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我干了一件让所有亲戚都摇头的事——接了殡仪馆的维修活儿。空调要修，冰棺要修，冻库更要修。别人闻着那味儿就腿软，我倒好，大半夜拎着工具箱，在停着仙人的冰棺旁边拧螺丝。灯光白惨惨的，照着那些安详的脸，我还能哼两句《吻别》。
胆子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直到那个晚上。
冻库的压缩机又坏了，师傅叫我一个人去修。掀开厚重的保温帘，冷气像白雾一样涌出来，我哈着气往里走，余光突然定住了——整理台上躺着一个女人。湿漉漉的长发贴在惨白的皮肤上，浑身赤裸，刚刚打捞上来的，还没来得及入库。水珠顺着台沿一滴一滴往下落，在寂静里发出钟表般的声响。
我愣了一下，别过脸，专心修压缩机。铁扳手拧着螺丝，咔哒，咔哒，咔哒。不敢再看第二眼。
那天晚上回店里，倒头就睡。迷迷糊糊间，感觉床边站了个人。湿漉漉的，往下滴水。我想睁眼，眼皮却有千斤重。她用一种说不清的方式压着我，手脚全动不了，只有意识清醒得像冰水浇头。挣扎，反抗，全是徒劳。她掐着我的脖子，越来越紧。
不知道过了多久，隔壁打牌的人回来了。灯光从门缝挤进来，照亮一小块地板。那一瞬间，压力突然消失，我一个激灵坐起来，满身冷汗。
喝口水，深呼吸，告诉自己：梦，就是梦。躺下，闭眼。
她又来了。
这次还是在床上，还是被压着打。我拼了命地挣扎，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最后是凭着本能硬撑着睁开眼，看见窗外的月亮。我记得老人说过，摸了三下额头能驱邪。摸完，再躺下。
第三次。她在门口站着，湿头发贴着惨白的脸，一句话不说。我终于能动了，冲上去——还是在挨打，但场地换到了外屋。
脑子清醒得很，知道自己在打架，却醒不过来。
第二天平安无事。我以为结束了。晚上刚闭眼，她准时出现。这次是在店堂里打，再下一场，打到了门外的坪里。奇了怪了，我居然有了一点还手之力。
此后一个多月，夜夜如此。我变得神经兮兮，天一黑就紧张，可一躺下，反倒像灵魂出窍似的主动迎出去。打架的地方越来越远——穿过后街，绕过菜市场，最后到了两公里外的沙子岭十字路口。夜深无人，路灯昏黄，我们在空旷的十字路口中间打，拳头撞上空气，却次次实打实地疼。
那一个多月，我们打了三十多场架。从床上打到店外，从店外打到两公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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