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9年夏天,复旦新闻学院,我们宿舍四个人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是在学校旁边政肃路上那家川菜馆。

老四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拍立得,给每个人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墙上贴满的便利贴,上面全是大家写的“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老四把照片甩了甩,看了一眼,突然笑了:“咱们新闻理想,大概就死在咱们毕业这一年。”

当时我们都觉得他在说胡话。

2015年填志愿那会儿,新闻学还是文科生眼里的香饽饽。

亲戚们听说我报了复旦新闻,统一反应就一句话:“好专业,毕业进报社,年入几十万。”

我爸妈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高兴的。

我二叔还特意打电话来,说以后我家要出个“无冕之王”了。

我们宿舍四个人,三个是第一志愿进来的。

老大来自山东临沂,从小看《南方周末》长大,一心想做调查记者。

老二来自江西上饶,本来报的是计算机,分数不够被调剂到新闻,开学第一周还在打听转专业的事。

老四来自四川绵阳,高中时在贴吧写连载小说写了二十多万字,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我最离谱。

高二那年看了一部叫《聚焦》的电影,被里面那帮记者迷得五迷三道,从此立志要“用笔尖戳破世界的真相”。

开学第一堂专业课,老师问我们为什么选新闻。

老大说“铁肩担道义”,老四说“想讲故事”,我说“想改变点什么”。

老二没说话,后来在宿舍夜谈时他说:“我就是想找个稳定工作,别饿死就行。”

当时我们还笑话他,说他没有新闻理想。

现在想想,老二可能是我们四个里,最早看透这个专业的人。

大学四年,我们确实有过高光时刻。

大二那年,老大跟着老师做了一个关于城中村拆迁的选题,稿子发在校报上,被一个本地公众号转了,阅读量破了十万。

那天晚上他请我们吃饭,喝多了,红着脸说:“你们看着吧,毕业以后我要去《财新》,我要写那种能改变政策的大稿子。”

老四在校媒做视频,拍了一个关于食堂后厨的短片,在B站上火了,弹幕里全是“这才是大学生该干的事”。

他得意地把手机举到我们面前:“看到没,这就是内容的力量。”

老二那会儿已经彻底放弃了转专业的念头,开始修经济学的双学位。

他说新闻学太虚,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们三个还觉得他太功利,现在想想,他是我们四个里最早开始“务实”的人。

我那时候在给一个公众号写稿,一篇稿费三百块,一个月能写七八篇,觉得自己的才华终于有了变现的渠道。

我甚至跟家里说,以后不用给我生活费了。

2019年毕业那会儿,我们四个的处境已经开始分化。

老大投了三十多家媒体,收到四个笔试通知,最后只进了一家本地都市报的终面,对方跟他说:“我们现在的编制名额很紧张,你先来做合同工,待遇跟正式的一样。”

老四去了杭州一家MCN机构,做短视频编导,底薪六千,加上绩效能到一万。

他跟我们说:“传统媒体没戏了,得跟着流量走。”

老二考上了老家一个县的公务员,岗位是县委宣传部的干事。

他走的时候我们请他吃饭,他端着酒杯说:“你们别笑我,我这就是图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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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拧巴。

我拒了一家国企的宣传岗,也拒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内容运营,最后去了一家刚起步的自媒体公司,做深度报道。

老板跟我说:“我们是这个时代最后的严肃媒体。”

我们都信了。

到2024年,五年过去了。

我们宿舍四个人,一个在老家县城做房产中介,一个在杭州做直播带货,一个在上海做自媒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在给各种热点写稿,每天活在截稿日的阴影里。

先说老大。

老大在都市报干了两年,2021年报社改制,他所在的部门被砍了一半,合同工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他。

他拿着N+1的赔偿,回临沂待了三个月。

那三个月他什么都没干,每天在家睡觉、打游戏,他妈急得在饭桌上哭,说早知道当初不该让他学新闻。

后来他一个高中同学在县城开了家中介门店,拉他入伙。

老大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觉得一个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去做房产中介,说出去丢人。

但架不住同学三顾茅庐,加上手里确实没钱了,就去了。

他跟我说,刚入行那半年,他连朋友圈都不敢发,怕以前的同学看到他在卖房。

后来慢慢想通了,他说:“新闻理想是理想,但饭是饭。”

2023年县城楼市还行的时候,他一年做了二十多单,到手大概十三四万。

2024年行情差了,上半年只开了五单,他说好的年份一年到手十二三万,差的年份八九万,基本就这个水平。

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带客户看房、算贷款、跟房东砍价。

他说他大学学的那些采写编评,唯一能用上的,就是写房源文案比其他中介写得清楚一点。

他去年在县城买了房,首付是家里掏的,月供两千八,占他到手工资的一半。

他跟我说:“公积金?中介哪来的公积金,都是自己交社保。”

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去做媒体。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想,但回不去了。现在媒体招人,都要二十五岁以下的,我三十了,谁要啊。”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那笑声听着特别干。

再说老二。

老二在县委宣传部干了四年,2023年提了副科。

他老婆是县医院的护士,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2022年结的婚,2024年刚生了孩子。

他跟我说,他的工作日常就是写材料、发通知、应付检查。

他大学修的经济学双学位,在宣传部一点用都没有,他现在最擅长的技能,是VLOOKUP函数——因为要整理各种报表。

“我VLOOKUP了四年。”他在群里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三个都笑了,笑完之后又有点心酸。

老二的日子是四个人里最稳定的。

他和老婆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一万二左右,在县城活得挺滋润。

他公积金双边顶格,月供一千八,根本不用动工资卡。

但他也有他的烦恼。

他说他这两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天花板太低”,他大概能看到自己四十岁的样子——运气好能混到正科,运气不好就副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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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想想,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他在电话里说,“但转念一想,这辈子就这样,也挺好。”

老二是我们四个里,唯一一个把“稳定”和“认命”都说得那么坦然的人。

再说老四。

老四在杭州那家MCN干了两年,从编导做到内容主管,2021年跳槽去了一家头部直播公司,做直播运营。

他现在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每天都在打仗。”

他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直播高峰期甚至更晚。

他负责一个美妆账号的直播运营,每天要看数据、盯场控、跟主播对脚本、处理突发状况。

他说他最长一次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困得站着都能睡着。

他的收入确实高。

2023年他的年包大概在四十五万左右,加上提成,好的月份能到五万。

但他跟我说,他的体检报告越来越难看,脂肪肝、甲状腺结节、失眠,他说这是“金融圈三件套”,虽然他干的是直播圈。

“赚得多,但感觉是在拿命换。”他在群里说,“我算了一下我的时薪,其实跟老二差不多。”

他去年在杭州买了房,首付自己掏了大半,月供一万四,占他到手工资的四成。

他说他不敢辞职,因为房贷不等人。

老四的女朋友是杭州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一直催他结婚。

老四说他想再干两年,攒够一笔钱就转行,去做点自己的事。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不太信。

“做直播这行,三十五岁就是老人了。”他说,“我得在三十五岁之前,想好后路。”

最后说我。

我2020年从那家自媒体公司离职了。

原因很简单,公司撑不下去了。

深度报道没人看,流量全在短视频和热点八卦那边。

老板最后一次开会,跟我们说:“我们想做严肃内容,但市场不给我们机会。”

离职之后,我接了一段时间的freelance,给各种平台写稿,什么火写什么。

明星离婚、社会热点、职场话题、情感鸡汤,我都写过。

稿费从千字一百到千字五百都有,看甲方心情。

2022年我开始自己做自媒体,写热点评论,追着流量跑。

哪条热搜上了,我就写哪条。

运气好的时候,一篇稿子能有个几万阅读,接一条广告能收两三千。

运气不好,写十篇也没人看。

我现在的状态,用四个字形容就是“不上不下”。

收入不稳定,好的月份能有两三万,差的月份可能只有几千。

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什么都没有。

我爸妈一直劝我回老家考个编制,说哪怕去县里做宣传干事也行。

我跟他们说我在上海挺好的,但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去年过年回家,我妈在饭桌上问我:“你那个工作,到底算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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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半天,说:“算自由职业。”

我妈没说话,低头扒了两口饭,然后说:“自由职业,听着就不靠谱。”

前两天,老大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门店门口贴的广告,上面写着“学区房,首付三十万起”。

配文就两个字:通了。

我们仨都没懂他什么意思。

后来他解释:“我发小跟我说,你现在这个状态,比当年在报社写稿的时候看着通透多了。我想了想,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老四回了一句:“你那是被生活打磨的。”

老二回了一句:“你那是想通了。”

我回了一句:“你那是认命了。”

老大说:“都行,反正饭是饭。”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在群里聊了很久。

老大说他现在带客户看房,遇到那种犹豫不决的,他都会跟人家说一句:“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像人生一样,你怎么选都有遗憾。”

老二说他最近在学Excel的高级功能,说想考个证,万一以后用得上。

老四说他准备明年跟女朋友领证,然后跳槽去一家传统企业做新媒体运营,降薪也去。

我说我准备把手头这个号好好做下去,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开个店。

老大发了一个“加油”的表情包,然后说:“咱们四个,谁也别笑话谁,都不容易。”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毕业那天,老四在川菜馆说的那句话:“咱们新闻理想,大概就死在咱们毕业这一年。”

现在回头看,他说得没错。

但也不全对。

我们的新闻理想确实死了,但我们四个都没死。

老大在县城卖房,卖着卖着也卖出了自己的门道;

老二在宣传部写材料,写着写着也写到了副科;

老四在直播间里熬着,熬着熬着也熬出了自己的房子;

我还在写字,只是写的不是当年想写的那种字。

我们都没有成为当年想成为的人。

但我们也都没有饿死。

前几天我路过政肃路,那家川菜馆还在。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想起那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想起老四按下快门那一刻,想起我们四个都以为未来有无限可能的那天。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

没有进去。

因为我知道,那面墙上的便利贴,大概早就被老板撕下来扔掉了。

就像我们当年的那些理想一样。

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