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一回聊聊名字的迷宫。
我们这对冤家叫什么名字？不是告诉你了吗，曾经的朋友和同事，有过短暂的合作，在珠江电影制片同住一个房间，根据同名小说什么什么的《鱼档》弄了一个文学剧本，1984年首映，后来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又是获奖又是出国参加影展什么的。以后几乎年年都有提及，一直火到2025年。
现在用手机上网查查，不就知道两个作者是谁了吗？
我现在叫他立早兄，因为他年纪毕竟比我大，直呼其名不敬；叫老师吧，他也没有给我传道授业解惑，过些什么招。还是称兄尊重一些。
广州资深记者吕硕文在世的时候，曾经就立早兄是否在广州业余大学文学创作班讲过课和我发生过认真而友好的争论，因为我们当时都在这个班就读，而该班的确也孕育了很多广东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的人才，吕硕文文章中有记录。
关于这个班，我曾经在《同丰里十七号》系列中名为《机工会：我的文学摇篮和舅舅失足的贼船》一文有详细的叙述。
我当时对吕硕文说，没有看到立早兄来讲课，但是他言之凿凿说有，结果他甚至请教了一位当时主持这个班工作的文化界前辈赵宗英，而赵认真查找了当年的纪录，的确有这么回事。
搞清楚了，我是1977年进的这个创作班，但是年底很快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而吕硕文继续留在这个班深造，因此，他可能听过立早兄谈创作。
根据我日记的记载，立早兄是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才调进广州师院的，教写作，但是写作课我们已经完成，因此没能聆听立早兄讲如何写作，但是却目睹过他在课堂手舞足蹈的风采，就是他应文学理论教研组的邀请作关于广东文坛会议的传达报告，仅此而已。他1979月5月份才告诉我，正式批准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成为会员的。因此，可能也得到以作家的身份到业余大学讲课的资格。
立早，就是一个章字。
我的确要感谢立早兄。真的，没有立早兄那在文艺界、报界甚至可能是政界如鱼得水般的人脉，这叠原稿纸也许以另外的面孔出现在另外的地方，可能默默无闻，最多是昙花一现。
不过，立早兄也要感谢我，没有“以你（指我）为主”（立早兄语）的这部小说和电影，造就了他后来频频亮相受访，几乎上了中国所有大大小小媒体的版面，也在荧屏上偶尔露露峥嵘，获得个晋身广东文学馆刊登大头照的殊荣，以及什么“终身成就奖”的称号，“广东好人”的绶带。不是吗？在他等身著作中，大头照下放的，不就是刊登《鱼档》的那一期《花城》杂志，而不是他独自完成的其他的长中短篇吗？
立早兄，准确地说是浙江宁海人士，早年广州求学，就读华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中学任教。前后两段婚姻，均是文化界和医疗界淑女，居住高楼深院，与市井气相去甚远。
我呢？黄锦宏、黄锦雄还是黄锦鹏？是黄锦鸿。母亲说，是一个算命先生起的名字！鸿是江鸟鸿，注定了后来要到有水的地方飞翔，广州仔，市井平民出身，门前即为街市鱼档。广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因《鱼档》一作走红，表彰提级升职分房，搬进桂花岗广师新宿舍，同一栋L形的楼宇，与立早兄为邻。立早兄已经提了副教授的职称，享受一厅三房的待遇，而我也有幸从助教摇身一变为讲师，分到了两房一厅。不过，跟立早兄不在同一个门口出入，避免了朝见口晚见面的尴尬。
入迁新居后，我记得我们只是彼此串门一次，我说看看他房子的格局，想着自己晋升副教授时该有的待遇；他也来我家一次，是广州师院要我们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坐在我家沙发上照了一张。照片我见过，但刊登在什么地方我没有看见。
对了，关于1990年我想出国留学或者走一走的念头在中文系已经是公开秘密的时候，立早兄重新与我近乎起来，主动介绍他女儿、单名一个戈字的秀气而聪颖知性的一个女孩子到澳大利亚留学的手续和经验，有不同的中介机构名称地址电话，有要走的具体程序准备的文件等等，堪称留学黄金指南。我衷心谢谢他的好意。
该作分为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两个部分，白鹅潭的广东文学馆也分开小说和文学剧本两个部分陈列。两个部分情节上有所不同，一些情节是小说中没有的；甚至一个主要人物的名字也不同，小说中的于得水成了电影中的于得粦，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官耐心地吃瓜吃下去，自然明白。
作品作为小说，掀起的风波不大，可是一旦成了电影制片厂开拍并决定力捧的电影，在那个时代是不得了的大事了。
按照惯例，总是小说在前，电影在后，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某某小说或者某某话剧，可是，这个作品却是电影文学剧本先于公开刊登的小说。当年，小说是《花城》的1983年12月的最后一期，可是，文学剧本却是当年10月已经定稿。当小说在《花城》刊行并于次年获奖的时候，电影已经如火如荼在筹拍和开拍。
这是因为，当时珠影文学部已经看了小说的清样，推掉了另外一个同题材的本子，希望大干快上了。
《花城》的颁奖会开过了，电影也完成了前期准备阶段，正在拍摄中。期间，我已经完成了几个作品，有小说，有报告文学，还正在创作我的第二部电影文学剧本，而报告文学和小说频频获奖。其时，我也从爱情的创伤中摆脱出来了，正和一位长相“像电影演员高英”（介绍人语）的美女谈恋爱，她在铁路系统工作。我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忘形。
可是，正当《鱼档》作为电影上映的时候，难以理解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11月20日，我如常路过东山口，发现东山口原中南局大院前那放置大型广告牌的地方已经预告《鱼档》的公映资讯，可是，编剧黄锦鸿却变成了黄锦宏！
顿时，感到我这一人生高光时刻被乌云盖住了。我很生气，因为我的“高英”和家人就住在不远处的共和村，而她家里也知道了我参与创作了电影《鱼档》，可偌大的广告牌上写的不是我的名字。不会说我是骗子吧？
第二天，我回到学院，因我正式关系还在宣传部，就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主管电影广告的电影公司发去一信，要求其更正广告牌上的错误。消息反馈回来了，错误还不止一处，在广州体育馆旁边也有这样的一幅很大的广告，上面写的也是“黄锦宏”。
广州电影公司宣传科的科长还是副科长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俊杰，可谓识时务者，姓周，管广告发行等。我知道周君是立早兄的老友，立早兄向我吹过的。在我等着回复的时候，11月25日，学院在东山校区开运动会，我见到立早兄，要求他“通过私人关系”向周君说明一下，派个人把广告上的名字改回来。翻开25日我当天的日记，上写：“他（指立早兄）嬉皮笑脸，看来他心中颇为得意。我声言，学院宣传部已发函电影公司，再不改的话，我就要发脾气了。”
大约十天后，到12月1日，广告上的名字才改过来，但是，其主办的刊物，“黄锦宏”却成了永恒的印记。事实证明，广州电影公司印制的出版物，全是“黄锦宏”！
事还没有完。12月6日，立早兄告诉我，电影公司因为我写信一事很生气，因此，在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上该片的广告，干脆不打编剧的名字。广州电影公司利用手中那不起眼的权力，继续以这种形式玩一把。
但是，这件事惊动了广东省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罗源文。12月8日《鱼档》剧组在白云宾馆开会，导演张良现场向省市领导汇报上京放映的反应，省市主管文艺的领导来了，报社记者都来了。罗源文公开批评报纸广告为什没有编剧的名字，当时也在场的周君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
不过，后来听说周君英年早逝，这篇文章他也看不到了，否则当年为什么这位识时务者频频出错就有答案了。
我估计，当时立早兄和我一样，陷入高度亢奋之中。他是另外一种忙碌，忙着编织他的“创作故事”，动用他一切可用的人脉，主要宣传他一人如何写的《鱼档》。
在这之前的8月7日，广州市一份销量很大的街头小报叫《舞台与银幕》的，就出现了一篇写立早兄如何写《鱼档》的长篇报道，洋洋洒洒，只字不提作为主创的我。我生气了，他也知道激怒了我。文章究竟是谁的手笔，我不清楚，当时管小报的姓吴，好像叫清泉什么的，是立早兄口中的哥们。吴，粤音与唔同，“不”的意思，吴清就是唔清，加上泉字，岂非是广州著名景点的贪泉吗？此事在发酵。
《舞台与银幕》当时只是广州文化局属下的一份娱乐性宣传物，但老百姓很受落，茶余饭后侃侃明星趣闻，一睹娱乐圈众生相，是一大乐事，因此出版周期缩短，销量不断攀升。
立早兄知道我的脾气，但是，此时我只是决定断绝和他的合作，停止了一个叫做《广州姑娘》的电影剧本的写作，自己另起炉灶。其时，和他的瓜葛，就是以两人名字发出的作品、包括创作体会之类的稿酬的五五分成。他说，应该，“亲兄弟明算账嘛！”
立早兄的小动作不断。11月初，广州文联给上海文学报发稿，作者的名字也只写立早兄一人。立早兄说，广州文联主席野曼要他向我解释云云。
和诗人野曼老人家我没有私交，只在公开场合见过面，开会时寒暄几句。但像对所有关系户一样，立早兄倒是他家的常客，曾经多次传达过据说是野曼对我的评价。这次也一样，是听立早兄转达而已，究竟是不是文联写的稿，还是谁人写的，我一概不知，也无心去查究。因为其时我手边有很多题材可写，也正在写。我的第二个电影剧本，也在修改阶段。
又来了！11月26日，立早兄亲自在《舞台与银幕》撰写关于《鱼档》一片的通讯，把我的名字写成黄锦雄！我在日记中写道：“联系电影公司的广告，这件事就不能一般看待了。我开始反击了！”
但是，我无力反击，无法反击，实际上也没有反击。在那没有电脑打字的年代，出版方可能一句话就搪塞过去：植字错误，对不起。再加上一两句套话，就完事了。你可能永远不知道背后的猫腻！
很快，我的第二个电影剧本《街市流行曲》通过了！我又沉浸在“触电成功”的喜悦中，剧本稿费提高了，是我单枪匹马写成的文学本子，而且可以组班子开机了。同时，我也正在筹备我的人生大事，我要结婚了，懒得顾这么些小事了。
我知道，我已经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纪录：仅用两年时间，同一文学剧本作者有两部电影上马！
一切似乎都翻篇了。我这么一个来自没有文化家庭的布衣孩子，电影写了，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了，不止一次获奖了；美妻娶了，儿子出生了；我教了几年书也出国了。来到了荷兰，喜欢上这个像花园一样的国度，并且不需要任何的背景就进入了政府资助的公共媒体工作，担任电台的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了。
但出国后发现《鱼档》的事还没有完，还有好些纠葛。所幸有了互联网，有什么新闻打个关键词就能搜索得到。我知道，千禧年后，《鱼档》偶尔还在国内舆论场上热一下，我回国也遭遇了记者的截访，日后慢慢道来。
可是，在深圳某报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即2018年而作的一篇由立早兄亲自操刀的题为《从买鱼的事说开去》文章中，居然写的是“黄锦鹏”。
这时已经是电脑打字时代，我不知道，立早兄用的什么输入法，肯定不是拼音输入，也许教授只会用手写法。我简直无语了。我名字究竟什么，立早兄居然糊涂了，也许从一开始就存心搞不清楚。
今天我写的这一幕，是否也在已经于千禧年被《广州日报》收编的《舞台与银幕》上刊登刊登？意不在那微不足道的稿费，只在娱乐大众，让大伙在大热天吃个瓜痛快痛快。
因为某种原因不登也无所谓，反正网易、腾讯和今日头条会刊登，AI更能搜索，自动会把这一幕载入史册。
日前，有网友评论，立早兄“吃相太难看”。说这话的当然是挺黄派。
他可不管难看不难看，其事迹已经风传中华大地，不过，他始终是以“代表作”《鱼档》闻名于世的，也捎带把我的名字带上，让我也风光风光。谢谢！
我想，也许立早兄希望这作品流芳百世，很多年后人们发现曾经有这么一篇古董，于是遍寻古籍，皓首穷经，训诂诠释，按六书之义，形声会意一番，发现文献中其中一个作者居然有不同之名。有人有考据癖，有辨别真品赝品的金睛火眼，但是输入姓黄的名字时候总出错，对不上号，只有章姓作者的始终如一，认定姓黄的这厮可能不存在，或许是个伪托，或许在该作的形成中只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如他常说是“我的学生”，一个因为“卖鱼富起来能够请他到东方宾馆听歌的学生”，让人联想到他在二中任教时的学生，正是这厮提供给他“无尽的生活素材”，仅此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名字写错不出奇。
问题是，写错的都出在跟立早兄有关的文字中，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和文艺单位，均准确无误。立早兄啊立早兄，玩砸了。
不过，我用的是“也许”、“可能”和“或许”等词，这符合作家的异想天开。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欢迎网友点赞、拍砖、转发、评论或更正和补充。（黄锦鸿，写于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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