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科举里的贡生,顾名思义即 “ 贡入国子监 ” 的秀才。实际上,绝大多数贡生并不真正赴京坐监读书,尤其是清代中后期, “ 贡生 ” 这个头衔更多意味着一种功名身份和选官资格,而非太学中的在读生员。因此,跻身贡生行列的秀才,其政治地位要高于普通秀才。
清代贡生有 “ 五贡 ” 之说,即按资排辈定期对上递补的 “ 岁贡 ” (俗称 “ 挨贡 ” ,这个挨字真是形象);恰逢皇家有喜事而沾沐皇恩的 “ 恩贡 ” ;选拔极其严苛的 “ 拔贡 ” ;由督府保送的 “ 优贡 ” ;考举人落榜但名次尚可的 “ 副贡 ” 。此外,还有花钱买来的 “ 例贡 ” ,当然这类算不得正统贡生。
贡生的名额极紧。一个地方的秀才本就稀罕,从中再选贡生,更是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如果您不信,请看七十一岁方熬上岁贡的蒲松龄,和六十岁时突然运气爆棚荣获恩贡的莒州书法家贾珣 廪生贾珣 。
这些形形色色的贡生中,含金量最高的当数拔贡。所谓的 “ 拔 ” ,就是拔擢英才之意。拔贡考试在清代早期是六年一考,乾隆七年( 1742 年)后改为十二年一考,考试流程需要过三关,即省试,礼部复试和朝考。通过朝考的,成绩一等授七品京官或地方知县,二等授教职,三等仅获得 “ 拔贡 ” 功名,可以留国子监读书,以后继续参加乡试考举人功名。
所以拔贡也是清代 “ 五贡 ” 里选拔最严、地位最高的,堪称 “ 贡中之魁 ” 。民间俗语对此形容可谓入木三分: “ 岁贡如老米,恩贡碰皇恩,优贡挑行优,副贡落第人,拔贡方为真贡生。 ”
本文的主角于学谧,就是拔贡,也是清乾隆年间活跃在莒地乃至鲁东南地区的著名才子。因其名气大,学问高,才艺全,所以民间关于他的轶事流传甚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传奇色彩愈发浓厚。本文将尝试着以史志为据,把真实和传说的边界厘清一下,看看那些精彩的轶事中,哪些可信度更多,哪些有明显硬伤。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属于莒文化爱好者之间研究探讨的范畴,特此声明。
(二)
于学谧,字靖之,莒城南于家庄(今莒县刘家官庄镇前于家庄村)人。
关于莒城南于家庄,我在前文 莒县城南傅家庙子传奇【详说莒文化遗迹系列】 提及过。于家庄于氏在莒地望族中颇为独特,除科举成就外还以书画闻名。自八世于心嗣开始,家族中书画名家辈出,代表人物包括于学谧(号小晋)、于湘兰(号香涛)、于长龄(字寿山)、于锡朋(号寿三)、于廷璧(字子谷)、于开先(字少山)、于树封(字疆臣)等人,可谓大师云集。其中于树封的牡丹与庄陔兰书法一度被誉为 “ 莒州书画双绝 ” 。
(图为于树封所绘牡丹图和局部展示,该画为“莒县碧 梧轩画院”藏品,“在莒堂”提供 )
但是,如果在于家的艺术大师中推选一个在科举、书画、诗词等各领域皆成就斐然的六边形战士,那么首选于学谧,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于学谧的祖父正是开创于氏绘画先河的于心嗣。这位老乡绅经常和那些莒地名流一起舞文弄墨,诗歌酬唱,为人比较活络,但于学谧的父亲于檒( fēng )则不然 —— 他是一个性格严厉、生活俭朴、做事勤奋认真的秀才,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后来于学谧和弟弟于学训在科举考试中的成绩都很好,这和于檒对他们从小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嘉庆《莒州志》中对于檒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晚年也是个口才很好,爱讲故事的老爷爷)
可是,于学谧和于学训这哥俩显然更多地继承了祖父的名士范儿,个个能写会画,吟诗作赋更不在话下。特别是于学谧,史志书上称其 “ 工诗辞,长书法,性嗜古,藏书甚多,旁及佛学,书画大家 ” ,这近乎完美地契合了一位封建名士的几乎所有特点。
有一则于学谧童年的轶事,说他在十一岁时,父亲于檒发现了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山海经》,觉着看这种 “ 闲书 ” 是不务正业,大发雷霆,焚书斥子。没想到几日后,于学谧竟然凭着记忆又很快将《山海经》默抄下来,还重新编成了书册,一字不差。
这段轶事即便是真的,也应该有夸大的成分 —— 毕竟《山海经》有三万多字,里面生僻怪字极多,能一字不差地全文默写,对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来说着实有点逆天。不过,于学谧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打小就很过硬,也确实是事实。
他早年的人生如同开了挂,丝滑又流畅:十二岁时在州试(等于童生试的第一场县试)中夺魁,十六岁正式考取秀才功名,十九岁在生员考核中凭优秀成绩成为廪生,即秀才中的优等生,可以享受官府的人才津贴了。
之后一段时间,有很多资料说他投入北海韩理堂、江南吴玉贽( zhì )两位夫子的门下读书,才华显露,名声日隆,是青州、莱州、沂州的三府的名士和文坛里的领军人物,并在督学黄芾组织的考试中得第一。
这些说法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排除是讹传或笔误。
首先最显著的一点是,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能找到清代山东学政(督学)中有个叫 “ 黄芾 ” 的人,从时间上看倒是能和黄登贤对上号,但黄登贤字云门,号忍庐,实在和 “ 芾 ” 字不沾边,只能存疑。
其次,于学谧拜师的两位夫子中,江南吴玉贽就很令人费解,也是查无此人,倒是同时期江苏有个金石专家叫吴玉搢( jiàn )的,不知是不是这个人?若是,那就应该是史料中的笔误了。至于北海韩理堂,就是山东潍县(潍坊即北海故地)的进士韩梦周,字公复,号理堂。这位老先生被罢官后在家乡教书三十余年,和于学谧在其 “ 门下读书 ” 时间线吻合,可信度较高。
(《北海人范》中的韩梦舟,其实我个人感觉他的著作《养蚕成法》影响力更大,没错,这位进士还是个出色的农学家,图片源自网络)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年),于学谧迎来了高光时刻。在这年丁酉科考试中,他名列第二,顺利获得拔贡省推资格。名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山东学政钱载。这位学政大人的来头不同寻常,是从中央部门直接空降来的 —— 乾隆四十一年即 1776 年,由于时任山东学政的黄登贤突然病故,所以朝廷不得不委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正二品)钱载临时代摄山东学政之职。
有很多资料说钱载后来当了山东巡抚,还对于学谧照拂有加,这就不对了。事实上,钱侍郎在山东的任期很短,第二年的拔贡考试结束后不久,他就卸任回京,官复本职,他这辈子始终从事文教和科举考试选拔工作,从来就没有担任过任何省份的巡抚,但他对于学谧的才华非常认可,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然不会给他这么高的分数。
很多莒地史志书郑重地记下了钱载的一句话: “ 真正让我心意相通、引为知音的,只有于学谧这一个年轻人罢了(得心契者,惟于生一人耳)。 ”
(嘉庆《莒州志》里的原文)
这是一句极高的评价。抛却行政职务,钱载本人还是乾隆朝诗坛 “ 秀水派 ” 领袖,著名大儒,在各地主持过多场科举考试,可谓阅人无数,所以这句评价不但认定了于学谧在青莱沂三府士子中的引领地位,还掺杂着忘年交的味道,超越一般的考官考生关系了。
问题是,钱载到底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从目前搜集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钱载和于学谧之间没有诗词唱和,于学谧的《焚余诗草》等作品集里也没有钱载的题跋。这句话最早见于嘉庆《莒州志》,于学谧的弟弟于学训也参与了修志 —— 于学训是举人,而且就凭当时于氏家族的威望和底蕴,他既不会也没必要去杜撰这么一条醒目的评语,所以搞不好这条口头语录之前就在莒州文人圈里流传多年。还有资料记载,钱载曾赠送于学谧题曰 “ 凤阁先声 ” 的匾额,我没能查阅到相关图片,看来这块匾额佚失了,但也不能就认为不存在。
综合以上分析,我觉得这句评语存在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钱载即便身居高位依然两袖清风,在退休后生活渐贫,晚年以卖画为生,家徒壁立,清贫度日,擅水墨兰竹,画风简淡古雅,于 1793 年去世,享年 83 岁。图片源自网络)
(三)
人生的戏剧性在于,高光之后有时会紧接低谷。
按照考试流程,乾隆四十三年即 1778 年,于学谧进京参加礼部复试和戊戌科朝试。他先是通过了礼部复试,第二关,过!
随后在朝试中,他的最终成绩为三等,无缘一二等的官职拣选,等于跳级失败,形同落第,只能按部就班,继续备考举人。
这个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尽管朝考的竞争确实激烈,但大家还是觉着凭于学谧的才名,考取二等教职还是问题不大的。
关于这次考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我查阅到的多数资料都归咎为 “ 应酬致病 ” ,说于学谧这次入京后,因才名太盛,各类唱酬交际沙龙纷至沓来,索求墨宝者络绎不绝,加之他体质孱弱,这么一圈圈地忙活下来,不堪其劳而病倒,最终强撑入考场,发挥失常落第。
这类说法很符合大众喜好的 “ 天妒英才 ” 类悲剧叙事,流传甚广。而且从逻辑上看也非常合理,毕竟于学谧在入京之前就得到钱载的高度评价,可谓是本科朝考的种子选手,不少人来提前结个善缘也是人之常情。至于导致他因应酬过多而致病,只能说时运不济,让人惋惜无奈了。
不过,我从于学谧自己及其友人的诗文中,却得出了和上述不一样的结论。
于学谧生平著作很多,但仅有《焚余诗草》传世,最初为清乾隆荣庆堂刻本,后由其裔孙于少山先生整理后,于民国二十二年铅印出版,是了解于学谧作品风格和思想见解的第一手资料。
在《焚余诗草》的附录中,收录了于学谧的友人伍稻云创作的一篇短文,名为《和章并序》。我把部分段落翻译成白话文,内容大致如下:
戊戌年暮春,我因参加朝考来到京城,在西河郡邸遇见我东海同年于靖之(就是于学谧,东海泛指当时莒州日照一带)。两人一对视就笑了,心意相通,毫无隔阂,各自拿出自己的诗给对方看,嗯,不错,臭味相投 …… 到了五月夏天,靖之先去应礼部试,结果没被列入拣选名单。我心想他必定懊恼难堪,正打算去安慰他,谁知靖之已经收拾行装要回山东,反倒来我寓所告别 —— 那天他穿着夏布衣、摇着羽扇,谈笑安然,一点恼色都没有,还说: “ 咱们这种人的胸襟,难道去跟名利争得失吗?何况身子骨正结实,往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 我很佩服他见识豁达,一般人比不了 ……
通过这段回忆描述,我们至少能确认两件事:
第一,于学谧自始至终就没提自己生病这件事,从他的举手投足来看,也不像是尚在病中或大病初愈非常虚弱的状态,而且三日后还和伍稻云饮酒告别, “ 激昂慷慨,兴会淋漓,夕阳西下始罢 ” ,感觉他的精力体力都不错;
第二,于学谧本人对这次落第看上去心态很正,表示不计较一时的名利得失(我辈襟期,宁与名利争得失哉),甚至有点完成任务如释重负的样子,刚考完试,还没等留国子监读书的手续办完,就迫不及待收拾行李要走人了。
但如果我们再仔细研读一下于学谧的诗文,就会发现在这种豁达之下,实则藏着深深的失落,一点也不像他面上表现得这般潇洒。
在《焚余诗草 · 自序》里,于学谧坦言自己四处游学,尝尽了奔波艰难,参加考试屡次落第,心里总觉得有一股郁结不平之气,喷薄得压不住(觉其中有勃郁不可遏者) ……
在《简诸同好》《与伍稻云别》《下第后宁阳道中》等诗作的字里行间,他更是流露出了满腔沮丧和郁闷 ——
“ 十年儒术未为珍,千里征衣漫惹尘 ” ,苦学十年也没被朝廷当宝贝,千里迢迢跑来又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 金门有路通霄汉,贱子无才负圣明 ” ,听上去更像是自嘲,谁叫我没才华呢,有负皇恩惭愧啊惭愧;
“ 最是不堪回首处,秋风榜下卖题名 ” ,对这次经历都到了不堪回首的程度了,真是心如刀割,气到胸闷 ……
伍稻云在《和章并序》无意中还提到了一件事,说自入京到五月开考这一百天左右,尽管离于学谧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二人却很少见面,直到考试成绩出来后,于学谧才带着纸笺急匆匆地跑来找伍稻云等几个好友,互赠诗词墨宝留念 …… 这恰恰说明,之前于学谧这人对考试的态度非常端正,多数时间一直在闭门读书,用心备考,没多少闲工夫去搞应酬。作为一名科考场的老手,于秀才很清楚这个时候是容不得半丝玩世不恭的。
至于应酬致病论,我个人估计是后人为强化 “ 悲情才子 ” 的人设而添油加醋的演绎。我承认这种讲述确实很精彩曲折,更吸引人,但实际上大概率没那么复杂。
于学谧的确是三府之地的才子名士,但到了朝考这个级别,对手同样也是来自全国各省的才子名士,最终录取名额又很少,落第实属正常。我这么说没有丝毫贬低于他的意思 —— 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考前认真准备、落第后强忍失落大大方方和友人道别、归途又在诗中尽情宣泄苦闷的样子,才更彰显出一位封建士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苦苦挣扎的正常状态,比单一的 “ 病弱 ” 形象更为真实丰满,丝毫不会影响后人对他的敬仰之情。
世事维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另外,通过伍稻云在短文中形容自己 “ 白眼向天,拔剑斫地,嵚( qīn )崎历落,为人所笑 ” 的精神状态来看,这位仁兄在这次朝考中显然也没能进一二等,和于学谧一样,铩羽而归。
(四)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年仅三十岁的于学谧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心。
关于他离世的原因,据传是因为他的妻子白玉女士先亡,由于夫妻二人多年来伉俪情深,导致于学谧悲痛过度,加之原本体弱,所以很快就撒手人寰,随之而去。
这个说法我没找到确凿证据,但也合乎情理。因为白玉女士在很多资料上都被形容为才女, “ 通经史,工韵律,书法绘画,无不涉猎 ” ,日常和于学谧夫唱妇和,堪称绝配。
至于白玉的出身,不同资料有不同说法。其中的主流观点,是说她是当朝宰相刘墉的侄女,刘墉是诸城人,对于学谧不陌生,爱慕其才就把侄女嫁给了他,后来于学谧能投身韩理堂等夫子门下读书,也是亏了妻子的引荐。
(刘墉因为《宰相刘罗锅》这部电视剧而闻名,其实严格说清代没有宰相这个职务,刘墉的最高官职是体仁阁大学士,另外史书记载他 “ 体貌丰伟,声如洪钟 ” ,考古推算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且脊椎无驼背病变,年轻时是个绝对的帅哥。 图片源自《宰相刘罗锅》剧照)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只是刘墉本人的亲兄弟只有刘堪一人且早亡,刘堪仅遗一子叫刘镮之,如果真有个侄女的话,也只能算是老家里的远房侄女了。相较之下,我觉着另一说更为精确可信:于学谧有两位太太,长房为陈家春生秀才陈有相之女陈氏,二房就是白玉,她是诸城逄( páng )戈庄监生刘秉巽( xùn )之女。逄戈庄是刘墉故里,刘秉巽先生或是刘墉的远房族亲,而这也算是印证了我在前面的猜测。
于学谧的一生,如流星划过,短暂而璀璨。
拨开传说轶事里的缭绕云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才华横溢又渴求上进的年轻士子在踯躅前行。他的诗作遗稿,连同那些被澄清或未被澄清的轶事,如今都化作了一缕墨香,沉淀在莒地的文化记忆里,让后人在翻阅史志时,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两百余年、温热而真实的生命气息。
于学谧只生有一子于湘兰。于湘兰近乎完美地继承了父亲的特长,善书画,精诗文,道光年间成为岁贡,曾出任文登县训导。更有趣的是于湘兰的儿子于长龄(字寿山),后来也成为莒地书画大家,并在同治年间获恩贡。
祖孙三代,三位名士,三位贡生,一门风雅,传为美谈。
佩服!
( 供稿: 林晓杰,AI配图:贾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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