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只是军统副局长，那军统局长是谁？七任局长有三人葬在八宝山|八宝山|军统局长|张治中|戴笠|钱大钧|陈立夫

1949年秋，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刚刚开放，一口写着“商震将军”的棺椁悄悄入土。路人不明就里，只知他曾是蒋介石的红人。多年后，人们翻阅旧档，才发现：这位躺在八宝山的国民党上将，名义上竟做过军统局长——而最出名的戴笠，只是副职。这样的反差引来无数好奇：军统究竟有几个“局长”？为何有三人最终被埋在新中国的纪念圣地？

要厘清谜团，需先把时间拨回到1926年。那年5月，蒋介石让陈立夫在南京成立党务调查处，负责“考察党员”等文职事务。很快，北伐战火烧起，政治斗争骤然升级，调查处的任务从档案管理变为“清党”利器。到了1927年，“调查处”改称“党务调查科”，监控、捉拿、暗杀一肩挑。陈立夫由此成了后人意义上的第一任“军统局长”，虽然当时机构名称尚未出现“军统”二字。

在南京权力的棋盘上，蒋介石向来习惯分而治之。他模仿意大利“黑衫军”，拉起一个复兴社，将黄埔系青年凑在身边。复兴社下设“特务处”，主要任务是对外谍报与暗杀，处长名叫戴笠。自此，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两支功能近乎重叠的情报力量：党务调查科（后来的中统）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彼此盯梢、互相拆台，反而让最高领袖坐收渔翁之利。

1932年，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被任命为“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则成了局里的二处副局长，拿到了正式编制。此后十余年，军统换了七任局长：陈立夫、钱大钧、林蔚、贺耀祖、张治中、周至柔、商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都只是“挂名”，真正握刀柄的仍是副局长戴笠。有人调侃：“军统一张桌子两张椅，一张坐老蒋，一张坐戴笠，局长只剩站票。”

蒋介石为何死活不让戴笠转正？原因并非一句“猜忌”能解释。其一，资历太浅。戴笠是黄埔六期，论辈分大大落后于陈诚、谷正纲、周至柔等前辈；其二，平衡术。蒋介石需要用中统牵制军统，用军统制衡中统，让两家互相消耗，自己居中驾驭；其三，戴笠行事凶狠，势力膨胀过快，一旦上到正位，难保不会尾大不掉。副局长，便成了既给实权又易制约的折衷方案。

戴笠也明白这一点，索性不在衔头上较劲，专心扩张地盘。抗战全面爆发后，军统如鱼得水，特务与游击双线并进，最高峰时拥有三十万编制，加上“忠义救国军”这样受他本人节制的武装，使他在国民党体系内几乎独立成军。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名片上虽然只写“副局长”，在南京却无人敢小觑。

和戴笠的锋芒相比，那七任局长大多选择了“低调”。陈立夫的优势在于政学系网络，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却不愿深陷血腥事务；钱大钧原是北伐名将，心思放在军务，对情报并不热衷；林蔚干脆把注意力放在空军建设；至于周至柔，外号“空军之父”，他压根就把军统当成额外头衔。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后来与新中国站到一起的三位。张治中在淞沪会战表现突出，又在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多次劝和，1949年初飞赴北平参加和谈，后来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遗体安葬八宝山。贺耀祖在皖南事变后暗助新四军，将皖南突围地图悄悄递给叶挺，1949年香港起义通电也有他的名字，故而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礼遇，葬入八宝山。商震驻日十年，病故东京，遵其遗愿归葬祖国，同样进入八宝山。三位“名义局长”与共和国结缘，命运曲折。

与之成对比的是军统真正的主宰者。1946年3月17日，南京下着小雨，戴笠搭乘的美制C-47运输机从青岛起飞。傍晚5点20分，飞机撞向浙江岱山天平山，机毁人亡。机舱里除了他，还有随从与美军顾问。对外公布的原因是“天气不佳”，但种种猜测流传至今：机械故障、情报泄露、抑或高层默许的“技术事故”，众说纷纭，无从坐实。

戴笠死后，军统迅速被裁撤，改编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上位，可规模已大不如前。忠义救国军被并入警卫部队，昔日的“地下王国”一夜变成摆设。蒋介石此举，一方面是顺势收权，一方面也想把特务系统变成可控工具。假如戴笠生还，未必会心甘情愿——谁都明白，他不缺雄心。

从1926年到1949年，七位军统“正牌”局长的任命时间表，大体如下：1926年陈立夫；1932年钱大钧；1934年林蔚；1936年贺耀祖；1938年张治中；1940年周至柔；1944年商震。每个人履新时，都已位高权重，身兼数职，因此局务多由副局长戴笠全权操办。军统内部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局长只管签字，副座才管生死。”这句揶揄，折射出蒋介石刻意安排的双轨体制。

值得一提的是，戴笠与这七位上司的关系复杂微妙。早年他对陈立夫充满戒心，却又不得不仰其鼻息；对林蔚以下几位，则多半以“私人汇报”越过他们，直接面见领袖。久而久之，局长与副局长的权力天平彻底倾斜，外人只能看到后者的影子，看不到前者的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