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五月，菜市口的刑场上，一个举人被绑上刑架。
他叫王维勤，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周各庄人。按清代乡里的眼光看，举人两个字，本该是护身符。
可那天，护身符没了。
留影里，他赤着上身，面向围观人群，眼神里只剩恐惧。有人后来把他称作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更稳妥地说，他至少是清末最后一批被处以这种极刑的人之一。
这中间隔着一桩血案。
王维勤不是寻常乡民。
他是光绪二十年的举人，家里也不是单门独户。王家在周各庄有田产，有功名，有亲族在地方衙门里当差，还有人在京城办事。
在乡下，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一张网。
李家也在同村，家资不薄，人丁也旺。两家平日里本就有嫌隙，真正把事情点着的，是一头猪。
光绪二十五年前后，周各庄连日下雨，李家的猪跑出来，踩坏了庄稼。王维勤抓住这件事，把猪杀了，又拿青苗损失去压李家。
李家不服。
冲突从乡间口角，变成了官司。王维勤借着自己的身份和人脉，把李家家主李际昌拖进了牢狱。
这还只是开头。
李际昌的儿媳大李马氏去王家求情，事情随即闹到不可收拾。此后，两家虽一度谈过和解，却没有真正收住手。
一块本该写字的碑，成了裂口。
王维勤答应为大李马氏立碑，最后送去的却是无字碑。李家不肯撤案，王家也不肯退让。
乡里人都看着。
谁也没想到，下一步不是再告一状，而是杀人。
庚子之后，地方动荡，团练、剿匪、票匪这些名目，在许多村庄里都有了新的分量。王维勤借办理团练之机，把李家说成与匪人勾连。
这个罪名太重。
一旦扣上，杀人也能被包装成办案。
光绪二十七年前后，李家遭到大难。李际昌一家多人被害，财物也被查抄分散。王维勤对参与者说，李家地亩财物可以分给出力的人，其余零碎物件送到县衙，官事由他料理。
话说到这里，已经不是私怨了。
这是把整桩血案，塞进地方权力的缝里。
李家没有全灭。
小李马氏活了下来。
王维勤原以为，她一个妇人，丈夫已死，家门已破，不会再掀起风浪。有人还盘算着把她卖给别人，换些银钱。
她逃了。
从抚宁县到更高衙门，她一路告。有人拦她，有人吓她，有人把帮她的人打成讼棍。可她手里能抓住的，只剩状纸。
状纸很轻。
压下去的人却很多。
有官员听到王维勤是举人，第一反应便是不信。一个有功名的人，怎么会杀人？这层成见，几乎成了王维勤最硬的一道门。
小李马氏就一遍一遍敲。
最后，她告到清末新政中设立的工巡局处。事务大臣那桐接下案子，王维勤案才真正翻了身。
《清史稿》给那桐留下过一句很短的记载：他平反王维勤冤狱，商民称颂。
短短几个字，背后是李家人的性命，也是小李马氏几年的奔走。
朝堂上也不是一片同声。有人认为案情太大，恐怕有诬告；也有人主张严讯。等到案情坐实，王维勤再有举人身份，再有地方关系，也挡不住判决。
刑名是凌迟。
这两个字，在清代律例里属于极重之刑。它不只是杀人，还要用身体示众，让人看见国家刑罚最冷的一面。
王维勤偏偏赶在废除之前。
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奏请删除重法，凌迟、枭首、戮尸被永远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可王维勤行刑在光绪三十年五月，离那道废除酷刑的命令，只差不到一年。
差一年。
就是生死之间的另一种深沟。
菜市口那天，围观者很多。西方看客拍下了行刑照片，王维勤被吊起，身体交给刽子手，面前是密密的人群。
他大概明白，自己的功名、家族、钱财、门路，全都到头了。
曾经一句话就能让李家进牢的人，这时只能面对刑架。
留影定住了最后一刻：菜市口刑场，木架旁的刽子手举起刑具，王维勤仰着脸，眼睛望向人群。那张脸上，已经没有举人的体面，只剩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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