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大幅压缩政策周期，加速讨论修订“安保三文件”。今年6月自民党向高市早苗首相提交内容激进的修订建议草案，日本政府4月底以来多次召开专家会议，8月初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又抛出“扩军促经济”叙事。联系到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大幅提高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集权式情报指挥中枢、强化自身持续作战能力建设等动向，折射出日本安保政策正急剧转向，意图彻底摆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打造实战型“举国军事体制”。此举严重危及战后国际秩序，具有多重违法性。

一是违反战败国国际法义务。《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共同确立了战后日本承担的核心强制义务，即铲除军国主义、限定领土范围、禁止进攻性军备扩张。自民党建议草案在“安保三文件”基础上，从武装产业、作战体制等各方面大幅强化远程先发打击能力，实质上是谋求重获完整交战权国家地位，瓦解战后国际秩序对其战争权的刚性约束。草案还公然将安保范围绑定台海、南海等区域，单方面扩大武力干预边界，严重冲击战后地区安全秩序。

二是违反日本“和平宪法”。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战争权、不保有陆海空等战争战力并否认国家交战权。然而，自民党建议草案明确提出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并主张捆绑美国核威慑力量，增加对“印太”地区军事部署体系的贡献，将其军事战略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威慑”甚至“先发制人”，公然践踏“和平宪法”，将“专守防卫”原则完全抛诸脑后。

三是违背武器贸易国际管控规则。国际武器贸易管控的核心底线之一是防止武器流入冲突地区、防止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然而，自民党建议草案不仅提出全面放开武器出口，更明确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可向处于武力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口武器，彻底打破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的约束，意味着日本可向全球热点地区输送杀伤性装备，背离日本已加入的《武器贸易条约（ATT）》宗旨，将为世界和平增加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战后日本持续通过普通立法、行政释法、政策文件等，以“切香肠”方式逐步蚕食“和平宪法”，不断试探国际社会底线，谋求“自我松绑”。冷战初期，日本政府以“自卫”为名，立法确立自卫队武装体制，主张其本土遭遇直接武装攻击时可行使单独自卫权。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又以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为由，逐渐突破地理限制，授权自卫队在海外执行后勤支援任务。2014年，安倍政府炮制“存亡危机事态”概念，认定他国遇袭且危及日本生存时，可有限度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日本国会修订10部基础安保法律并通过《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为有限集体自卫权配套执行规范，实现常态海外部署支援。2022年，岸田政府正式通过“安保三文件”，引入对敌基地反击能力，松动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

从自民党建议草案看，高市政府加速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绝不是简单的防卫政策调整，而是一套成体系的“再军事化”顶层设计：先用政策架空“和平宪法”，再通过增加军费打造进攻型军队，配套军工出口、战争动员、情报支撑、核政策松绑、绑定美国全球军事体系等，最终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重新成为具备独立开战、远程打击、长期作战能力的“军事大国”。日本右翼频频放风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甚至扬言应“抛开所有禁忌”讨论核政策，更是引发外界极大不安。

上述危险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据日本媒体报道，高市政权上台以来，日本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长崎、广岛等地议会要求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32家长崎县民间团体举行联合记者会，抗议防卫相小泉有关涉核政策发言。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批评政府扩军备武、无视民生福祉。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警惕，俄罗斯、朝鲜等国纷纷批评日本企图推进“再军事化”，表示绝不容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历史殷鉴不远。一个曾经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未进行彻底历史清算、右翼势力想方设法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如今却以“防卫”之名，步步为营推进“再军事化”。这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公然挑战。面对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敦促日本当局遵守国际法义务与“和平宪法”，停止突破战后体制的军事冒险，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任何企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妄动，只会给日本自身和亚太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作者是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