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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排除了这些共管的方案，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以英国军队独立收复香港。除了在军事上制定计划，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外，英国还向香港派出大批间谍，以配合日后的军事行动。
1、英国战后抢收香港的图谋
从1944年起，英国开始培训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英国还在盟国间广泛宣传，应由英国人首先占领香港，因为香港是在英国手中失陷的，此事关系到英国的国家荣誉，因此香港应由英军收回。在争取盟国支持的同时，英国也展现它不容在香港问题上被他人左右的坚定立场。
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途经伦敦时，劝说丘吉尔放弃对香港的控制，但丘吉尔断然拒绝。丘吉尔以他特有的语气强调，他将为香港斗争到底，“除非踩过我的尸体，否则休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大英帝国不要求得到什么，也不放弃什么。对于丘吉尔的这一说法，生性直率的赫尔利的反应与其他圆滑的政客大不一样，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已经使英国得到了很多，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大英帝国已经输掉了。说英国不想得也不想失，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不准确的，英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很多。
赫尔利又指出，如果英国不愿遵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继续占有香港，俄国人将有可能对中国的北部地区提出要求，使形势更加复杂化。对此，丘吉尔竟声称“英国根本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英参谋总长报告了参谋总部拟订的向香港派遣舰队，接受日军投降和在香港建立军政府的计划。英国关于重占香港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
8月14日，即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军方已向东南亚战区的最高统帅蒙巴顿发出命令，由英国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
对于利用日本战败之机，从日军手中收回香港，国民政府并非全无考虑。外交部欧洲司在1945年8月提出的一份文件便主张收回香港，至少也应收回九龙租借地。该文件指出，1842年英国割据香港的理由是为修船和贮料，如今，这一理由已不复存在。为世界永久和平计，应该消除像香港这样可能导致国际摩擦的因素，因此，中英两国应对这一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而九龙为租借地，英国既已宣布废除在华一切特权，就应将该地归还中国。
现在各国租借地都已归还，唯独九龙不还，实属无理。英国当初租借九龙，说是为了保卫香港，太平洋战争已经证明此说毫无意义。因此，中国应立即与英国进行谈判，收回香港。文件还提出一个相当可取的建议，即以精兵沿广九铁路直袭港九，捷足人据港九，先为外交谈判创造一个有利条件，再与英方交涉，至少要收回九龙租界地。起草者认为，只要中国举国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慎重推进，外交、军事、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互相配合，香港一定可以回归祖国”。
2、蒋介石的一再退让
尽管蒋介石在1943年中英订立新约时，曾在日记中表示，要利用战后时机不惜以武力收回香港，但当这一时机终于到来之时，国民政府实际上并无准备。蒋介石显然改变了他的初衷，没有采纳立即出兵港九的建议。相反，蒋介石却公开表明了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8月14日下午，蒋介石在会见薛穆时声明，中国政府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利，但希望最终能解决香港问题。
这意味着中国同意英国在战后回到香港，然后再以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近期内中国将不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极端措施，这无疑是给英方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这样，国民政府放弃了在战后接管香港的设想。但是，国民政府却坚持，应由中国军队来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由中国受降以后，再转交英方接收。但英国政府认为，如果由中国军队主持受降，英国再从中国手里接收香港，那就会有很多麻烦。因此，英国力争在香港的受降权。
在受降问题上，英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根据以往战区的划分，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全境和印支北纬16度以北地区，香港无疑处于中国战区，而与英国人任统帅的东南亚战区毫不相干。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向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达了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
其中，关于中方主持受降的范围是这样划定的：
“在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支的日军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由蒋介石大元帅受降。”
香港显然被划在中国军队受降区之内。
但是，英国人对这一命令有着自己的解释。8月16日，英国先发制人，照会中国政府，通报英国政府正在安排必要的英国军队重占香港，并恢复香港行政。中国政府当日复照指出，香港不在东南亚战区的范围，英国的要求“与杜鲁门总统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受降命令不相符合”。
中国政府同时表示，中国将尊重英国的一切合法权益，香港问题最终将通过外交渠道加以解决。对此，英国的答复是，“无论战区如何划分，只要是主权有效之地，英国政府都要恢复其权威，并在自己的领土内接受日本投降”。英方还辩称，一号命令仅规定中国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受降，“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于是，中英双方都把目光转向一号命令的发布人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他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明确解释。
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声称“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总命令解释成含有把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也于同日致函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由于香港位于中国战区之内，我认为，向英国人指出这一点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即香港的最终地位问题暂且搁置，那里的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或其代表投降”。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虽然在内心并不赞成英国恢复过去的殖民统治的做法，对中国有某种同情，但这种同情远没有达到愿意为了中国而与英国公开对立的程度。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英国是其最主要的战略伙伴。因此，当要在中英两国之间作出选择时，美国自然倾向英方。杜鲁门经过与国务卿和参谋长们的商量，决定修改一号命令，把香港的受降明确划出中国战区之外。8月18日当天，杜鲁门就向艾德礼表示了美方的这一立场。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于8月21日再电杜鲁门，反对任由英国政府曲解一号命令。蒋介石要求，如果杜鲁门尚未电告英国同意其受降，则最好不要作任何事来改变以往的决定，“现在改动受降命令会造成不良先例，从而可能导致在香港以外地区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电报已经发出，则应要求香港的日军在受降仪式上向中国战区统帅的代表投降。蒋介石同时保证，"受降以后，我将授权英国军队登陆，重新占领香港岛”。美英军官也将受邀参加这一仪式。
此时，杜鲁门已不可能改变决定。他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由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为了淡化中方必将产生的美国偏袒英国的印象，杜鲁门表示，受降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具体的军事事务问题，他重申了贝尔纳斯对宋子文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同意英国受降，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国对于香港未来地位的观点”。他希望蒋介石“以合作与谅解的精神看待此事”。
由于美国改变了态度，蒋介石当然不想冒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与美英对抗的危险。况且，中国军队也没有做好快速占领香港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退让。他于8月23日致电杜鲁门，表示同意授权一位英国司令官在香港受降。所谓授权，只是保持象征性的权力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说法。杜鲁门当即复电，对蒋介石的体谅表示感谢。次日，麦克阿瑟向日军发出命令，令香港日军向英国军官投降。
然而，英国连蒋介石授权英国军官受降这样的办法也不愿意接受。8月27日，薛穆奉命口头告诉蒋介石，香港的原状必须恢复，英国不能接受中方关于英国军官应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英国领土上受降的建议。他还通知说，英国政府已经任命海军少将夏悫主持受降。
既然英国已经指定夏为受降官，蒋介石便坚持，夏悫应作为由他授权的受降代表。英方不愿意有这样的授权。对于英国竟然连这样的面子上的让步都不允准，蒋介石只得作出强硬的表示：“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此后，又经过若干次的交涉，在蒋介石表示了非常严厉的态度，且薛穆也发出如英国继续坚持下去将会大大有损中英关系的警告后，英国才作出让步，同意由一英国司令官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受降。8月30日，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9月16日，英国海军少将夏以英国政府代表和中国战区统帅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的投降。香港又重新回到英国的统治之下。
3、何以错失收回澳门时机？
对于澳门，中国也同样错过了借助于战争的胜利结束而予以收回的机会。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界在要求收回香港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澳门的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曾于1945年9月间致电中国驻葡公使，令其向葡萄牙政府表明中国收回澳门的愿望。此时，张发奎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已经开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澳门军警不足千人，要以武力收复澳门可说易如反掌。第二方面军的将领认为，只要一个营便可拿下澳门。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以武力收回澳门的打算。面对一些将领的迫切心情，蒋介石还曾下令要他们保持克制。
但第二方面军的一些将领和广东地方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10月，在国民党澳门支部的组织下，澳门华人举行集会游行，开展了反对葡萄牙统治的斗争。与之毗邻的广东中山县民众也纷纷组织声援团体，进入澳门。对此，澳门当局采取高压措施，严厉取缔澳门华人的反葡运动，并封锁关闸，限制内地民众进入澳门。
针对澳门当局的这些举动，广东方面遂以有日本人匿居澳门为由，要求澳葡当局立即引渡这些日本人，并声明中国军队保留进入澳门搜捕日犯的行动自由。11月，张发奎令其所属部队对澳门实施武装封锁，并在澳门附近进行夜间实弹演习，一些炮火掠过澳门上空而去。这给澳葡当局造成极大震动和恐慌。澳葡当局一面通过港英当局向南京政府求情，一面向广东当局表示，愿将所有在澳门的日本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置，并引渡汉奸，查封其资产；允许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澳门，不受任何限制；允许中国方面的一切党团在澳门公开活动；允许在澳华人有集会游行的自由等。
国民政府此时并无立即收回澳门的计划。12月下旬，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中国军队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
但是，社会上要求收复澳门的呼声并未平息。1947年春夏间，接连发生了澳葡当局扣留中国渔船和葡警在关闸处打死华人的事件，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更加高涨。国民参政会曾通过“及早收复”澳门的议案。不少省市的参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立法院也向外交部提出了通过交涉收回澳门的建议。但是，由于中国此时正处于大规模的内战之中，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全力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收回澳门的问题实是无暇顾及，被搁置起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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