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的村民刘西梅，正拿着锄头在田里翻整土地。
突然，他手头农具像是磕到了啥硬物，使不上劲了。刘西梅便上前慢慢拨开浮土，结果露出了一块黄褐色的大河石一角。
为了不影响后续的耕种作业，村民继续刨土，费了好久功夫，终于看到它完整的模样：表皮溜光圆滑，石面上歪歪扭扭刻了两行像虫爬的符号。
刘西梅没读过多少书，自然是没认出刻的啥内容。他只是单纯觉得这石头看着古朴，而且造型刚好当“石凳子”用不错。
便把它扛回了家中，放在了院子角落。平常大人干活累了就坐上去歇脚，小孩子们就喜欢在石头那上蹿下跳的玩耍。
就这么风吹雨淋着，“石凳子”表面反倒磨出了一层温润的包浆，那两行怪字反倒越磨越清晰。
40年后（1975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由陈应祺牵头到三汲乡一带发掘战国墓葬。
等打开3至5号封土后，却发现里头早已被人扫掠一空，这让全队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老乡给陈应祺随口提了一句：村西头刘西梅家有块刻字的老石头，放了40年没人认得，你们要不要去瞅瞅？
这位考古队负责人听完立马精神抖擞，当即决定跟着他去啥情况。等当面看到“石凳子”，陈应祺赶紧蹲下上手一打眼，心里就大概有了数。
原来石头上刻的是先秦大篆，只是笔道随性散漫，看上去像虫爬似的。他心里嘀咕这应该是一件高古刻石，并当场做了拓片准备进一步研究。
随后，陈应祺将拓片仔细封好后，寄给了北京的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准备请他帮忙释读。
李先生收到拓片查阅之后，回信没有直接给任何定论，反倒问了三个问题：石头出土地附近有没有高山？有没有大河？有没有高大的封土丘？
陈应祺很快回信确认：西靠太行山余脉，南临滹沱河，村外就有好几座十几米高的土台，当地人称“双陵台”，代代相传是古代王爷的坟茔。
自此，地理信息完全对上了，李学勤这才给出铭文“监罟尤臣公乘得守丘，丌臼将曼敢谒后尗贤者”对应的完整释文，如下：
“监管渔猎的罪臣公乘得在此看守王陵，他的旧部将曼，冒昧地问候后世的贤德君子。”
要说这古文字大家就是不一样，从他释读“石凳子”的铭文就能看出行家的严谨：若真是先秦守陵的刻石，那王陵必然符合“依山傍水、封土高大”的地理选址规制；否则，文字释读的方向就可能全错。
等铭文解释清楚了，一下子引起了文博圈的注意，河北本地专家们开始对其展开系统性鉴定研究。
经测量，刻石采用天然卵石，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铭文是直接阴刻上去的，共18个先秦大篆，大小错落、疏密随性。
额外解释一句，大家数铭文“监罟尤臣公乘得守丘，丌臼将曼敢谒后尗贤者”，明明是19个字呀。
其实，铭文中“公乘”二字做了合文处理，即：这两个字共用笔画、融合为一个书写单位，视觉上占一字位置，这是古人节省空间的常用写法。
根据铭文内容，学界认为它的官方属性是一块王陵的标识牌，警示后人此处是禁地。
综合铭文、地理位置等特征，专家们将其正式命名为公乘得守丘刻石，后获评国家一级文物。
存世的先秦石刻并不多，最出名的当属陈仓石鼓，它是秦国的官方重器，十面石鼓个个重达千斤。
上面刻的君王游猎的四言诗，笔法谨严、字字考究，是标准的“王室正史”，历来被奉为“篆书之祖”。
而本文主角完全不一样，它完全走的“民间史料”路子。材质普通到河边随处可见，连连石面都没特意打磨找平，刻字更是像两个人蹲在石边随手划就。
至于铭文，完全没有歌功颂德的套话，却记载了“公乘得”与“曼”两个没资格入史的人，留住了鲜活的姓名与体面。
此外，它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为学界找了几十年的中山国王陵提供了明确的实物线索。
铭文中“守丘”的“丘”在战国时期仅王侯级别的墓葬能这样叫，“丘”、“陵”才会专门设置官员守墓。由此判断刻石附近封土堆，是王侯级别的大墓。
且文字风格带有明显的中山国文字特征，和此前零星出土的中山国铜器铭文笔法相合。
以及刻石出土地三汲乡这片区域，是史书标注的灵寿城范围内，与中山国后期“桓公徙灵寿”完全吻合。它一面世，等于直接将中山国王陵位置确定了。
基于刻石的的指引，考古队很快锁定了村外的“双陵台”，先后发掘出1号中山王厝大墓、2号哀后墓，还探明了完整的古灵寿城遗址。
后续还出土的中山王厝铁足大鼎，上面刻有上千字铭文，明确记载了中山国的世系与史实。
刚好又和守丘刻石的铭文信息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终彻底揭开中山国秘密。
如今，公乘得守丘刻石收藏于河北博物院，常陈列于南区二层《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
2024年铭文中“敢谒后尗贤者，因被网友解读为“对千百年后陌生人的一句郑重问候”，一下子意外走红。它也被亲切称作2300年前的“战国漂流瓶”，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和它打卡。
而当年发现“石凳子”的刘西梅，公开资料中没有他的后续相关记载。但1935年南七汲村挖出国宝的故事却在代代流传，每位听众都在感谢他的无私护宝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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