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6日，昆明的街头还淌着昨夜秋雨，省政府大院却风声鹤唳——龙云被迫飞往重庆的消息传开，滇人眼中的“云南王”就此离乡。送别飞机时，卢汉站在机坪边沉默，他忽然发现，昔日那座依托龙云才得以稳固的高台，已只剩他一人扶持。
自此，卢汉成了云南名义上的惟一“镇山大王”。然而越靠近抗战尾声，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戒心越重。滇军虽已扩编为“第一方面军”，看似兵强马壮，却并非嫡系，随时可能被抽空骨干。蒋介石一句话，“入江北”“赴东北”，就能让这支滇军离乡千里，骨肉分离。留在昆明的卢汉表面受封省主席，内心却明白：这是一顶不留退路的“紧箍咒”。
接下来的两年，他干脆把心思放在两件事上：保住自己人，摸清大势。抗战结束，法币塌方、金圆券横空，一夜千金的凄凉在烟雨滇城弥漫。卢汉时不时在。
1948年秋天，东北战场风声骤变，解放军连下数城，西南各省几位军阀一边派参谋打听八路军的动向，一边暗暗和中共地下渠道接头。四川有刘文辉、邓锡侯，贵州有潘文华，云南这条线则落在了民盟骨干杨维骏身上。
杨维骏是云南人，他的父亲杨蓁和卢汉同出云南讲武堂。一次茶敘，卢汉故作轻松地问：“昆明里还有哪些进了看守所的‘小杨’？只要你点名，我去放人。”这一句把杨维骏听得心里热起来：滇军这位老总，八成想转向。
不过，心动归心动，真要举事可没那么简单。卢汉不止一次对身边将校说：“先留力，不可妄动，山高路远，咱得看清楚风向。”他的口头禅是“审时度势，留条生路”。为此，他让师长邱秉常到宣威“挂职”，暗通滇东北地委；又悄悄派卡车把弹药送给滇黔桂边纵，还特别选了倭籍司机，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
有意思的是，正当这条暗线逐渐成型，一场血腥事件几乎让一切化为乌有。1949年2月12日，昆明爆发南屏街金融风潮。真假金圆券分不清，数百市民怒砸银行，冲突中21人被草率枪决。新华社随即点名痛批，卢汉被列入“战犯”名单。地下党人一片错愕：这位省主席到底靠不靠谱？
质疑声传到卢汉耳中，他急得连夜召见杨维骏，反复声明“我从未回头”。杨维骏帮他起草了《云南和平自救要点》，连签字带信封，派人送到香港。但此时保密局头子沈醉的触角已摸到卢公馆。监视、盘查、暗哨——密网越织越紧。
8月盛夏，卢汉接到一封重庆来电：蒋介石点名要他“面陈军情”。左右劝他别去，他却皱眉沉思：“不去，就是反了；去了，也可能回不来。”当夜，他嘱咐秘书：“若我平安，电名卢永衡；若被扣，就用卢汉两字。”
结果众所周知，张群从中斡旋，蒋介石饮恨收手。可回昆明后，“请捕共党”的密令如影随形，毛人凤亲赴昆明，硬逼卢汉在处决名单上签字。卢汉干脆装病拖延，外加放出话：“逼急了我就交印信。”毛人凤咬牙切齿，却也不好真撞破这层窗户纸。
11月中旬，副总统李宗仁途经昆明，被卢汉邀宴。酒过三巡，卢汉提了被关的四百多名学生、工人、商界人士，请示先行释放。李宗仁心知肚明，一挥手答应。自此，卢汉连最后的顾虑也放下：云南绝不能再当炮灰。
1949年12月9日，张群飞来昆明，口口声声劝卢汉携部西撤贵州。卢汉已无退路，当晚索性以“留客”之名将张群、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二十余人集中“保护”。所有军政要员含泪落笔同意“听命中央人民政府”，唯独张群死扛到底。念及旧谊，卢汉让人备机相送。
就是这一放走，让云贵高原外的观察者心里“咯噔”一下。沈醉女儿沈美娟后来回忆：“父亲当时判断，卢汉把张群放了，是最大失招。”而在北平，中共中央也得知消息，决定再等等，确认真假——电报迟迟未发。
起义通电已飞向四方，昆明城里军警散尽，商号悬红旗，军心民心一夜倒向新政权；可卢汉等来的，却是三天的静默。有人悄声问他：“万一那边不认呢？”卢汉只说了八个字：“箭已在弦，不能回头。”
12月11日凌晨，电报机终于“哒哒”作响。毛泽东、朱德发来复电，对云南起义“深表嘉慰”，并请迅速整编武装、维持秩序。卢汉长舒一口气，挥笔下令：滇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原西南各野战部队火速西进。
十余天后，昆明街头出现了解放军先遣部队的身影，双方无枪声交接。一省易帜，未闻炮火，这在烽烟四起的1949年属难得情形。云南百姓照常赶集，茶铺还是那壶“金鸡滇红”，只是招牌上多了一面五星红旗。
但关于那天晚上的决定，人们总要追问：若当初没放走张群，会怎样？历史没有如果。可以肯定的是，失策归失策，卢汉终究使云南免于战火，滇军也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对于一位久经沙场的旧军阀而言，这已是他能给故土的最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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