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治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这些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日本的加速右转已经跨过了一个特定节点，对外释放了一个极其消极的政治信号。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首相石破茂的表态，去年他发表终战日谈话未遂，今年再次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直言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国家的所作所为，更不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选择性地淡忘历史。
他强调，“直面过去”不仅是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关乎日本未来国家走向与生存发展的基础。在对待安倍晋三2015年发表的“不能让无关的子孙后代背负谢罪宿命”的“安倍谈话”时，石破茂更是公开表明了反对立场，直接宣告“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但很显然，自民党里没人听他的。
在极右翼高举民粹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大旗的背景下，石破茂这样一位坚持国家理性、主张务实安保与承认历史延续性的“传统务实右翼”，反而显得像是一股“清流”，可即便是已经在日本政坛格格不入的石破茂，在列举日本战争罪行时，也只是提到了印尼、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却唯独绕开了中国。
自1995年战败50周年以来，日本政府在战败逢十周年之际由首相发表正式历史谈话，逐渐演化为一项涉及国家政治承诺的惯例。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
这份声明明确承认日本过去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楚”，并表达了“深刻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村山谈话”不仅是战后日本对历史罪责的一次集中厘清，更为日本重新融入亚洲与国际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自从安倍在战后80周年谈话中掺杂私货后，历史修正主义就在日本右翼内部盛行，从此日本政坛加速右转。而高市向来以“安倍接班人”自居，本人又是极右翼政客，在历史问题上自然表现得更加极端，尽管她出于外交考量，没有亲自到场“拜鬼”，但自民党其他高层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多少说明，极右翼历史观已经上升为自民党的主流立场，反而没了石破茂这类务实右翼的容身之地。
从石破茂的表态来看，他很清楚，历史责任是日本开展邻国外交与实现“国家正常化”无法绕过的战略资产与负债。如果日本一味否认二战侵略罪行，肆意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不仅无法获得亚洲邻国的理解与信任，反而会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永久的孤立状态。极右翼狂热的历史修正主义，表面上在彰显“国家尊严”，实则在不断消耗日本的国际合法性与外交软实力，是将日本推向战略孤境的蠢行。
石破茂还指出，作为国家，战前的日本帝国与今天的日本存在不可分割的延续性。“我们不能否认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如果斩断了历史的延续性，否认战前政府的行为责任，实际上就是在动摇战后日本国家主权与法律秩序的合法性根基。一个不敢承认过去的国家，在国际法理上同样无法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未来体系。
去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0周年，石破茂虽然迫于党内右翼势力的巨大压力，未能以首相身份在8月15日当天发表正式的政府谈话，但他随后在10月以记者会形式发表的“战后80年所感”中，痛心疾首地警告：“政治家必须拒绝屈服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为了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日本“绝不能容忍狭隘民族主义、歧视或排外主义”。
到了今天，他的立场也没怎么改变。相比起来，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持续煽动外交对立，是极度不负责任的政治投机，将政党利益与个人政治私利凌驾于国家整体外交与战略安全之上。
所以不是石破茂想要当清流，他是不得不当，但还是很难给日本踩刹车。
就事论事地说，石破茂在采访中不去谈日本对中国做了什么，恐怕不是什么“无心之失”，而是日本保守派长期以来“重东南亚、轻中国”历史叙事的延续。承认对东南亚国家的罪行，在日本保守派内部所面临的政治阻力相对较小。
也许这是石破茂为了维持自身在自民党内生存所保留的最后的“政治安全底线”。石破茂非常清楚，公开否认“安倍谈话”并提及东南亚侵略历史，已经触及了党内极右翼的忍耐极限；如果他进一步公开、深入地检讨日本对中国造成的浩劫与罪行，将撕裂他与自民党保守基座的联系，导致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到一个不可接受的程度。
因此，石破茂的“历史清醒”极其有限且带有强烈的选择性。他主张“直面过去”，但只敢选择性地直面“一部分过去”；他主张“反省侵略”，却巧妙地绕开了受害最深的国家。这种局限性表明，石破茂的“清流”标签，只是在与极右翼极端倒退的对比中被动产生的相对概念，所以他依然未能摆脱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将历史问题工具化、地缘化的狭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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