中”。他放下笔淡淡一句：“他只想在山里筑个小寨自守，这样的人不足为忧。”此后，盯梢的人悄然撤走。
也有人替刘禅叫屈。蜀亡时，他派人急召姜维降剑阁，减少杀戮；他谢绝霍弋出兵，免南中再添死人；他进洛阳后，时时叮嘱随臣“勿累乡人”，怕的就是因一己执念再引烽烟。若说软弱，确有其事；但要说糊涂，证据并不充分。毕竟，庙堂之上，他能在诸葛亮身后相继制衡费祎、董允、姜维、黄皓诸股力量，不是单凭运气可以做到。
64岁那年，安乐公病逝洛阳。司马昭已先一步薨逝，晋帝司马炎按例赠他车骑将军、谥号“思公”。棺椁归蜀，旧臣哭声震野。有人说他保住了蜀人性命，有人说他辜负了先帝遗志。千年之后，是非仍在争论。
回到那块“中山寨”的木牌，它像一面镜子，照出刘禅的抉择：大势已去，不如息兵。有人佩服他的识时务，有人骂他懦弱。历史不会给出统一答案，它只记录因果。刘备的长坂坡号角早已沉寂，赵云的银枪也锈在时光里，唯有“安乐”二字随风飘荡。刘禅或许平凡，或许机巧，但在乱世尾声，他用一种近乎消极的方式，为蜀地留了最后一线生息，这一点，至今仍值得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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