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将领，一生与蒋介石为敌
1938年7月31日拂晓，西安城外气温尚低，宣侠父披着长衫走出住所，身后勤务兵嘀咕一句：“主任，早点回来。”他扬了扬手，没有回头。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停着，车门半掩，他钻了进去，随后便像蒸汽般在晨雾里消散。
两个月后，渭河岸边的马陵村有农夫打井，辘轳摇到一具捆着麻绳的遗体。验明身份，正是失踪已久的宣侠父。他终年三十九岁，死前双腕青紫，身中三刀。消息传出，许多人记起十四年前黄埔校园里那场震荡——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蒋介石正面硬碰。
要读懂此人，绕不开1924年夏天的广州黄埔岛。那时的军校刚成立，孙中山以“军政合一”自豪，苏联顾问带来整套政治工作机制，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共进会多股力量并存。课堂上讲的是“革命军人之职责”，操场上却暗地较量“谁来指挥革命”。
7月初，黄埔特别党部宣布成立，照规章应由学员推举党小组长。蒋介石却拎着一张名单走进大礼堂，“今后各班小组长，以校长指定为准。”大堂随即一片静默，唯有前排一个高个年轻人站起，递上一纸质询：“此举何以合于党章？”那人便是宣侠父。
蒋介石面色一沉，将纸摔回去。据说他私下嘟囔：“此子脑后生反骨。”第二天，宣侠父被关进禁闭室，校部限他写检讨。三天三夜无人说话，他只留一句给押送队长：“我来此为革命，不为称臣。”终究没写一字。7月15日，布告贴在饭堂门口——宣侠父开除。全校五百余人中，他是唯一被逐者。
离校并未让他沉寂。翌年春，他已在北平李大钊身边负责北方区委工运。那时的京津，学生游行与工潮交织，白色恐怖也在加深。他利用日语优势往返天津码头，接驳从日本返国的进步书刊，整夜躲在租界翻印《向导》。李大钊赞他能力强，“北方缺的就是这样的人”。
1926年北伐枪声响起，他又受命奔赴冯玉祥西北军。冯部上下对蒋早有怨气，宣侠父趁机宣传“联俄联共”的新三民主义。1933年5月，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会师，抗日同盟军挂牌，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某师师长。多伦一战，装备落后的队伍竟撕开日军防线，靠的正是士气和宣慰宣传合力。然而粮弹见底，加上南京下令断供，部队被迫西撤，随后遭到清洗。吉鸿昌就义时写下“恨不抗日死”，这句慷慨绝笔背后，也有宣侠父的影子。
脱险后，他改名换姓潜入上海，白天是洋行职员，夜里在法租界小阁楼里绘制交通联络图。1937年西安事变尘埃未定，他被调往西安，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对内联络东北军残部，对外协调川陕晋补给。有意思的是，同乡胡宗南彼时镇守西安，两人偶有接触。一次密议后，胡宗南含糊其辞地说：“老同学，路各不同，望自珍重。”这种暧昧提醒，宣侠父懂，但形势逼人，已无退路。
军统并未给他喘息机会。1938年春，戴笠派特务潜入西安，目标清单的头号名字正是宣侠父。7月31日那辆黑色轿车发动后，司机把车门反锁，车厢里冷气沉沉。特务打了个手势：“跟我们走一趟吧。”夜色里，宣侠父只回了一句：“革命的账，总有人来结。”
案件被尘封至解放后才逐渐浮出水面。1951年，两名涉案特务在西安落网，供出押往马陵的路线；1988年，前西北军统区长张严佛回忆，蒋介石曾在南京“批可行”三字，批准了这起“特别行动”。文件迄今未见公开，但暗杀链条的存在已被并置在多份档案中，相互印证。
回望黄埔校史，第一期学员里走出了几十位将军，分散在两党军中；只有宣侠父被逐，却以另一种方式攀上了我党将领行列。他未曾穿过将星闪耀的军装，却在北方前线、西安谈判桌、情报暗网间，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迹。与蒋介石旷日持久的角力，以开除为序章，以枯井为句点，其间波折映照出那个时代政治与军事交缠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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