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4日凌晨3点，罗布泊戈壁漆黑寂静。总参谋部副总长张爱萍披着军大衣，拿着手电筒，在简易营地的砂石路上快步巡查核试验各工位。清点名单时，他突然发现一位叫“罗箭”的青年技术员没报到，心头一紧：这名字很面熟，不就是罗瑞卿大将的长子吗？
同一时间，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里，罗瑞卿正对随员苦笑：“老大半年来音讯皆无，连封家信都没有，算起来差不多是‘失踪’了。”众人一时无言。谁也不敢告诉这位大将，他的儿子此刻正背着保密命令，在数千里外的核试验基地埋头工作。
罗箭原名罗小卿，1938年4月降生于延安。父亲忙于保卫党中央，母亲投身革命，他一岁便寄养在做豆腐的老乡家。取名“卿”还是父辈同窗任白戈顺口起的，等到上学嫌“卿”字太难写，自己改成“青”，直到哈尔滨军工学院时才改为“箭”。
在延安中央保育院，他与刘太行、邓小平之女邓琳等一群小伙伴听朱德总司令拉扬琴，跟着康克清学数儿歌。礼拜天，大人们从前线归来，总把这些孩子抱在怀里。那段红旗下的童年，艰苦却温暖，罗小青心里记下了“集体的爱”这四个字。
1945年，日寇投降。罗瑞卿进驻张家口后，才把妻儿接来团聚。旋即又迁到阜平城南庄，聂荣臻开办“荣臻小学”，孩子们睡大通铺，吃玉米面糊，却从老师那里学会了算术和地图。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学校搬进城里，改名“八一小学”，绝大多数延安旧友成了新同学。
进入101中学后，罗小青的理科成绩常年名列前茅。放学回家，他总爱围着父亲问武器、问地图，“建设新国家该学什么？”罗瑞卿脱下呢大衣，笑着回答：“往后要靠科学，理工科才顶用。”这番话成了少年的方向标。
1958年高考，他原打算志愿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又去请教陈赓。陈赓略一沉吟，说：“哈军工好，但原子能系要到中国科技大学才全。”于是，罗小青成了科大59级的一员。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曼哈顿计划资料，立志投身核事业。
1961年寒假，同窗任嘉因从哈军工来京，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学校今年新设核专业，你来吧！”恰逢中央决定从重点高校抽调骨干支援军工，罗小青立即申请转学。罗瑞卿拍板同意，并嘱咐：“军校里行事要干脆，名字也换个利落点，就叫罗箭。”
哈军工的操场冰天雪地，早操号一响，学员们背枪小跑。罗箭常把毛岸英的事迹贴在床头，“要学就学最难的，要干就干最险的”，成为他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课堂、电机棚、试验场三点一线，他的成绩始终在前列。
1963年毕业分配，罗箭主动选择西北核试验基地研究所。1964年5月，接到“西行”命令，他仅向母亲留下一句“去外地实习”，随后与家切断联系。此后整整半年，身处荒漠深处，每天对的是仪器、沙尘和写着编号的铅封袋。
再说回10月14日。张爱萍循着工号在地下指挥舱找到了那个“失踪”的青年。“小罗，你在这儿干得热火朝天，家里都快急疯了。”罗箭抹了把汗，笑着答：“张副总长，纪律不让报信，我可不敢坏规矩。”张爱萍拍拍他的肩膀：“守纪是好事，等工作一完我替你报平安。”
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升腾起蘑菇云。值班电话里传来清晰的倒计时，所有人屏住呼吸。爆声震撼戈壁，也震动了收音机前的千家万户。不久，罗箭因表现出色被记三等功。
11月初，他终于回到北京。家门口，罗瑞卿迎了出来，神情复杂。饭桌上，老将军端起酒杯：“今天不谈工作，只说家常。孩子，干得漂亮。”随后拉着全家去了前门全聚德，一桌烤鸭，换来久违的欢声。
此后二十年间，罗箭参与多次地下核试、导弹热试车与器件老化试验，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1985年，国防科工委进行干部调整，他被调任政治部组织部长。对着设备间那排熟悉的仪器，他沉默许久，还是服从组织安排，转身进了办公室。
1996年退役，他常到太行、延安等老区调研，帮当地学校修实验室，给孩子们讲物理课。有人问他为何不写回忆录赚稿费，他回答：“做点实事，比留几页纸更有用。”
罗瑞卿当年立下的家规——“干部子弟不能飘在空中”——罗箭始终记着。低调行事，尽力而为，这是他对父辈最简单也最真诚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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