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台北，邱清泉的遗孀叶蕤君第三次踏进了行政院的大门。三个月前她第一次托人递信，求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关照阵亡将领遗属，得到的只有“按例核发”四个字的批复。
此时邱家家中四个孩子等着学费，房租欠了两个月，小女儿看病还欠着医药费，然而最而走投无路的她没料到，最终伸手拉邱家一把的，不是位高权重的陈诚，而是彼时在装甲兵司令部任职的蒋纬国。
世事本难料
世人谈及邱清泉，大多关注的是他那个“邱疯子”的名号，但是很少有人留意这位中将战死后，一家老小的颠沛流离。
1949年1月邱清泉在陈官庄身亡，消息传到南京，叶蕤君当场昏厥，然而她醒来后第一件事是收拾行李带孩子南逃。
从南京到福建，邱家人一路辗转最终被我军截获，然而我军在查明这一行人的身份后非但没有为难，反而向其发放了路费和通行证明，让她们自行选择去向。
最终叶蕤君还是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登船去了台湾，原配黄氏与长子邱国贤同行。在基隆港下船时，她怀里除了孩子的衣物，就只剩邱清泉的几件勋章和蒋介石亲笔题写的“碧血丹心”挽幛。
此时台湾物价飞涨，当局财政捉襟见肘，阵亡将领的抚恤标准一降再降。国防部核发的一次性抚恤金到手后，只够付半年房租与两个孩子的学费。
剩下的缺口全靠叶蕤君重操旧业做护士补上，然而常常要熬到深夜才能回家。
邱清泉生前性格狂傲，在军中树敌不少，嫡系之外少有深交，他活着的时候凭战功和蒋介石的信任站稳脚跟，一旦身故，往日的人脉便大多作鸟兽散。
这样的日子撑了一年多，家里积蓄见底，小女儿的病又迟迟不见好，叶蕤君才硬着头皮去找陈诚。
邱清泉生前虽属黄埔系，但与陈诚一手打造的土木系素来交集不深，甚至在豫东战役后因指挥权责问题有过公开龃龉。
陈诚主政台湾后以铁腕著称，凡事强调制度与规矩，对战败撤台的将领遗属并无额外关照的打算。
实际在当时不少败军将领家属上门求助，但是大多被以“财政困难”为由挡回，邱家也并非特例。
叶蕤君前后三次登门，前两次连陈诚的面都没见到，第三次由秘书转达了正式答复，意思是抚恤已经按最高标准核发，当局没有额外预算，让她“自行克服困难”。
二公子出手
就在叶蕤君四处托人无门的时候，蒋纬国主动找上了门。
蒋纬国当时负责装甲兵部队的人事与抚恤联络，在整理阵亡将领名册时看到了邱清泉的名字，又听第二兵团旧部说起邱家的窘境确实难过，于是便特意抽了时间登门探望。
蒋纬国的性格在军中素来有口碑，他早年就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下属与故友，薪水大半都花在了旁人身上，自己过得十分俭朴。
蒋纬国没有只停留在口头慰问。他亲自跑了国防部的抚恤部门，调出邱清泉的服役档案重新核算抚恤标准，补上了之前漏发的两笔家属生活补助；又联系了台北的两所中学，为邱家两个适龄孩子申请到了公费就学名额，免去了学费和杂费；最后还托相熟的朋友找了一处军方闲置的宿舍，租金比市价低了近一半，让这一家人从逼仄的出租屋搬了过去。
当时生活困难的老兵老将家属有很多，要是都像这么留住，蒋纬国也扛不住。所以这些事他没对外声张，只让副官交代邱家，有困难随时找装甲兵司令部的联络处，不用再四处求人碰钉子。
对其有人骂陈诚冷血无情，其实也不能这样一言概之，只能说当时的身份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陈诚作为台湾当局的二号人物，要全盘考量台湾的财政与政局，战败撤台的将领遗属数量众多，一旦为邱家开了特例，便会引来更多诉求，于他而言，严守制度是最稳妥的选择，谈不上刻意针对。
而蒋纬国身处权力核心的边缘，没有那么多政治考量，更看重人情与旧谊，加上他自身身世的特殊，对落魄之人多了几分共情，愿意做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
在蒋纬国的帮助下，邱家在台湾的日子就此安稳了不少，叶蕤君不用再熬夜打两份零工，孩子们也能安心上学。后来她带着几个孩子移居美国，临行前特意带着孩子去蒋纬国府上道谢，蒋纬国只说都是同袍后辈该做的，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别辜负了父亲的名声。
此后几十年两家偶有书信往来，蒋纬国去世时，邱家的孩子还特意托人从美国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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