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万人已经压到东南沿海，粟裕手里的作战报告还没有冷下去，台湾那边先传来一个坏消息：老郑变节。
这四个字，落在一九五〇年春天，不是普通的叛逃。
老郑不姓郑，真名蔡孝乾。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台湾彰化人，早年离台到大陆参加革命，还走过长征。
他知道谁在岛内活动，谁负责交通，谁接收情报，谁能接近国民党军高层。
名单在他脑子里。
这才要命。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方面退守台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毛泽东很早就盯住这一步。
六月，中央军委电示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研究解放台湾问题。上海解放后，粟裕把目光从长江口一路投向海峡。
可台湾不是淮海战场。
淮海能靠大兵团围歼，台湾隔着海峡。人可以有，枪可以有，船、飞机、登陆训练，一样少了都不行。
粟裕自己也明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原来预定当年打台湾，可有关单位没有准备好，当年不能打了。
他没有硬上。
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粟裕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把话讲得更重：渡海作战是一个新的问题，是现代化作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指导。
这不是怯战。
这是算账。
三野先准备八个军，后来随着海南、舟山一带国民党军陆续收缩，台湾守军增强，作战规模也跟着加大。
到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三野战军决定以三个兵团、十二个军约五十万人投入对台作战准备，粟裕任前线总指挥。
五十万人，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
沿海的船只要征集，登陆部队要练渡海，海军、空军要补短板，伞兵也被纳入设想。
远在苏联的毛泽东，还专门就起义伞兵部队致电粟裕，要求加强政治训练，把这批伞兵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战场的另一端，岛内地下工作也在推进。
吴石就在那张网里。
他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代号“密使一号”。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州解放前夕，他奉调去台湾。
临行前，他冒着风险把一批原定运往台湾的军事档案留在福州。
到了台北，他能接触台湾海防、部队部署、军事计划等要害情报。这些东西，对准备渡海作战的粟裕来说，不是纸面材料。
那是潮水、滩头、火力点。
那是第一梯队能不能站住脚。
朱枫随后奉派入台，作为交通员同吴石联系。她在岛内停留四十多天，多次接收情报，再设法转送出来。
很多人以为，解放台湾只差粟裕一声令下。
可真实的难处，藏在这些往返的交通线里。
金门失利已经给过警示：船只不够，后续梯队接不上，登陆部队一旦孤悬海上，优势兵力也可能被海峡切碎。
粟裕不能再赌。
所以他要情报，要船，要空中掩护，要登陆训练，要所有环节一环扣一环。
偏偏断的，就是情报这一环。
一九五〇年三月，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叛变。
他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脱，可再次落网后，很快供出掌握的组织情况。随后，台湾地下党系统遭到大搜捕。
刀先落在隐蔽战线上。
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捕、审讯、杀害。
吴石也暴露了。
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相继被捕。国民党方面随即调整防务，已经送出的部分军事情报，价值大打折扣。
一张地图，忽然变旧了。
一份海防部署，忽然不再可靠了。
粟裕原本面对的是海峡、风浪、船只、空军短板；蔡孝乾叛变后，又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黑雾。
前线不是不想打。
是不许糊涂打。
六月二十三日，粟裕正式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方案。他把最大问题列得很清楚：渡海船只、登陆突破、突破后怎样打退敌人机动部队和坦克反击。
他还提出建造运输舰艇、加强海军航空队、造无坐力炮、集中战车和战防炮训练、扩编伞兵等建议。
报告递上去两天后，朝鲜战争爆发。
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这一下，局面彻底变了。
蔡孝乾叛变，毁掉的是岛内接应和情报网；第七舰队入峡，挡住的是海上通道。内线折断，外力插手，五十万大军的准备被迫悬住。
七月，粟裕又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准备应对朝鲜方向的危局。
东南沿海的船还在，训练还在，部队还在。
可主战场已经转向东北。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杀害。
吴石留下的绝笔里有一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那一天，海峡没有渡船启航。
粟裕后来仍念着台湾。一九七七年，他还在战备提纲里建议，解放台湾问题需要有一个总的预案，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
多年以后，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上，刻着八百多位在台牺牲烈士的名字。
风从石墙前吹过。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名字并排在那里，蔡孝乾这个名字，则被钉在另一页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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